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存证平台”的出现对档案界的警示

电子时代出现了若干“存证平台”,其功能主要是用于存放电子数据证据或电子数据证据真实的验证手段,以及解决电子数据证据真实性的可验证。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电子时代档案界的不作为。一方面,电子时代法治社会解决电子档案的真实可信问题刻不容缓;另一方面,当下的档案室和档案馆并没有为电子档案的真实性维护做出令人信服的举措,导致其所存电子档案的真实度难以采信。其实,从“存证平台”视角来审视,我们发现,法律规定集中存放与管理档案的专门机构——档案室和档案馆原本就是一个“存证平台”,存证与出证本是档案界的天职和法律赋予的阵地,这在纸质时代得到了充分体现与反映,可电子时代变得困难了。如何延续档案室和档案馆在电子时代的“存证平台”功能,守住这一阵地,这就需要档案界对“存证平台”的出现有足够的敏感,引起高度警觉,防止档案管理部门之外的“存证平台”做大做强后,导致档案室和档案馆在电子时代的弱化、边缘化,甚至有被取代和抛弃的可能。为此,档案界必须立即着手有效解决电子档案真实可信问题。

区块链存证平台运行中面临的三重矛盾及其化解

随着电子数据有效取证、存证的需求日益增加,依托区块链技术可信、可追溯、不可篡改等特性建立的电子证据存证平台应运而生,并呈蓬勃发展之势。但存证平台法院自建与司法中立之间的矛盾、区块链技术自证与各方质疑之间的矛盾以及平台蓬勃发展与规则缺失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影响了区块链存证平台的健康长远发展。为此,建议区块链存证平台建设交由公证机构等第三方,法院负责制定对接标准和校验机制;研究制定区块链存证平台技术要求、评测标准和管理办法,规范运行,强化管理,确保平台安全稳定可靠;正确认识区块链技术局限,以推定真实为原则构建体系化审查认定规则。

第三方取证存证平台电子数据的真实性解析

第三方取证存证平台电子数据的真实性,至关重要.解析主流平台的运作机制可见,平台重在“存”,而非“取”,“存”后的不可篡改性与“存”前数据形成过程的真实性,并不等同.即使引入公证增信或鉴定增信措施,依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为此,平台可通过进一步完善存证前的环节,提升此类电子数据的真实性;法院可通过与其他证据互相印证,考察电子数据的完整性、平台的信誉,必要时以进行勘验等方式,更好审查此类电子数据的真实性.

我国区块链版权存证市场的发展现状、隐忧与因应

2018年9月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首次承认了区块链在电子数据举证中的证明效力。自此,以提供版权确权、存证、认证等证据保全服务的商业区块链存证平台迅速发展起来。但由于当前区块链版权存证的技术标准和行业规范存在缺失,相应的行业引导与监管缺位,导致存证市场在准入门槛、安全保障、垄断风险等方面存在隐忧;有必要从市场准入、技术标准、竞争环境等方面建章立制、依法推进,引导版权存证市场的有序发展和良性竞争。

区块链证据司法适用的法律困境纾解

区块链证据因其防篡改的技术特性极大地弥补了电子数据易篡改的天然缺陷。然而,区块链证据在司法适用过程中面临着存证平台法律定位不明、证据资格审查规则缺失、证明标准参差不齐的法律困境。存证平台法律定位不明引发信用背书问题,需要从区块链证据的技术本质出发重塑存证平台的法律定位,明确存证平台的社会职能;证据资格审查规则缺失导致认证虚化,需要围绕区块链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构建起证据资格审查规则;证明标准不一导致区块链证据证明力认定难以客观化,应当基于区块链证据自身的生成环境分别面向链上和链下两种证据情形统一区块链证据的证明力标准。

论电子证据的真实性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修订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3、94条对电子证据真实性的认定作了重要的规则建设。加深理解该"电子证据真实性专条"的创设价值,应当透过有关规则的软性指引层面看到硬性标准层面。从文本表述来看,其融推理性标准、推定性标准和认知性标准于一体,形成关于审查判断电子证据真伪的"三合一"标准体系。从比较视野来看,中国设立的电子证据真实性标准既有对国际组织标准的援引,更有对有关国家标准的暗合。为了促进该标准体系的有效运用,我国有必要对各具体标准进行要素化提炼,对"综合判断""正常业务记录的推定"等疑难标准进行补正性疏议;还应结合实践中的运行情况及规律进行必要的优化,包括将实践中"印证法"等特色做法纳入推理性标准、积极扩大各种推定性标准的适用以及适当限缩"经由公证的司法认知"标准的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