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宝瑄的阅读实践与社会变迁——以《孙宝瑄日记》为中心

近年来,书籍史、阅读史研究已经成为我国史学研究者们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晚清由于有众多的日记、书札等资料更成为研究者研究的主要时期。作为清末士人的孙宝瑄,由于其出生于官宦之家,又常年居住在京、沪,他的阅读实践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变迁,同时社会的变迁也形塑着他的阅读实践。

清末官员背离政府的成因探析——以孙宝瑄为例

武昌起义后清朝政府官员纷纷倒戈,这一结果的生成与清末政府对舆论的控制失败有关。如邮传部官员孙宝瑄,竟然是一个强烈的政府反对者。之所以如此,乃是由于他的民主观念的支撑。至于其民主思想的成因,则来自于包括人际交往、书刊在内的西学网络。孙宝瑄并非个别现象,他是时代的缩影,我们从其心路历程中可以洞悉清政府走向灭亡的原因:舆论失控。问题不在于西学的传播,而在于传播的方式——有序还是无序、传播的内容——有选择性还是无选择性,及方向的引导。正是由于舆论的失控使得作为统治阶层的官员群体也思想逸轨,伴之而来的则是统治基础不是扩大而是萎缩,包括原本可资借助的非政府资源亦渐次荡然。如此窘境,清朝政府的灭亡也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甲午前后晚清经世思想与西学的接榫——以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为中心

以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为切入点,通过个案分析,管窥甲午前后孙宝瑄的思想变化,考察晚清经世思想与西学如何接榫。经世思想与西学接榫点:一是理性辩证的态度,西学中源的方法;二是以"道势易位"、"君民之隔"的问题意识联通中学西学;三是以"三世进化说"看待中西不同阶段。最后得出三点启发:一是理性精神使维新思想顺理成章;二是维新思想最大的障碍在视野;三是甲午巨变将问题和道路揭示出来。

人际交往网络与孙宝瑄的西学认知

关于主体反映清末社会、孙宝瑄所著的《忘山庐日记》,目前学界对其探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以内容引证其他问题,就其本身的研究则较为乏见;解读文本往往着意于其文字表象,并侧重于点而非点与其他点的网络关系。其实,从网络史学切入《忘山庐日记》可知,孙宝?之所以拥有丰富的西学知识,主要与其人际交往网络有关,这其中之重要者如孙宝琦、邵季英、宋茹等,另外还有一些外国友人。

戊戌变法前后进化论思想如何揳入中国--以孙宝瑄日记为中心

进化论进入中国的外因有四: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大争之世的世界图景、新的媒体时代和交通时代、清朝思想钳制的松懈和地方势力的崛起。进化论在中国传播的思想内因有三:中华文化固有的理性精神、经世传统和义利相合的美好愿景。进化论的传播策略有二:进化论思想的多重脸谱和上下交攻的传播路径。进化论带给中国的重大改变是:理论照进了现实、力与利的解放和结果导向的评价方式。

近代中国社会的多重图景——以孙宝瑄与刘大鹏的阅读实践比较为视角

晚清的中国社会由于西方的入侵出现了众多的变化,但这种变化不是同步发生的。正是这种不同步的变化,造成了晚清中国社会的复杂面相。我们以孙宝瑄与刘大鹏的阅读实践比较为视角,试图为这一观点提供一个例证。

书刊网络与孙宝瑄的西学认知

关于主体反映清末社会、孙宝瑄所著的《忘山庐日记》,目前学界存在问题有二:一是对其利用多是借助以引证其他问题,就其本身的探究较为乏见;二是文本解读往往是着意于其文字表象,侧重于点而非点与其他点的网络关系。其实,从网络史学切入孙宝瑄所著《忘山庐日记》可知,孙宝瑄之所以拥有丰富的西学知识,与其所处时代的书刊网络不无关系。以甲午战争为界,孙宝瑄所读书刊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即之前侧重于国学,之后则心仪西学,这一变化,充分显现出当时西学网络的渐次形成对孙宝瑄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论孙宝瑄的经济思想

本文论述了20世纪初孙宝的经济思想，涉及工资与利润的关系、物价与赋税思想、本末观、崇俭论、重视铁路作用、向往民主精神、鄙视资本家等等。这些思想以读后感的形式写在《忘山庐日记》中，既可说明严译《原富》出版后的社会效果，又可说明孙宝和严复经济思想的异同。在新旧思想交替之际，他接受新思想较多，保留传统影响也不少，他是努力把二者融会贯通的佼佼者。

从传统到近代的过渡——孙宝瑄《忘山庐日记》的“封建”观

《忘山庐日记》是清末官员孙宝瑄的私人日记,孙宝瑄是一个酷爱阅读的官员,和梁启超、严复等人也保持有密切的联系,受到他们的影响。他在日记中记载了大量的读书心得,不但有中国的传统学问,也有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孙宝瑄对于传统词语"封建"的理解就体现了中西两种文化的交互影响,本文将研究孙氏从中国传统的"封建观"到用近代西方"分权"、"自治"理解"封建"的思想过程。

晚清士人的读书与交游——以孙宝瑄为个案

孙宝瑄作为旧式文人向新型知识分子转型的代表,其接触新思想的途径有两个:一是阅读,他对读书抱有极大的热情,一生都醉心于学术,因而其阅读书籍的多样性对其思想转变产生了巨大影响;二是交友,他具有广泛的交际圈,其丰富的交友活动为他思想的交流与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他的读书与交友活动体现出晚清士人寻求救国之道的努力与思考。

论清末官僚孙宝瑄思想的递变

孙宝瑄是典型的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成长起来的封建旧式文人士大夫代表, 他在清末新旧社会交替之际思想的变化能反映出当时一部分官僚士大夫阶层对待民族危机深重、 新旧思想激烈碰撞时候的选择向西方学习.但根深蒂固的旧观念、 旧制度的影响最终迫使他们止步不前, 丧失了破旧立新的勇气和动力, 被时代的洪流远远抛下.

孙宝瑄卒年考

孙宝瑄是清末民初著名学者。对于其卒年,学界一般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忘山庐日记》所引“前言”与“序”,认为是1924年。但这一说法与孙宝瑄的生平并不相符,且所引资料本身也存有表述不一之处。兹据《忘山庐诗存》,并参阅其他相关资料,重新探讨,而认定孙宝瑄卒于1922年。

从《孙宝瑄日记》看西方经济思想在晚清社会的传播和影响

清朝末期,西方列强通过武力方式攫取在华利益,西方的思想便伴随着西方经济发展模式对晚清社会造成的冲击,一同得到了传播和发展。19世纪中期至清朝灭亡,西方经济思想的传播主要通过西方新教传教士的活动、进步人士的推广,加之翻译事业的开展等三种因素进行;与此同时,传统经济思想呈现出阶段性变革的特点,晚清时人也以徊徨和回应反馈着影响。在救亡图存的社会共识舆论背景下,晚清时人固有的经济观念瓦解和重构,思想进步人士开始关注和反思晚清社会的经济现状,积极为寻求救亡图存、自强求富的良策做出努力。

孙宝瑄室名考

孙宝瑄室名甚多。前居京师期间,喜好恬静淡然无为的读书生活,而号其室为"梧竹山房"。沪居时期,接触中西学新知,思想日益变化,而谓其室为"日益斋";又因研习佛学,取"见道忘山"意,名其室曰"忘山庐"。后又取《庄子·庚桑楚篇》"介者拸画"意,谓其行谊识解独出机杼,毁誉置之度外,而号其室为"拸画斋"。孙宝瑄的不同室名,反映了他在不同时期的意趣和追求。

新学书籍的涌入与“脑界不能复闭”——孙宝瑄《忘山庐日记》研究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记载了他在光绪晚期大量阅读西学书籍的经历,从中可以看到孙氏逐渐接受西方婚育学及生理学的过程,其阅读目的在于探求强种、强国之道;日记还反映了孙宝瑄等人在接受西学思想的同时,也从传统的'异端'如颜李之学中寻找精神资源。西学书籍带来了观念的更新、知识结构的更替,以及'脑界'的逐渐打开,传统学问的框架被拆解、重构。孙宝瑄等人有关理想政体、国计民生的诸多思考,处处体现了西学书籍的影响。与晚清其他知识分子相比,孙宝瑄对西学书籍的阅读量更大、范围更广,他是在新学涌入、新词汇引进的大潮中学会使用新词汇、新概念思考的代表人物,由此可以管窥19、20世纪之交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

孙宝瑄与求是书院史事考

1901年夏秋,自创建以来一直执掌求是书院的陆懋勋因需到翰林院供职,决意辞去总理一职,由监院陈仲恕代理,后由劳乃宣接任。查《孙宝瑄日记》(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童杨校订《孙宝瑄日记》,中华书局2015年版,以下引文出自此书者只标注页码)可以发现,在劳乃宣之前,孙宝瑄一度被其在求是书院的友朋推荐为总理人选,然终因得不到杭州士绅的支持而落选。此事颇能反映求是书院当时的运作情形。

以新眼读旧书——孙宝瑄《红楼梦》评论的世界眼光及中国底色

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晚清名士孙宝瑄对《红楼梦》的解读,呈现出新旧杂陈的特点。在传统文化的观照下,孙宝瑄对《红楼梦》的认知视角发生了从"以史观之"到"以道观之",再到"以佛观之"的转变。在接触了西方文化之后,孙氏站在优生学立场上倡导自由婚恋,并肯定了《红楼梦》在叙事方面的优长。孙宝瑄对《红楼梦》的评论,既展现了世界眼光,同时也保留了一些中国底色。

人物评价认知背后的亲缘派系网络小议

从文本解读来探究历史人物的思想行为,其局限在于文本研究并不能提供完整的语境,因为亲缘派系网络往往会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言行。如《忘山庐日记》中孙宝瑄对李鸿章在对日主和、联俄两大问题上的认同,并不能使我们得出孙乃主和人物。当然,历史是复杂的,亲缘派系网络亦并非可以套用解释所有问题,这可以从孙宝瑄与陈璧的矛盾关系等例子中看出。

名人日记与古代小说阅读史的研究视角--以《忘山庐日记》所载《红楼梦》读札为中心

作为晚清士人群体的重要一员,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中详细记载了《红楼梦》阅读的细节片段。孙宝瑄一方面从自身“悟道”需求对《红楼梦》作出“证道”诠释,另一方面,又强调《红楼梦》阅读批评应带有社会启蒙的考量。当针对孙宝瑄自身的“悟道”修炼时,《红楼梦》的“宗旨”及意义就侧重强调修炼心性的自我消遣与调节作用;当针对古代小说的当下流传时,《红楼梦》的“宗旨”及意义就凸显“君子得之固躬”的教化价值。这种基于特殊缘由及选择性记载的日记写作模式之于古代小说阅读史研究的启示在于:不仅应充分注意阅读个体诉诸文字时对自身阅读心态的展现及其有意回避的深度分析,且应多方注意日记记录的社群性阅读习惯或社会维度由此导致日记所隐含的多重意义导向,以便细致考察阅读个体在阅读小说文本与记录小说文本见解之间的视角取舍及其话语表达模式的差异,避免过分夸大日记的研究价值、乃至出现阐释的简单化研究。

论清末政府阶层中西文化观的两种形态

为学界所忽视的政府阶层的中西文化观,在清末主要有两种形态:中西会通、中不如西。其中的中西会通思想,樊增祥所著《樊山政书》是很好的解读文本,樊增祥的中西会通思想主要包括通中西之邮以开民智、对西学中的六种错误行为的批判及中西之间的中庸等内容。至于中不如西思想,孙宝?在《忘山庐日记》中有详细的表白,这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及军事等多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