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Vernehmen”到“觉知”的多重语际翻译:论海德格尔存在论诠释学对形而上学先验意义的解构

在西方诠释学的发展逻辑上,形而上学传统作为对世界本源的意义统摄,为现象界及其道德秩序的构成设定了先验的终极意义。海德格尔存在论诠释学所拒斥的标靶,是对源发于巴门尼德“εῖναι”(Sein/存在)的先验意义给予解构。在《存在与时间》之后,海德格尔于《同一与差异》中的多篇文章进一步论述了他的存在论诠释学思想,以深化地讨论“Sein”与“Dasein”(此在)照面意义所界分的同一性与差异性。海德格尔在翻译巴门尼德那句著名的古希腊文箴言时,把其中的“νοεῖν”德译为“Vernehmen”,并以“Denken”-“思想(思)”作为同位语给予意义的限定性解释,以充分求证了“νοεῖν”“Vernehmen”“Denken”这三个概念在意义上的同一性。国内学者又把“Vernehmen”汉译为“觉知”,而“觉知”则是一个来自佛经《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翻译的汉语译入语概念。事实上,“Vernehmen”与“觉知”是两个不同的文化荷载词,后者对前者的翻译是译者在自觉的误译中呈现出意义改写的创造性。需要提醒文学阐释学研究者注意的是,海德格尔存在论诠释学所照面的对象,是本体界与现象界之间具有同一性或差异性的意义,而不是文本,尤其不是文学文本及其审美意义。

中西学术文化交汇中的诠释学——论中国经学诠释学的建构

在中西诠释学思想发生的早期,诠释主体所理解的文本都是中西文化传统源头上的经典。孔子删定"六经",无疑使他成为中国经典诠释文化传统上第一位自觉的经典诠释者。"六经"只有被历史所认同的合法化诠释者在其特定的时代所给出的权威意义,这种权威意义即是"六经"的诠释意义,而不是文本的原初意义;经学诠释学是为了传达"六经"的真理,这比还原"六经"的原初意义更为重要。诠释学对文学批评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但不应该仅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视域来研究中国诠释学,而应该从经学的诠释学传统来建构中国诠释学。从《左传》对《春秋》的历史性诠释及《易传》对《易经》的系统性诠释来评价,中国早期经学诠释学的形成,一开始即呈现为存在论的诠释学,而不完全是技艺学的诠释学。"传"、"注"、"疏"、"笺"、"正义"、"章句"、"训"、"训纂"、"训诂"、"解诂"、"说"、"说义"、"微"与《易传》的"十翼"等,构成了中国经学诠释学的技艺学诠释方法论,但其中潜含着丰富的存在论的中国诠释学思想。经学诠释学作为中国诠释学的主脉,正是在儒家经典的历代诠释中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