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存疑无罪判决生效后的重新起诉

存疑无罪判决生效后,检察机关依据"新的事实、证据"重新起诉虽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不利于保障人权及实现诉讼效益。刑事诉讼一事不再理原则作为保障生效裁判既判力的重要原则,是限制重复追诉的理论基础,可以对重新起诉进行规制。我国应当确立以"同一事实行为"为"一事"标准的一事不再理原则;正确定位存疑无罪判决,使其具备充分的既定力与公信力;将重新起诉导入再审程序,使其从常态转为例外;同时还应对再审启动所依据"新的事实、证据"作出明确限定。

宁纵勿枉——浅议存疑无罪案件的程序选择

我国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首次确立了存疑无罪原则，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非法证据排除、律师介入、证人出庭等方面作了进一步的规定。笔者在控申参与案件复查，深刻体会到防错纠错的法律制度固然重要，但在实践中执法者观念的更新尤为关键。宁纵勿枉，在存疑案件的处理上，实践证明，是可取的。

存疑无罪案件中证明模式的样态、逻辑与转型

现行规范与实践中所推崇的印证证明模式,主要体现了一种单向、封闭、平面的入罪证成逻辑,且内涵泛化、逻辑不甚周延,虽能满足确定有罪案件的证明要求,但却在证据不足的疑案中难以有效发挥证据审查的功效。存疑无罪案件的证明过程较为特殊,需兼顾对证据个体的审查和证据整体的分析,兼具"证实"与"证伪"的双向逻辑。存疑无罪案件的裁判情况,分别存在着未满足入罪条件、主观目的之推定不能、入罪证据不够充分、合理怀疑存在四种情形,而印证模式的证明效用也随之递减。通过与印证模式的案例对比可知,整体主义证明模式包含了"证实"与"证伪"的双重逻辑维度,能有效统筹对证据个体和整体的分析审查,并承认事实建构的似真性,能帮助法官在有限证据材料之中,构建出符合入罪的证据链条,或作出足以出罪的证据分析,是对印证模式的继承与超越。

存疑不起诉制度的不足及完善

存疑不起诉制度是刑诉法"无罪推定"原则和诉讼经济和效率原则的重要体现。这一制度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均存在一定的缺陷,应在立法上对这一制度重新加以界定,增加法院对存疑不起诉的审查程序并赋予被不起诉人起诉权。

我国无罪判决模式之反思——以《刑事诉讼法》第195条第3项为重点的分析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95条将无罪判决区分为"确定无罪"与"证据不足无罪"两种类型。在司法实践中,无罪判决多援引第195条第3项作出,出现了对"疑罪"扩大理解和不当适用的情形,背离了疑罪从无的内涵要义,无法还无罪被告人以清白。究其根源在于立法将"无罪理由"与"无罪判决类型"相混淆,将"证据不足"这一判决理由上升为无罪判决类型,无法涵盖实践中其它无罪事由,使"存疑无罪"判决与无罪推定的要求相背离。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无罪推定原则、一事不再理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长期缺位,不能实现对无罪被告人的彻底保障。故应严格限制第195条第3项的司法适用,在立法上建构一元化的无罪判决模式,不再对无罪判决进行类型划分,实现无罪推定原则、一事不再理原则入法,严格规定对无罪判决提起再审的启动条件,切实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