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孙原湘与邵雍的渊源

通过分析孙原湘的诗作,探讨邵雍对他的影响,认为孙原湘论诗主性灵,主张无性情不可以言诗,而邵雍是一个道学家,两人似乎很难联系起来,然而,孙原湘却是邵雍的异代知音。孙原湘尤钟情于邵诗中的哲理与风韵;而其对邵雍的追随、偏爱与学习又是全方位的——从诗论、诗歌创作到具体的创作过程、意象选择、哲理阐发。

乾嘉之际诗风的异动——以孙原湘与袁枚关系为例

乾嘉之际,诗风异动,无论诗坛主创还是诗风都与清前中期不同。时代与文人士子的人生走向促成了乾嘉之际诗风的异动,而诗风的异动又反过来影响了文人士子的人生选择和整个时代的风尚。孙原湘选择了以袁枚为首的性灵派,并且虽以师事之又始终保持自己的主张,不仅与袁枚及以其为首的性灵派在当时的影响力有关,更是乾嘉之际诗风异动的结果。

孙原湘:性灵派的殿军

性灵派为乾嘉诗坛影响较为广泛而深远的一大诗派,其后期主要代表有孙原湘、王昙、舒位、张问陶等。比较之下,孙原湘就诗论而言,虽无正式的论诗形式,内在精神却比张、舒等与性灵派主将袁枚更接近,更具性灵派风尚;就创作而言,也许内容、境界上或有不及舒、张者,而表现手法上却往往能以巧思、神韵胜人一筹,更能体现"性灵"二字;就与袁枚的交往而言,相对于其他三人也更为亲近,因此,堪称性灵派的殿军。

袁枚大弟子孙原湘论—性灵派研究之一

孙原湘为性灵派主将袁枚大弟子，性灵派的重要成员。其诗学观不仅继承了袁枚性灵说的内涵，而且予以深化，堪称是性灵派之功臣。其诗歌创作亦抒写真性情，表现个性，具有性灵诗的审美特征；但却丧失了前辈讽谕社会的批判意识，又浪使才情于艳诗，不乏过失。

妻子形象进入艳诗的可能性——以孙原湘的创作为例

艳诗与赠内诗分别有其各自的渊源及发展历程,出于道德因素的考虑,过去的诗人们对二者作了较为明确的区分,妻子的形象逐绝少出现在艳诗之中。然而孙原湘的创作却提供了一个反面的例证:他既写作传统意义上的赠内诗,又在艳诗中对妻子的魅力及风韵作了细致的刻画。对他而言,赠内诗用以容纳一种可示于公众的情感表达方式,而艳诗则因所受限制较少,可以使他创造性地采用一种更具私密性乃至创造性的言情方式,从而构成了对礼法的突破。孙原湘通过这一尝试将一种更加真实、完整的夫妻关系呈献给了读者,并且打破了妻子形象不能进入艳诗的陈规,这也意味着对艳诗作出界定的关键不在于写作对象的身份,而在于作者的写作意图及其笔法的具体表现。

孙原湘性情诗论述略

孙原湘性情诗论主要包括2个方面:主张诗歌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追求真我的展现,这与袁枚较为相通;其性情论又不脱儒家伦理道德之囿,这一点与蒋士铨更为接近。孙原湘之实际创作与其理论主张是基本相吻合的,只是其理论上虽处于袁枚与蒋士铨之间,实际创作则偏向于袁枚一方。其诗展现更多的是诗人一己之情, 多有性灵之风。在伦理道德内容上,其诗所表现出的并没有诗论所强调的那么重,而是较为开通。

清代诗人孙原湘、席佩兰生卒年考辨

孙原湘、席佩兰是清代著名的诗人伉俪,迄今对他们的研究甚少。关于他们的生卒年,也存在一些疑问,孙原湘的生卒年,通常皆作"(1760-1829)",卒年七十;笔者通过对现存资料的考证比较,认为应定作"(1762-1829)",卒年六十八。席佩兰的生卒年,通常多作"不详",经笔者考辨,认为应定作"(1762-1831后)"。

孙原湘对袁枚诗学的接受及与才媛交游的文学意义

袁枚弟子孙原湘为乾隆后三家之一,在继续阐发性灵说思想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借考察孙原湘与袁枚交游关系与过程,分析其思想受袁枚的具体影响,并以孙氏与才媛文学交游为例,分析其在"树伉俪情笃典范、扬闺阁声名、拓展随园诗群"三方面的重要作用。

论孙原湘诗

孙原湘的《天真阁诗》,在清代的乾嘉诗坛,是具有代表性的一家。其诗属性灵诗派,内容丰富,诗艺精湛,极有特色。具体言之,其诗对仗工整,功力甚深;谋篇布局,则善于发端,多佳语;又妙于比喻,富想象力,时见创新之句;而尤长于下"转语",讲究"活法",与禅宗的精神有相通之处。从心理上说,孙原湘喜亲近闺媛,多作艳体诗,同时又喜论名理,受击壤体影响,存在着一定矛盾。

昭文双杰——清代中叶诗文名家邵齐焘与孙原湘骈文探论

清代承接明代诗文复古运动的发展,至清中期,江南骈文拓步更进,呈现出了全面繁荣的态势,苏州府的创作成就可谓名列前茅。本文从生平入手,结合《玉芝堂文集》与《天真阁集》收录的骈文作品及其体现的思想感情,探讨邵齐焘与孙原湘外秀内刚、翛闲澹远的艺术风格与骈散交融、叙议抒情皆优的艺术成就。

清代性灵说与王学

清代中期诗坛袁枚等人倡导的性灵说是以强调人的“情欲”为主要内容、以“生趣”为特征的。这不仅与晚明的性灵说一脉相承，也与以王阳明哲学思想为基础的李贽的童心说一致。性灵派把诗人看作是领悟宇宙万物与“神”相通的圣者、智者，他们轻视“六经”，重视创作的主观精神，此乃轻视知识的王学传统在文学领域中的折射。“性灵说”的出现是王学在清代诗坛的复苏。

洪亮吉与毓文书院——兼论毓文书院文献收藏

清朝嘉庆四年(1799),洪亮吉上书军机王大臣言事获罪。嘉庆五年(1800)洪亮吉自伊犁获释还乡,第二年受谭子文聘请担任安徽毓文书院山长。洪亮吉在毓文书院五年间,致力于匡世济民之实学,在培育人才上颇有效果,一批学子出自其门下,也吸引了江南一批名流进入毓文书院。毓文书院在藏书刻书上颇有实绩,洪亮吉发挥了重要的引领和指导作用。

汉冲帝永嘉年号辨

东汉冲帝刘炳是外戚梁冀立的一个襁褓皇帝,两岁即位,三岁卒,文献中记载他的年号为“永嘉”.永嘉元年系公元一四五年,次年即改元本初.永嘉这个年号,《后汉书》和《东观汉记》(武英殿聚珍本)两书的记载并无歧异,唯袁宏《后汉经》及“元嘉”,乃因“永”、“元”二字形似而误.至南宋时始有人提出“永嘉”当为“永憙”之误,史绳祖《学斋占毕》卷三记载说:

袁枚提携后学考述

袁枚作为乾隆诗坛盟主，于少年才俊大力提携。其中既有思想与诗学观相近者如黄景仁，诗弟子何士■ 孙原湘，亦有思想与诗学观相差较大者如姚■，并与之都结下深厚情谊，显示出袁枚宽阔的胸怀。

真挚之情与闲适之趣─—性灵派诗内容意旨二题

清代性灵派人数众多，诗人身份、阅历、才情乃至性别都有差异，但既然归属为同一诗歌流派，其主要成员或多数成员在创作上必然具有共同之处。表现在内容方面则有抒写风雅之怀、狂放之性与真挚之情、闲适之趣等共同意旨。本文专论抒写真挚之情与用适之趣两方面，这是性天派诗内容意旨最重要的部分。这两个方面与性灵诗人的诗学观以及生活方式、生活地位等有密切的关系。

浅议抽象思维、形象思维、灵感思维三者的辩证关系

把思维分为抽象(逻辑)思维、形象(直观)思维、灵感(顿悟)思维三种,分别进行考察和研究,去探索各自的不同规律,已经成为思维科学界所能接受的研究途经。但是,对思维进行这种划分的客观性以及对三种思维方式的相互联系和区别的认识,分岐还是比较大的。概括起来,不外乎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思维有逻辑思维、形象思维、灵感思维.实践证明,这三种思维形式是客观的存在.……在理论研究中,可以而且应当设想纯粹形态的逻辑思维、纯粹形态的形象思维、纯粹形态的灵感思维。”另一种意见认为:“形象思维、逻辑思维和灵感思维都是人为的抽象概念,之所以这么称呼它,区别它,只是为了我们的方便。真的有纯而义纯的形象思维吗?真的有纯而又纯的逻辑思维吗?看来未必。”还有一种意见。

挥豪纵之笔 抒悲怆之怀——也谈李清照的《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晓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先谈谈这首词写作的缘由和时间。

洪亮吉、谭子文与安徽毓文书院——兼论毓文书院的典籍文化

1800年洪亮吉戍伊犁释还乡，第二年受谭子文聘请担任安徽毓文书院山长，致力于匡世济民之实学，在培育人才上颇有效果。清代安徽书院发展迅速，旌德县毓文书院是安徽的大书院之一，由谭子文个人独资创办，洪亮吉、孙原湘等曾任山长，“招徽、宁、池、太、广四府一州之士力学其中”。人称“乾嘉时代安徽讲求汉学书院之翘楚”，堪与杭州之“诂经精舍”、广州之“学海堂”媲美。毓文藏书丰富，单史部藏书就有三三五五卷，刻书事业也颇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