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孝宗实录》与传世相关文集收录奏疏价值比较研究

《明孝宗实录》与相关明人文集都是研究明孝宗在位期间历史之重要史料。其中《明孝宗实录》所收奏疏虽多删节,而记载了该时期之基本史实,全面而系统,相关明人文集所收奏疏则记载了与文集撰写者相关之史实,虽着眼局部,而具体详细,为局部特写,两者有互相补充之益。二者在记载史实方面又皆因体裁限制、抄写不慎、主观因素等影响,而各有其不足,包括史实失误、避讳隐瞒、文字不确等,将其相关部分进行对比,更可校正失误、求得真相。总之,在历史研究中重视《明孝宗实录》与相关明人文集所载奏疏皆予利用,极为必要。

《明孝宗实录》记载纠误及其在历史文献编纂学上的启示

《明孝宗实录》卷帙浩繁,内容丰富,是研究明孝宗在位时期历史的重要资料。然而其记载亦有人名、地名、时间、史实等方面的失误,以及史实漏载等不足,甚至有歪曲史实,刻意诋毁人物的现象,影响了其编纂质量。文章特选取其部分失误事例加以纠正,并予论列。以上失误现象从历史文献编纂学角度给后人留下了如下重要启示:编纂者具备严谨认真的写作态度,制定完善的凡例以及坚持秉笔直书的史德,是历史文献编纂成功的关键所在。

《明孝宗实录》文献价值探析

《明孝宗实录》以诏令、奏疏、传记等多种形式,将明孝宗一朝的历史按时间顺序编纂成书,内容广泛,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文化等各个方面,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明孝宗实录》流传开来之后,成为明代私家修史的重要史源,包括诏令奏议集、传记类史书以及地理类、职官类、笔记小说类典籍皆将其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入清后,《明孝宗实录》又成为官修与私修明史中涉及弘治朝历史的重要史源,体现出很高的文献价值。

《明孝宗实录》修纂凡例探析

《明孝宗实录》在《明实录》中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其凡例的书写也颇具特色。其规定的书写范围与正德初期的政治环境有密切关系,体现了编纂官的政治倾向,同时根据孝宗朝时代特点有所损益。其修纂内容绝大部分属于国家治理的范畴,旨在记录当时国家机器的职能与运作。该凡例为《明孝宗实录》资料的选取提供了方向与标准,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然而由于其规定较为笼统,导致该书出现某些内容记载矛盾、模糊不清等失误。这便要求官方修史时,需制定更为详细而明确的编纂凡例。

《明孝宗实录》焦芳“曲笔”问题考论

《明孝宗实录》修成后,一些人指责总裁官之一焦芳故作“曲笔”,要求重修或在该实录中删正“曲笔”。重修建议未被采纳,删正的建议,应亦未能实行。明后期王世贞等人进行考证,具体指出了《明孝宗实录》中包含“曲笔”的一些证据,并解释了焦芳“曲笔”的动机。与“曲笔”之议相关,明清学者对《明孝宗实录》评价甚低,但迄今所见“曲笔”所涉范围有限,《明孝宗实录》的史料价值不当一概否定。李东阳、杨廷和等人与焦芳同为总裁官,当时不能抗争,事后又反对修改,对《明孝宗实录》中的“曲笔”也难免责。

《明孝宗实录》传记资料来源与资料处理方式

《明孝宗实录》所载人物传记内容丰富,对于了解弘治十八年间的朝政状况等甚有价值。考其写作乃多方取材,如参考了前朝实录中的相关记载、传主碑传类文章及与传主有关的书信、序文、祭文等,另外还有传主生前所写文章及该传记撰写前已出版的有关文集等。同时其传记还对以上所用资料进行精细处理,形成了独特的叙述方式。由此可断定《明孝宗实录》传记资料来源非常广泛,据此撰写时极为精心,无疑对于提高其编纂质量大有帮助。

《明孝宗实录》编纂思想探析

《明孝宗实录》是明朝中期纂修的一部重要官修史书,其编纂方式带有资料汇编的性质。该书在诏令、奏疏的收录和人物传记的撰写及评论等方面都体现了直书实录的编纂思想,而且还首次专设"稽考参对"官以保证纂修质量。孝宗皇帝被誉为"中兴圣主",后人对其虚怀纳谏、勤于召对等事迹的传播,以及对其施政措施的借鉴主要来源于《明孝宗实录》的记载,反衬了实录纂修中垂训后世、以史资治的思想。《明孝宗实录》还是一部以帝王为中心的编年史,纂修官出于君臣之义以及现实考量,又要塑造出高大丰满的贤君形象,体现了为尊者讳的编纂思想。

《明孝宗实录》所载诏令及其价值探析

《明孝宗实录》所载录的诏令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内容丰富,包括诏、制、敕、册文,谕、令等。尤其收录了大量敕谕,其中标有'故敕'者有31道,标明'故谕'者39道,其他敕谕20道,反映了弘治年间国家整饬兵备、治理水道、抚治安民等各方面措施。其史料价值很高,是目前可见研究弘治朝历史最重要的诏令类资料。虽有部分诏令被遗漏,但可以通过与其他诏令类文书对比,相互补缺。

《明孝宗實録》所載傳記的史料價值

《明孝宗實録》收載傳記凡421篇,其記述特色鮮明,用語簡括、惜墨如金。其價值有三:或爲記述傳主仕宦經歷、綜合評價的最早文獻,爲後人提供了珍貴資料;或對傳主之評價更爲客觀,不若碑傳類等傳記一味溢美;或較其他史書所記更爲準確。不過,由於其傳記爲集體編纂而成,有些編纂者史學素養與責任心較差,導致某些記載發生失誤,甚至存在顛倒黑白、歪曲史實的現象。另外,《明孝宗實録》的編纂凡例失於過簡,造成各傳記系時不明,易使讀者發生誤解。《明孝宗實録》傳記撰寫的優點和不足反映了明代官方組織編纂史書的優勢與局限性,爲後人提供了寶貴的經驗與教訓。

试论董玘对《明实录》的贡献

董玘是明代中期著名史学家,一生坚持秉笔直书,反对将个人好恶强加于人。他一生最大的史学贡献是参与了明孝宗、武宗两朝实录的编纂,对保证这两部实录的编纂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清流民与川陕鄂豫交界地区的环境问题

本文主要论述明清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因自然和社会的原因，大批失去土地或逃避赋役的流民向豫鄂川陕交界的秦岭、大巴山区迁徙的规模和过程。自明中叶美洲耐旱作物的传入，流民规模更趋庞大，并长期定居在山区之中，进行开山种植、伐木造纸、冶炼烧炭等作业，造成秦岭、大巴山区森林植被的严重破坏，水土流失明显加剧，严重影响了渭河、汉江流域的灌溉和航运，使我国西部地区环境日趋恶化，应从中取吸历史教训。

清代废除匠籍的历史意义

定于明初的匠籍制度,严重影响了民间手工业的商品生产,也导致了官营生产的日益衰落。自成化到嘉靖年间,明廷数次规定以银代役,减轻了轮班匠的实际负担,对民间手工业生产有一定积极意义。但班匠银的实行并不意味着工匠从封建徭役义务中解脱出来,工匠制度的本质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工匠股役的形式,而且工匠因有匠籍,既需交纳匠班银,仍须为官府从事低偿或无偿的强制性劳动。 清代顺治二年宣布废除匠籍,免征匠班银,工匠在法律上获得了一般民户的地位,标志着徭役时代的结束。但由于财政拮据,清廷仍以各种改头换面的形式无偿役使和利用着工匠,而且又于顺治十五年恢复征收匠班银,匠户不但要与普通民户一样纳丁银,还要交纳匠班银,一身两役,不堪重负,严重地影响了官民营生产。康熙二十年代开始,各省将匠班银摊入地亩,工匠才最终摆脱了匠籍制度的束缚,彻底结束了无端服徭役的时代,官营生产正式实行雇募生产,民间手工业从此才较少干预走向正常发展的道路。

《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弘治初年

《三国志通俗演义》当成书于明中叶弘治六年左右。主要依据为目前所知最早的两件资料：一是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所载庸愚子蒋大器于弘治甲寅为该书写的序文；一是郎瑛《七修类稿》中的两段文字。还可以见诸《明孝宗实录》的一则材料作为佐证。而在目前学术界中仍占主导地位的“元末明初说”则有种种漏洞，难圆其说。

明代辽东马政探论

明代辽东马政探论张士尊在冷兵器时代，马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国之荣危系于兵之强弱，兵之强弱系于马之登耗”。本文仅对明代辽东马政的发展做点考证，以求教于方家。一马政管理组织。据《明会典》载：“凡在京在外卫所俱有孳牧马匹以给官军骑操之用。在京及南北直隶卫所...

明代凤阳的皇陵

明代凤阳的皇陵周致元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ｓ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ｏｍｂｓｏｆｔｈｅｒｏｙａｌｆａｍｉｌｙｏｆｔｈｅＭ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ｇｒａｖｅｙａｒ...

明代秦巴山区的封禁与流民集聚

鄂豫陕以及川东北交边的秦巴山区为明代的重点封禁地区，然而，不能将山区封禁简单化，更不能据以推断明初的秦巴山区处于空白状态。对于秦巴山区的流民，明政府曾先后以设专官抚治、严行驱遣、准许附籍等措施加以处置，其间，成化十二年原杰的处置为人们称道。但秦巴山区的流民问题远未因此而终结，此后直至万历年间，流民的集聚及政府的处置持续不断。与此相关联，对有明一代秦巴山区集聚过的流民数量。

历史自然灾害记载与灾害史研究——以明清时期为例

追求史料的原始性乃历史研究的基本取向之一,较之政治史、社会生活史等领域言之,由于具有更多统计方面的要求,如灾害规模、灾害等级、发生频次等,因此,灾害史研究在这方面理应提出更高的要求。如众所知,从一般意义上讲,中国历史灾害记载种类众多,内容丰富,记载时间序列长且连续性好,综合性亦颇为突出,尤其明清时期.

明代北京地区的农业(续一)

四、明代北京地区的农业自然灾害 明代北京地区的农业自然灾害种类繁多,气象灾害有水灾、旱灾、风灾、雹灾、雪灾,霜灾、低温类灾害;生物灾害有蝗灾、虫灾、鼠兽鸟害、畜疫;环境灾害有风灾、沙尘暴、水土流失;其他灾害有饥、荒、疫等。在这些自然灾害中,频繁出现危害特别严重的是旱灾、水灾、风灾及蝗灾。 (一)旱灾 旱灾是指在一个较长的时段,从数月至连年不雨,或降水量异常偏少,严重破坏农业生产,造成禾苗干枯,夏粮无收,秋粮不能播种的后果。根据《明实录》等文献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