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款保险与总损失吸收能力监管协调研究——基于存款保险基金计入TLAC的视角

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监管要求的实施,对全球大型银行经营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存款保险基金计入是TLAC监管框架中的重要制度安排,对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实现TLAC达标、完善恢复与处置计划和提升风险处置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研究了全球大型银行的TLAC达标策略,测算了存款保险基金计入对中资G-SIBs带来的TLAC提升效应,并分析了存款保险基金计入对G-SIBs恢复与处置计划的潜在影响。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在G-SIBs实现TLAC达标过程中,分子策略和分母策略在不同阶段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存款保险基金计入有利于推动中资G-SIBs实现TLAC达标,强化其在中资G-SIBs风险处置中的关键作用,降低中资G-SIBs在资本和流动性恢复阶段的资金成本,提升处置效率。当前,我国需要从确立存款保险基金处置地位、完善存款保险基金后备融资机制和丰富处置工具等方面入手,完善配套机制,促进中资G-SIBs实现TLAC达标。

金融稳定视域下金融稳定保障基金与存款保险基金的衔接

建立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和存款保险基金衔接机制,提升金融稳定维护能力,是当前立法所须直面的命题。目前,两种基金的衔接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面临法益价值衡量缺位、权责边界规范欠缺、配套保障机制失灵的衔接困境。立法亟需确立系统性风险底线原则、市场优先原则的价值顺位,补足两种基金功能定位、衔接标准、使用顺序的法律规范,完善统筹协调机制决策、信息机制共享的配套保障。

中国存款保险基金规模充裕性测度:理想与现实

美国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的破产为全球存款保险制度变革带来新的警示,本文搭建一个符合复杂配置问题特性的存款保险市场博弈竞争框架,并在博弈竞争框架的基础上推导了一个解决衡量存款保险基金规模充裕性问题的理想定价测度模型,进一步结合2015—2021年38家中国上市银行的实际观测数据进行模拟测度。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存款保险基金现实储备水平符合理想“有限充裕”状态,且在系统性银行与非系统性银行赔付标准下,一般风险冲击对中国存款保险基金充裕性的影响效应存在明显差异。建议尽快推行基金储备目标制、建立商业银行综合数据库并推行银行分类监管标准框架。

我国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早期纠正权问题探析

存款保险机构的早期纠正权应由法律、行政法规加以详细规定。《存款保险条例》中明确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具有早期纠正的权力,但并未对权力的具体内容做出安排。该种监管权的原则性设计,既不能保证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职责目标的实现,也难以协调"三大金融安全网"之间有效衔接。为了实现我国存款保险"双重功能"的制度目标,首先应以法律形式明确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是与中国银监会具有同等属性的监管主体,然后结合我国现有监管规范体系中的早期干预制度,对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的该项监管权能进行系统化的法律设计。

存款保险基金参与问题银行处置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充裕的存款保险基金是存款保险机构处置问题银行的前提与基础。从国际经验看,各国在针对问题银行运用直接偿付、收购与承接、成立过桥银行、经营中救助等不同处置方式时,均有存款保险基金的介入;特别在危机期间,各国扩大了存款保险基金使用方式与权限,为平抑危机起到了积极作用。通过比较国际上主要国家在处置问题银行时,存款保险基金的不同使用方式,以期为丰富我国存款保险基金使用工具提供有益的经验。

存款保险基金:国际比较及中国的选择

存款保险制度是防范金融风险的三大法宝之一。世界上很多国家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通过对存款保险基金的来源、管理方式、费率类型、计价基础的国际比较,结合中国银行业和居民储蓄的特点,中国存款保险基金制度的改革包括:存款保险基金的来源应该是以中央财政拨款和参保银行认购股票、债券为主;应该由政府来经营存款保险公司;应该采取变动费率方式;存款保险应该以存款人在全部银行的存款为基础。

存款保险基金管理的实践与启示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金融风险逐步积聚,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已成为我国经济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当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虽已取得重要成果,但地方中小银行风险仍是我国金融风险防控的重点和难点领域。研究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模式,特别是平衡好基金安全性、流动性和保值增值的关系,对于完善金融风险处置机制尤为必要。本文基于存款保险基金管理的国际准则,系统梳理国际主要国家存款保险基金管理的实践经验,提出完善我国存款保险基金管理的政策建议。

存款保险基金制度安排:东亚经济体的经验借鉴

我国引进存款保险制度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存款保险基金的组建和管理。存款保险基金是存款保险机构履行保障存款人利益、维护金融稳定职责的物质基础。大部分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和地区都设立了存款保险基金,并建立了完善的运作管理机制。本文以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与我国条件类似的东亚经济体为参照对象,分析存款保险基金的用途、资金来源、基金规模及损益处理等基本安排,并阐述对构建和实施我国存款保险基金制度的借鉴建议。

存款保险基金公司设立的影响与展望

我国于2015年开始推出存款保险制度,逐步完善了保费制度和理赔制度.2019年5月24日,央行正式设立存款保险基金公司,并有了第一例问题银行存款理赔案,存款保险制度终于迎来了成立后的第一次"实战检验".

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设立模式探讨

万众期待的《存款保险条例》已于今年5月1号起实施,这一条例被视为中国金融法学界有着里程碑意义的法律文件。它标志着我国隐性银行保险的结束以及显性银行保险的开始。关注此法律重大意义的同时,着手研究新法律带来的制度上的改变也显得迫在眉睫。尤其是我国新颁布的《存款保险条例》中对于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的设立模式并未明确规定,而这一机构在存款保险法律关系中又处于核心地位,故对其设立模式的探究有利于进一步促进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也对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的规制大有裨益。由于国内涉及此方面的研究早已有之,但专门研究和探讨的却少之又少,所以通过各国模式的探讨,希望对我国金融法学的发展做微薄贡献。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董事会采用最终规则以增加法定必需水平的存款保险基金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于2016年3月15日批准了一项最终规则，将存款保险基金的法定必需最低水准增加至1．35％。国会在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中提升了存款保险基金的最低法定准备金率，即担保存款金额的基金占总额的比例从1．15％提升至1．35％，并要求2020年9月30日达到这一水平比。此外，多德．弗兰克法案也使得总资产达到100亿美元及以上的银行的负责比例由1．15％增加至1．35％。

存款保险基金保费规模变动问题研究——基于AD-AS模型分析视角

存款保险基金制度是构建政府金融安全网的重要形式之一,在预防银行业挤兑危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存款保险基金制度的有效运行,离不开设置满足风险特征与赔付分布的保费规模。为厘清基金规模的结构变化与影响效应,通过参考Keynes理论思想构建AD-AS基金规模研究模型,解释影响存款保险基金规模变动的相关变量。模型结果表明:边际保险倾向与边际支出倾向对双周期规模变动产生不同的影响效应,溢出效应的存在使部分变量与目标量产生负向关系,通过规范分析可以为基金运营政策调整提供建议,从而提高宏观调控政策的精确度与针对性。

存款保险和存款保险基金管理

存款保险是指国家通过立法的形式,设立专门的存款保险基金,明确当个别金融机构经营出现问题时,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依照规定使用存款保险基金对存款进行部分或全部金额的偿付。存款保险制度是有效保护存款人利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制度安排,目前已有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

存款保险基金目标设定的国际经验和启示

设定存款保险基金目标的背景存款保险基金主要用于偿付被保险存款损失、支付处置费用和基金运营费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倾向于通过事前融资来确保基金来源的稳定性。

我国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接管权现状及国际经验借鉴

存款保险机构接管权是存款保险发挥风险处置功能的重要权力,对及时处置一般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具有关键意义。我国相关立法与实践在接管启动主体、接管条件设置、接管组织、接管权独立性、接管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尚不完善,限制了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接管权的有效运行。为完善存款保险机构接管权制度,结合域外相关经验做法,有必要明确接管启动主体及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接管权的法律属性,赋予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专门接管组织地位,设置授权性规定与义务性规定相结合、定性标准与定量标准相结合的接管条件,丰富接管权权力内容,协调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接管权与金融监管权、司法权之间的关系,形成运行高效的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接管权制度体系,充分发挥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的金融风险处置功能。

跨境存款保险协作:国际实践和中国选择

在银行跨境经营的背景下,为了解决各国家/地区存款保险制度间的差异对存款人保护、行业公平竞争和金融稳定带来的负面影响,跨境存款保险协作机制必不可少。欧盟基于互认原则在较大程度上协调了各成员国存款保险制度,并致力于推动建立统一的欧洲共同存款保险机制。其他国家/地区主要通过监管机构间签订谅解备忘录实现以信息交换为主要内容的跨境协作,但在决定是否允许境外银行分行参加存款保险问题上的做法差异较大。目前港澳银行内地分行吸收的存款既不受港澳存款保险保护,也不受内地存款保险保护,加之三地存款保险协作机制的缺位,可能成为内地与港澳跨境金融安全网的短板。为了实现内地与港澳存款保险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应允许港澳银行内地分行加入内地存款保险,建立以三地相关机构间谅解备忘录为基础的内地与港澳存款保险协作机制,并借助联合公告等多种途径提高公众认知。

论我国问题银行市场化退出机制的完善——以《存款保险条例》的实施为视角

问题银行市场化退出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一环,而存款保险制度则为问题银行市场化退出奠定了法律基础。《存款保险条例》实施以来,我国高风险银行市场退出机制不断完善,市场化处置方式不断拓展,早期纠正机制及存款保险基金规模也得以逐步发展。但在问题银行界定、早期纠正措施、法律规范体系等方面仍存在不足。借鉴英美等国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我国亟需在风险预警机制、市场化风险处置机制、市场化退出法律机制等方面,完善问题银行市场化退出机制。

韩国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法律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

韩国建立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法律制度经历了初期、调整和相对成熟三个阶段。目前,韩国存款保险基金管理已经形成了融资渠道多元化、保护范围宽泛、以存款人利益为核心、韩国存款保险公司(KDIC)能动性强等为特点的,相对成熟的存款保险基金管理和运作经验。借鉴韩国成熟的相关经验,对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法律制度有一定参考价值。

存款保险基金公司拓宽金融安全护城河

出现严重信用风险的包商银行被银保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关方面依法联合接管的当日,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存款保险基金公司')在北京正式成立。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必然关联尚且不论,但作为《存款保险条例》实施四年后央行展开的一个不小动作,存款保险基金公司的问世无疑代表着总体上我国金融安全防护网的编织更趋严密与牢靠。2015年存款保险制度创建时.

我国存款保险制度构建考量

我国已加入WTO并正按照世界贸易的规则要求加快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金融机构间竞争加剧,市场风险加大,如何保证金融活动高效安全地运作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金融监管当局的审慎监管和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的功能以及存款保险制度一起被公认为是构成金融安全网的三大基础。存款保险制度是维护金融业稳定的重要制度,它的建立可以有效激励金融机构保持充足的资本,控制金融成本,保护存款人的利益。我国目前尚未建立存款保险法律制度,建立该制度,将有利于维护我国的金融安全,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完善银行退出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