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颜氏家族正字观念及其对字样学的影响

宋齐至隋唐时期,琅邪颜氏家族以儒学传家。自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始,后代子弟秉承家学,对社会用字现象给予密切关注。以《颜氏字样》《干禄字书》《韵海镜源》为代表的颜氏字书规范了社会用字,促进了唐代字样学的发展。

唐代字样学通俗术语考

唐代正字运动中形成的字样学文献,对待文字的态度是既要以《说文》为本纠正讹俗字,又要尊重社会用字的现实,总体态度是倾向通俗的。在此背景下形成的有关字形的种种术语,既反映了当年正字运动的现实,又可从中看出其对后代文字学的影响。

《颜氏字样》与唐代的字样学

本文考证英藏敦煌文献斯388《正名要录》的作者为唐初郎知年,同卷所载字样书残卷为经郎知年修订过的《颜氏字样》,进而考察总结出当年《颜氏字样》的面貌。结合《颜氏字样》和《正名要录》材料,探讨了郎知年的主张和贡献,描绘了唐代字样学的兴起和发展。

字样学及研究价值论析

字样学是中国文字学的重要分支,是现代汉字规范化的源头。然而元明以降便已不为人重视,以致现今文字学分支发展失衡。文章通过对字样学之名义、分类范围、兴废原因、成果述要以及价值意义的揭示,期冀能对该学科的研究产生积极的作用,并推动汉字规范化的顺利进行,避免再走弯路。

初唐字样学文字观新证

唐兰早在20世纪就主张文字学应分为五大派,并强调字样学属于近代文字学研究范畴。[1]19然而,字样学研究领域一直存在调查方法比较片面,结论缺乏实证支撑等问题,特别是对初唐字样学著作文字观的考察还有待深入。敦煌出土斯388号写本①所载两种字样书均成书于初唐,又与颜师古《字样》有着密切的联系,是研究初唐字样学的基础资料,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有鉴于此,我们拟使用一种兼顾理论与实证的研究方法,尝试性调查斯388号写本蕴含的文字观,并借此将这种崭新的综合调查方法广泛推广,可以给我国字样学乃至汉字发展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值得深入探讨。

字样学通字新诠――以《干禄字书》为例

"通字"是字样学特有的概念,以往的研究仅关注其行用时间的长短,但文章研究结论认为:通字的性质,并非单指行用时间的久暂,同时也指该字级行用的范围,二者中当以行用范围为先。文字发展是动态的演进过程,社会实际用字中的新增、新出字,无法以"相承久远"定性,"俗""通""正"三类字级的判定亦同此理。这一结论,对以往的研究成果多所订正,亦成为研究中古汉字发展史、字样学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试论唐代字样之学

唐代字样之学源于我国古代的语文规范化运动,形成于唐代的正字运动过程中,是在直接继承汉末熹平石经、魏三体石经基础上发展而来,以唐太宗命颜师古等刊正经籍为始,在书法家及政府的参与下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应用,对后世汉字规范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全面论述了唐代字样之学的产生背景、主要代表人物颜师古对唐代字样之学的贡献、唐代字样之学在颜元孙、张参时期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唐代字样之学对后世汉字规范化的影响。

《〈干禄字书〉笺证》与罗振玉早期文字学思想

罗振玉堪称近现代金石学研究集大成者。相较后来的古文字学研究成就斐然,其早年学术思想的梳理鲜有专门成果出现。藉由对颜真卿书艺的热崇,对正统思想的坚守,以及《说文》在其治学中的重要地位,罗振玉撰作了《〈干禄字书〉笺证》。在未有实物资料佐证下,罗氏认识到《干禄字书》是为"时用"而作,并指出许多字组看似舛误,实际为从俗形体的忠实记录,而非考证疏失。罗氏不以社会用字频率判定正体与否,而是注重正字理据的合法性,通过补具经典文献(包括隶省)所析构字理据,来交待字形俗、讹、正的流变。可以看出,是书蕴含了现代科学文字学的理念,并影响到孙祖同和俞鸿筹《笺证补》的形成。罗书作于甲骨、敦煌发掘之前,是今人探析其学术思想历程的重要对象。

“张参”生平及《五经文字》流传问题考辨

在汉字规范史上,唐代张参的《五经文字》是里程碑式的官方文件,极具经学、史学、文献学研究价值。然而因史籍对《五经文字》作者张参记述过于简略,导致相关研究结论多有分歧。文章根据两《唐书》记载及唐代提到"张参"的文献十六条,逐条梳理后认为,国子司业张参大致生于唐睿宗朝(710-712)至开元初年,重名者李勉幕府判官"张参"、唐人诗文中"张三"均非《五经文字》作者张参。文章还得出结论:《五经文字》成于众手,作者还应包括颜传经等儒官;是书收字量非《序例》上自云数字,实为3250;收字范围十一经,并无《孝经》;成书过程及流传,乃先由大历张参朱批墙上、颜传经等整理、书于论堂屋壁、大和元年改刻木板、九年镵于开成石经之末、乾符三年孙自牧以家本勘误、明嘉靖乙卯地震损毁、清马曰璐依宋拓雕版等,终致今并无完本。

《正字略》及王筠正字观刍议

王筠的《正字略》是一部参仿《干禄字书》体例编撰的文字规范著作,是清代中期的字样学研究成果。其书对传统字样学范式进行了改良和革新,一方面以《说文》所示汉字构形理据为本,力倡弃俗匡正的用字风尚;另一方面着眼清代语文生活,在考据大兴的背景之下旗帜鲜明地反对时人用字盲目复古的不良风气,体现着王筠师古而不泥于古的正字观。

《五经文字》部次的特征

文章将唐代字样书《五经文字》与《说文》系字书、唐代其他字样书加以比对,通过探析立部编次的更革,彰显部首发展演变特征及相关正字理念.《五经文字》承上启下,在部次方面更加重视字形的结构属性,扬弃了“为字”类字样书的声韵编次体例,更革了《说文》系字书的部次体例,最终形成了以汉字构形为主线系联部首体系的模式,这一初具现代字典学的编次理念影响深远,为后世工具书编纂提供了重要启示和借鉴.

隋代楷书的定位及地位——兼及汉字断代及楷书分期问题

成熟的汉字发展史的描写是以断代测查为前提的。本文对汉字发展史的断代情况、原则及楷书分期问题进行了梳理。通过对相关背景及隋代楷书特征的分析,提出隋代楷书处于楷书发展历程中成熟阶段的尾声,整体特征更趋近于南北朝时代,而与盛唐之后经过书家奠定和字样规范的定形期楷书区别明显。该结论为解决楷书已有研究中不顾时代层次而归隋代文字于隋唐一统、未考虑社会用字实际而将隋代楷书归于定形等问题,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方法。

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汉字规范

北魏江式的《古今文字》和南梁顾野王的《玉篇》,在语言文字统一规范的过程中曾发挥超越时空的“无言之师”的作用。南北朝隋唐期间,颜氏家族对社会语言文字现象给予了密切关注,作了大量是正文字的工作,对汉字规范化作出了贡献。字样之学起始于隋,兴盛于唐,确立了楷书系统的正体地位,并垂范后世。

颜之推与隋唐语文规范

颜之推经历了从南北朝末到隋朝统一的社会转型期,他以语言学家的学术眼光关注社会语言文字的发展变化,自觉地从事语言文字规范的研究和应用,从理论和实践上为隋唐时期的语文规范事业奠定了基础。他的后代子孙遵承祖训,继承并发扬了颜氏家学传统,创建并完善了隋唐时期的字样之学,使汉字的楷书系统定于一尊,影响至于现代。颜氏家族在中国农业文明社会鼎盛期从事语文规范的历史经验,值得当代语文规范工作研究和借鉴。

简化字与出版物

1956年的《汉字简化方案》,让简化字以法定文字的姿态出现在祖国的出版物上。这是我国文化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可是至今还有人对简化字的意义不大理解,以至主张把简化字作为手写体、繁体字作为印刷体。如果这样,那简化字就要从我国的图书报刊上退隐了。大家知道,简体字属于现代汉字的范畴。简化字作为当代图书报刊的印刷字体,原是很称职的。至于古籍整理,可视具体情况而定:或者沿用繁体字印刷,或者改用简体字刊行。近年来,简化字刊印的古书日见增多。

唐代楷字自觉定型

隋唐楷字自觉定型,在漫长的汉字体系传承发展历史上占有特殊地位:上承中古书体自觉所奠定的基础,下启五代宋代文字传播方式革命的新时代,规定近现代汉字基本体制。本时期调研平台为实物用字语料库和传世字汇语料库,两个类型语料库数据互补对照,调查分析:隋唐时期文字的数量。

岡井慎吾《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箋正》初探

張參《五經文字》與唐玄度《九經字樣》乃唐代中後期兩本重要的字書,是在官方主導之下,爲規範經典用字而編纂的字樣學著作。兩書相輔而行,並附刻於開成石經之末,後世學者莫不陰受其惠。然北宋至明數百年間少人問津,至清顧炎武、錢大昕、嚴可均諸人始專意研究。近代以還,學者從多個角度對二書進行探討,但一直缺乏完整的箋注之作。實則20世紀20年代,日本學者岡井慎吾已經完成此項工作,其所撰《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箋正》一書,1926年於上海商務印書館付梓。然由於種種原因,此書流傳不廣,近時之研究成果少有措意及運用者。今據上圖所藏《箋正》予以簡略介紹,並嘗試揭示其價值,冀能引起學界注意。

《分毫字样》研究

本文运用敦煌遗书中的有关文献考证《分毫字样》一书的成书年代及作者。证明《分》与《玉篇》并无关系;通过与《正名要录》反切的比较推定《分》的成书年代,还对《正名要录》的作者姓名进行了考证,论证了《分毫字样》在唐代字样学中的地位及其对后代字书的影响。

佛经的翻译与传抄对汉字发展的影响

西汉末年,佛教从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其中包括对汉语、汉字的影响。佛教的传播离不开佛经的翻译,而佛经的翻译在当时得到了高度重视。据唐代智升《开元释教录》所载,自后汉孝明皇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至大唐神武皇帝开元十八年（730）,凡664年,所译各类佛教典籍总计2278部、7046卷。佛教的传播同样离不开佛经的传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