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三级台阶——以斯蒂芬·哈尔西、王柯和孔飞力的相关论述为中心

在传统国家走向现代国家的历史进程中,现代国家的诸多要素逐步配置到位,其过程大致可以区分为“三级台阶”。依照“三级台阶”的分析框架,斯蒂芬·哈尔西、王柯、孔飞力的相关论述为我们分析晚清时期中国探索如何构筑现代国家的三级台阶提供了精彩的范例,但全面把握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三级台阶需要在理论上更深入地揭示现代国家结构上的整体性、成长过程的顺序性、发展进程的紧张性和内外格局的约束性。

孔飞力教授与海外华人研究——在哈佛访孔飞力教授(Professor Philip A.Kuhn)

著名汉学家孔飞力教授在哈佛开设“海外华人”课程, 致力于推动北美地区的海外华人研究。他认为, 海外华人问题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 有许多重要的内容需要去做多方面的研究。同时, 他亦强调, 在研究海外华人移民问题的时候, 必须把国内的移民研究与海外的移民研究结合起来分析, 以寻找二者的共同性和规律性。为此, 孔飞力教授重新提出了他的“历史资本”一说。此外, 对于近年来中国本土的海外华人研究, 他给予了很高评价, 认为不但成果丰富, 而且方法科学, 有助于西方学者对此项问题进行深入了解和仔细探究。他相信, 在继续推进海外华人研究方面,哈佛将会有更多的工作值得去做。

走向理性国家——孔飞力的国家观

孔飞力先生研究中国的三部力作先后被译介到中国，2002年出版的英文版《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接续《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1990年）以及《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970年）的核心问题而来，尤其是《叛乱》中所提到的传统／现代国家合法问题。三部作品之间具有内在的连贯性，始终如一地探讨帝国的内在结构和知识资源对国家转型的深远影响，而非孤立地寻求外部因素解释中国现代国家的缘起。将三部作品关联起来分析，更能够体会到孔飞力对中国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深刻理解。

“孔飞力难题”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性之困——读《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被誉为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大家”之一的孔飞力，积多年之努力，终于完成了其颇为自负的大作《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该书篇幅不大，但精深博广，充满睿智。

法律史的另一种写法?——孔飞力《叫魂》读后

《叫魂》一书从其名字来看,我们会下意识地把它归人流行小说类的读物。该书封面的背景颜色为深紫色,左下角是四个着藏青色服装或鞠躬状或仰天状的清代人,他们周围镀以白光,头部是墨黑色,看不到任何表情,与书名相对应,颇具阴森恐怖之感。该书的印数是25000册,作为一本学术书籍,这种数量是非常可观的,足可见其分量和出版者——上海三联书店对其寄予的厚望。封面的内侧有作者孔飞力(Philip A.Kuhn)教授的相片和简介,这张照片估计是他在中国历史档案馆做研究时所拍,一头的银发,微笑而平和地看着你,吸引你进入到他的研究世界中去……

胥吏规制与现代乡村社会秩序的建构——评孔飞力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孔飞力的新作《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提供了理解我国现代乡村社会起源的新视角。面对着传统乡村社会的全面危机,魏源提出强化国家的政治控制、减轻乡村负担的方案,冯桂芬主张应在乡村地区实现以选举为中心的乡村自治,不过最终都未能遏止乡村社会危机的愈演愈烈。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与农业集体化运动,消灭土豪劣绅阶级,彻底解决了传统乡村社会的危机,建立起对乡村地区的全面政治控制机制的现代乡村社会。

想象的危机——评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是运用法律史资料闯入更深刻的问题领域的成功范例,从人口、生存竞争与流民、民间的信仰世界、无权时代的"权力幻想"等三个方面阐释了"叫魂"事件的社会根源。清代"叫魂"事件的发生及扩散是多种因素综合反应所引致的想象的危机。

试析孔飞力《叫魂》的治史方法

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以"叫魂案"为中心,运用史料史、社会史、心理史等微观史学方法,重现了一起发生在中国清朝乾隆年间的妖术恐慌事件。书中不仅分析还原了乾隆年间真实的社会状况,而且再现了1768年清朝上至皇帝、王公贵族,下到民众、不同社会群体对此事件的理解和反应。作者在深刻分析妖术恐慌背后所反映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同时,也展现了文化史的独特魅力。

美国“汉学三杰”孔飞力著作《他者[的华人》[文版首发

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的著作《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中文版首发式3月12日在广州暨南大学举行.孔飞力是美国著名汉学家,与魏斐德、史景迀并称为美国“汉学三杰”也是继费正清以来,欧美汉学界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之一,今年2月11日在美国逝世.其著作包括《叫魂-1798妖术大恐慌》、《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等书。

重寻“现代”历程——对孔飞力近代中国演进中根本议题的思索

对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的学人来说,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的名字并不陌生。作为一名杰出的历史学家,在他的著作《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叫魂:19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二书颇受中国学者重视。孔飞力在这两部著作中将关注重点定位于地方及社会下层,通过描述某种社会现象在基层的表现来透视整个帝国背后社会控制所潜藏的危机,这种研究取向启发并影响了众多学者。

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三级台阶——以斯蒂芬·哈尔西、王柯和孔飞力的相关论述为中心

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中国需要保持自身的战略定力,以回应由此带来的巨大挑战。如果说,保持战略定力有赖于各种条件的支撑,那么,在实践上推进中国现代国家建设无疑是最为关键性的条件。从这一角度看,以中国一百多年现代国家成长的实践经验为参照,基于现代国家建构理论,整体把握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基本进程,梳理其演进的先后顺序和发展格局,展示其遭遇的诸多约束性条件,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中一项不可或缺的学术工作。

美国汉学家孔飞力

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1933—2016）,美国著名汉学家。1933年出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被认为是美国第二代汉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他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主任,获得过包括古根汉姆学术研究奖在内的多种学术荣誉。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史、政治史，后转向海外华人移民史研究。2016年2月11日，孔飞力逝世，享年83岁。

华服上爬满了虱子——读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孔飞力(Philip A.Kuhn)任哈佛大学历史系和东亚语言文化系讲座教授。他继承并改良了费正清学派代表性的'冲击一回应'说,曾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本文主要从'他者'视角和话语权利理论两个方面研究《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去探索叫魂者的他者地位和集体失语的现象。

权力的游戏:《叫魂》与《山东叛乱》比较研究

《叫魂》和《山东叛乱》集中体现了孔飞力、韩书瑞的“中国中心论”的研究思路。前者通过1768年“叫魂”妖术恐慌,揭示中华帝国的权力运作,后者通过1774年王伦起义,揭示乾隆朝民间宗教与农民叛乱的关系。前者分析“叫魂”妖术恐慌的传播机制,倚重因果律,使用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传播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后者探究王伦起义动机,反用因果律,使用了政治学、宗教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两书巧用清宫档案和地方志书中的一手资料,做到了谨严性与趣味性的统一。两书均采用全知视角,前者的叙述者冷峻犀利,后者的叙述者“慈悲”为怀。在中国传统社会扮演重要角色的士绅,在两书中却看不到他们的实质性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从华人移民看到他者

孔飞力先生经过多年酝酿与写作的《Chinese Among Others：Emigrationin Modern Timmes》早在2008年就已出版，引起国际移民及中国史学界的高度关注与积极评价。憾多年来无中文版，

冲突与对话:双重视角下的社会阶层互动——《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解读

孔飞力将1768年的"叫魂"事件贯穿于整个清帝国统治基础和社会生活结构中,并以此深入细致地勾勒出了该历史事件中下层民众、官僚阶层和皇帝三者之间是以怎样的互动方式处理此类危机事件的。孔飞力所构建的历史研究路径对在冲突与对话的双重视角下解构和探究历史事件的深层因素提供了可靠的学术借鉴和参考价值。

从乾隆到毛泽东

在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1］中，乾隆皇帝与毛泽东，像两座山峰一样，分别耸立在其历史叙事的开端和结尾。而这本书集中处理的问题，在我看来，就是在这两个伟大人物之间短暂而漫长的时光里，

巫术、科学与政治

达恩顿的《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和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两本微观史学著作出版以来,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这两位当代著名历史学家运用文化史学的研究方法分别描述和分析了18世纪发生在法国和中国的两起事件——“催眠术”和“叫魂术”。这两个事件其实都是“巫术”,前者借用科学之名,后者则和中国传统中的魂灵相结合,但最终都演变为重要的政治事件。法国的催眠术大师们认为他们的“科学研究”受到了权威的压制,因而他们要奋起反抗,并通过这种反抗争取平等、民主、自由等,从而传播了启蒙思想,并进而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先导;清政府则通过捉妖、镇压“叫魂”运动强化了封建专制统治。两位作者摆脱了对历史的宏大叙事,讲述了一个个生动的故事,通过这两个“巫术”事件将社会各个阶层的状况、社会心态、大众心理、政治运作机制等综合起来分析,将当时社会的万花筒生动形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这种研究角度和叙事方法可以给我们的历史研究以新的启迪,同时也说明了在全社会提升公民科学素养的极端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