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存有论圆具看牟宗三《圆善论》的贡献与不足

天台圆教是牟宗三处理圆善问题的关键策略,而无明与法性之间同体依即的存有论圆具则是天台圆教的深层逻辑。通过存有论圆具的视角,德福之间“诡谲的即”和“无系统相的无诤”都蕴涵于三千世间法的一体平铺中,圆教在此开权而成,圆善问题迎刃而解。在理论层面上,牟宗三“圆教成则圆善明”的圆善论建构是有效的,具有很高价值,不应受到“落入抽象思辨”“陷入概念滑转”“重回精神幸福”等指责。唯圆圣才能达至圆善,人能否、如何成为圆圣涉及到人的有限性这一现实问题。牟宗三承认了人的有限性,却欲以顿渐互通的方式使人跨越到无限。顿渐互通的想法存在问题,圆善论实际上只能作为理想指引、奉为信仰践行。

牟宗三超越存有论驳议——从先秦天论的发展轨迹看牟宗三超越存有论的缺陷

以天论传统建构超越存有论是牟宗三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但这种理论并不符合先秦天论发展的实际情况。先秦儒家的天只是道德心性的形上源头,只能在假借的意义上创生道德心性,再由道德心性创生道德存有,其自身并没有直接创生道德存有的能力。牟宗三超越存有论在理论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困难。

未冠以存有论名称的存有论思想——牟宗三《心体与性体》存有论思想辨析

在写作《心体与性体》的时候,牟宗三的存有论思想已经基本成形。由于他此时仍不承认知性有其存有的意义,所以并没有将有关的思想直接冠以存有论的名称。深入研究这部著作中的有关思想,是全面理解牟宗三存有论思想的入门捷径。

“赋予说”还是“满足说”——牟宗三以存有论解说道德幸福质疑

牟宗三的《圆善论》旨在解决康德的圆善难题。为了说明道德幸福是如何生成的,牟宗三以存有论加以解释,本文将其称为"赋予说"。但笔者认为,道德幸福并非主要来自于存有论的赋予,而是成就道德的内在要求得到满足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满足说"。以"赋予说"还是以"满足说"解说道德幸福,是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

从纵贯系统看超越存有论的缺陷——以明道为中心

将宋明儒学以超越存有论为标准划分为纵贯和横摄两个系统,是牟宗三儒学思想的一大特色,但这种划分在理论上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本文即从纵贯系统入手检查牟宗三超越存有论内在的理论缺陷。

阳明良知之宇宙存有论和道德存有论释义——兼论牟宗三之道德存有论

阳明良知可分为两层,即天理良知和人心之良知。这两层可以从宇宙存有论和道德存有论两个层面来理解。而这两层终归是一层,即天理良知。存有论的归宿也是宇宙存有论。所以,对良知的理解应从宇宙层面的天理良知着手才妥当。后天的心体道德存有论及其实践活动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有依据。至于良知学说中的知行合一、万物一体、心物一体等旨,也只有在宇宙存有论层面才得到恰当地理解。牟宗三只愿接受阳明心体存有论之层面,而拒绝其宇宙存有论之层面,这就使牟先生的道德形而上学接近荀子而不是阳明。

先秦儒家与道德存有——牟宗三道德存有论献疑

牟宗三为建构道德存有论,将先秦儒家典籍中的一些论述强行作存有论的解释。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先秦儒家尚不具备道德存有论的思想,故牟宗三此种做法在理论上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唯识学三性说对实体存有论的消解

唯识学是佛学中最重要、最深奥的学问之一,也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环节。三性说(即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圆成实性)理论,就是为了消解意识以语言为中介所执着的实我、实法,以显示真如空性。唯识学三性说理论功能在于对"实体存有论"的消解。其理论意义在于我们可以借鉴三性说思想,用新的视角去理解语言、意义和存在的关系。通过三性说以语言为中介对实体存有论的消解,将有可能成为我们重建人类的精神世界、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的理论前提。

牟宗三纵贯纵讲的存有论内涵

纵贯纵讲是牟宗三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概念。牟宗三提出这个概念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说明,道德之心有创生存有的能力,在其创生之下,不仅宇宙万物有了道德的意义和价值,就连成就道德过程中的事件也发生了变化,原先因成德做出牺牲而经历的苦和罪转变成了一种特殊的幸福,由此出发便可以解决康德的圆善难题了。但由于牟宗三的存有论有其缺陷,致使相关论述存在较多的混乱,干扰了人们对其相关思想的理解。

康德的“智性直观”与牟宗三的“智的直觉”—认识论与存有论两种理论视域下的道德哲学

康德根据人之有限性提出人没有“智性直观”,牟宗三则以“人虽有限而无限”为依据,提出人有“智的直觉”;康德的理论立场是认识论的,牟宗三则是存有论的。在这种理论立场的转化中,牟宗三对康德的理论产生了一定误解,从牟宗三的视角来看,这同时也是一种立足于中国哲学传统,并借鉴康德哲学理论的再创造:将理论根基由“理性”转为“生命”;将建构方法由“逻辑分析”转为“践仁尽性”。

超越存有的困惑——牟宗三超越存有论的理论意义与内在缺陷

超越存有论是牟宗三儒学思想的标志性成果之一。本文旨在前期分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对牟宗三这一思想作一个综合性的评述。本文的基本观点是,牟宗三超越存有论虽然立意深远,气势宏大,但在创生主体问题上对天与人的关系梳理得不够细致,直接以上天作为创生存有的主体,结果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理论混乱。

新儒学理论系统的建构——牟宗三“两层存有论”及相关问题检讨

当代新儒家中,牟宗三承上转下,在理论上表现特别突出。他将康德三大批判消融于中国传统儒道佛中,经由体系性的建构,成就了规模宏伟的"两层存有论"。其最大意义在于跨过了"逆格义"的限制,开启了活生生的觉知与思考。牟宗三的理论在根本上与"存有的连续观"的华人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对立于西方的"存有的断裂观",进而表现在中西"象在形先"与"形在象先"的分野。

身体的“空场”——牟宗三“存有论之谜”中身体的“不现”与“能现”

身体之“无”是牟宗三以“存有论”为机枢而多面展开的复杂思想体系出场的耗费与代价,也是我们重新解读牟宗三存有论之谜的潜隐线索。厘清“存在”与“存有”的关系构成了解谜的准备工作,以此出发,可以将牟宗三的存有论困难表述为:由“存在”朝向“存有”的断裂式“逆觉体证”运动并不构成与心体向下之直贯相对应的上升之路。这即意味着牟宗三的存有论并不涵着一个其所允诺的上升与下降互逆循环的“圆”,如此,心体性体之“一本义”不能如实圆成,而其“德福一致”之圆亦终为半论。然而,牟宗三心体“呈现”之中的裂隙恰恰规定着“心体”向“身体”的“折返”,身体以其触与被触、看与被看、能感与被感的混然性昭示了心体所要求的真正存有论意义上的“圆”,即以身体呈现义为根枢所表明的心与物、人与世界之间互逆循环的一体关系。在以身体为呈现焦点的存在论中,牟氏理论中身体的“空场”不再是“无”,而是一个相对于直接显现的“不现”,这一“不现”也即存在论意义上的“能现”,即,使“心体”之显现成为“现前”的“不现”之整体;由此,亦可以说,“身体”乃是“心体”这一“现前”所允诺的其他面相和可能,两者在分解意义上的回环交织能够为我们开显出具有更加丰富宽广内涵的中国世代文化。

圣人与存有——论牟宗三道德存有论的两个理论缺陷

以圣人论存有是牟宗三存有论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但在这一思想中存在着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是否只有圣人才能创生存有?第二,圣人所能完成者是否为超越存有?本文即对这两个问题展开讨论。

实践理性、内容真理与实践存有论——牟宗三在《中国哲学十九讲》中为中国哲学的正名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自该学科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牟宗三在《中国哲学十九讲》一书中为中国哲学的正名进行了具有开创意义的理论工作:首先通过独具特色的"通孔"说,论证了不同文化系统的哲学必然有其特殊性,进而在康德哲学的话语体系中,将中国哲学的特殊性安排在重视德性涵养、实践理性优先的问题域中;另外,又借鉴罗素哲学话语的启发,给中国哲学探讨的内容赋予内容真理的形态;同时,通过对儒释道各家的仔细分梳,强调三家主体层面的修养实践最终都会上达到终极存在本身,从而保证了中国哲学的终极色彩。牟宗三的正名工作毫无疑问对中国哲学学科的自我认同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牟宗三对天台圆教存有论的阐释及其特点——以“无明即法性”命题为例的分析

天台圆教存有论的核心是要说明如何能“除无明有差别”,这可以放在无明与法性的关系中来考察。天台宗谈圆教不离权教,要探究圆教中“无明即法性,法性即无明”的诡谲关系,就必须先弄清其在前三教中的关系。依藏教,无明与法性是对立关系,二者不能言“即”。通教则以“无住”为中介,以静态的、认识的方式说明了“无明即法性”的必然性。别教以佛性来统摄法性与无明,以动态的、实践的方式将二者综合到一起,但不能保证“法性即无明”的必然性。圆教中法性与无明同体相即,以此才能保证“法性即无明”的必然性,其背后的根据,是智所阐发的主体性的整体实相论,是存有论的圆具。在牟宗三看来,西方传统存有论具有内在的、静态的、现象界的、执的、识心的等特点,而天台圆教存有论的特点是超越的、动态的、本体界的、无执的、智心的。

现代性视域中的传统——牟宗三“两层存有论”之缘起

牟宗三借佛教"一心开二门"的观念在中西哲学之间搭桥,使"良知"替换"一心"而作为内在超越,使"物自身"替换"真如门",对应"无执的存有论";使"现象"替换"生灭门",对应"执的存有论"。从而将"良知"束之高阁,使得"二门"与"万法"之形而下层面的政治制度能解除束缚。

阳明良知之宇宙存有论和道德存有论释义

阳明良知可分为两层，即天理良知和人心之良知。而这两层终归是一层，即天理良知。存有论的归宿也是宇宙存有论。通晓了阳明良知之宇宙存有和道德存有这两个层面之后，我们也就不用再劳神创造一些新名词来描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之整体和圆通特征了，如曾流行一时的“内在一元论”“内在超越论”等。在先贤那里，天地万物（包括人）都从宇宙本源处所出，人的所谓的道德实践、主体创造，也是其作为宇宙产物所拥有的自然本然能力。

无极而太极:从朱熹到陆象山的存有论衡定

朱熹与陆象山围绕《太极图说》展开的论辩中,关乎“无极而太极”的存有论认识牵涉到宋儒思想体系中的两个部分,第一是“道体”的性质,第二是工夫进路,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基本上决定了宋儒价值体系的义理形态。因此,透过朱熹与陆氏兄弟所展开的论辩,可以厘清两者之存有学内容及其歧异。朱陆二人在存有论系统上的认知差异导致他们对“无极”采取了不同的观点。象山倾向于肯认一个圆满自足的天道作为他儒学存有论的价值根源,并以此为基础而开出工夫境界论,在他的义理架构中,“太极”本身已具备了完善而圆满的形上根源特殊性,故反对在“太极”之上再设一个“无极”;朱熹则着重于建构形而上的价值体系,他将无极与太极分立,赋予二者“异说同体”的特殊义理结构,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两者在道德形上体系中的相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