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款保险限额、银行政府背景与风险承担行为

基于2009—2019年中国455家商业银行数据,实证检验存款保险限额与银行政府背景对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协同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存款保险限额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呈现U形关系;存款保险限额与银行政府背景不仅各自对银行风险承担产生影响,而且银行政府背景还会削弱市场机制的约束作用,削弱银行风险承担与存款保险限额之间的U形关系;居民储蓄率越高,净利差越小,银行政府背景对削弱存款保险限额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U形关系越明显。基于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处于初创期,对于统筹发挥存款保险限额与银行政府背景的作用,加强银行风险承担的有效管理,有着重要的政策含义。

政府担保预期、存款保险限额与银行风险承担

在考虑了市场主体对于政府担保预期的情况下,本文选取欧元区17个国家的116家银行2004-2014年的数据作为样本,通过对危机前、危机中以及危机后三个时期存款保险限额与银行风险承担间关系的考察,验证了二者间U型关系的存在,指出存款保险限额的提高并不一定会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存在最优的保险限额能够最小化银行的风险承担;同时,我们发现政府在危机时期的担保行为,可能强化市场主体对于政府担保的预期,进而使得危机过后,即使政府取消担保,最优的存款保险限额也不再存在。进一步地,我们认为在我国存款保险的初创时期,选择较高的存款保险限额,降低市场主体对于政府担保的预期,将更有利于明晰政府的职能定位,缓解长期政府隐性担保下积累的银行体系的道德风险问题。

存款保险限额研究——银行风险承担视角

本文基于银行风险承担最小化视角,研究了显性存款保险限额的确定。结果表明,样本国家的银行风险承担与显性存款保险限额之间呈现出U型关系;当居民储蓄率较高或者银行存贷利差较低时,这种关系更加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实际存款保险限额偏离银行风险承担最小的保险限额越大,银行风险承担越高。中国已经实施的50万元人民币存款保险限额,高于银行风险承担最小时模型估计的29万元人民币保险限额,会增加银行的风险承担激励。

道德风险与存款保险额度的市场决定

中国建成何种存款保险制度模式将直接影响到银行行为和金融稳定。存款保险具有诱发银行从事更高风险经营的制度激励。为此,实践中许多经济体对存款保额人为设定上限。但总体上不是降低而是加大了银行体系的不稳定性。而保额如果由市场内生决定,则能够摆脱人为确定保额的困境。在金融业相对稳定的背景下,中国存款保险制度建设应该发挥后发优势,利用市场决定保额以尽量增加市场约束力。而且操作上也较为简单易行,并可与其他金融改革和制度建设互动进行。

限额存款保险与中国银行业的市场约束

一般认为,限额存款保险制度让存款人的资产部分地暴露于风险之中,从而市场约束虽然比无保险状态下较弱但仍然有效,因此世界上实行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多采用限额保险。本文认为,中国银行业特殊的股权结构,以及长期以来政府对大银行的资金支持形成了存款人"规模偏好"和银行"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的预期;这一预期特征必将异化市场约束,进而导致银行陷入无序的规模竞争并激励其风险承担;如果单纯实施限额存款保险制度,非但不能修正中国商业银行市场约束的异化问题,而且将强化公众的"大而不倒"预期,使市场约束面临更严重的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