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孝经孔传》在隋代出现的历史契机——以刘炫《孝经述议》为中心

今传《古文孝经孔传》出现于隋文帝开皇十四年。南北一统使《孝经》学打破了南北学和今古文的界限,走向折衷化;《孔传》对《管子》的征引,与隋文帝以《孝经》治天下的政治手段暗合,体现出《孝经》学的法家化;《孔传》将经文之"毁伤"特指为"刑伤",则契合了隋代以佛教立国的社会思潮,有宗教化的意味。《孔传》之真伪及成书年代虽仍不能确定,但通过刘炫疏解此传的《孝经述议》,可以探索《孔传》与隋代政治及学术文化的关系。

从复原本《孝经述议》管窥刘炫学术特色

刘炫与刘焯并称“二刘”,为南北朝至隋时重要的经学家。二人虽著述宏赡,但所作几乎全部亡佚,唯刘炫《孝经述议》于日本发现残卷,经日本人林秀一复原辑佚后,原书面貌得以恢复十之七八。以复原本《孝经述议》为研究对象,从中窥探刘炫的学术特色,对“二刘”研究以及中古经学史的探讨都大有裨益。刘炫的学术特色根植于南北朝经学发展的大背景,同时渗透着其独特的个性气质,在转益多师的学术历练下,他最终形成了敦实谨笃、条达融通的学术风格。

刘炫《孝经述议》与魏晋南北朝《孝经》学——兼论《古文孝经孔传》的成书时间

刘炫撰著《孝经述议》以注解和发明《古文孝经孔传》,力排众家,不主郑氏,尤其对当时流行的东晋南朝人之注解做了回应。从某种程度上说,此书在《孝经》学史上综合了南北思想,成为走向唐代经学统一时代的先导,可谓是《孝经》学发展的一大转折点。《古文孝经孔传》对《孝经》的解释有着浓重的法家色彩,将《孝经》解释为饱含刑名治术之书,此正与曹魏时期的名理之学及博通风气相合,同时亦与曹魏以重典治国相应。以此为线索可推测该书之成书当在曹魏时期,而《孝经述议》对颇富法家意味的《古文孝经孔传》不但未予以批评,反而能予以高度认同,也正是因为两者均成书于从分裂走向统一、需要强调法治以整合社会的历史时代。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律法儒家化的时期,儒、法关系与当时的忠孝之辨、仁孝之辨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三大主题。《孝经》本身论述忠孝关系,且有专门关涉律法的《五刑章》,故成为当时士人关注的重要典籍。刘炫对这三大主题都做了回应,他主张忠先于孝、仁大于孝,此正与其主张不孝之罪在三千刑律之内的立场一致。而刘炫的解释也凸显出历史上对《孝经》的解释呈现出礼仪化和刑法化两种不同的趋向,这体现出了法律的儒家化和儒家经学对法家思想的吸收之两重面向。

《孝经述议复原研究》

〔日〕林秀一撰乔秀岩叶纯芳顾迁编译武汉:崇文书局,2016年6月《孝经》有今古文之别,今文则有所谓郑注,古文则有所谓孔传,梁时并立于学官。梁末战乱,孔传一度亡佚,至隋开皇年间再现,刘炫据此撰作《孝经述议》五卷;《隋志》及本传详载其事。及唐玄宗御注出,郑注、孔传式微,终至不传。与此同时,《述议》亦渐佚失,长期以来,只得就邢疏所引想见涯略。

日本古鈔本隋劉炫《孝經述議》引書續考

隋代劉炫《孝經述議》乃中土久佚之書,而日本所藏《孝經述議》殘卷及佚文所引古書如《周易》《尚書》《毛詩》《儀禮》《周禮》《禮記》鄭注、《左傳》《論語》《白虎通》《漢書》《孔子家語》《釋名》《老子》等異文,多存刻本以前即寫本時代文本之面貌。本文列舉《孝經述議》引書之異文四十條,取諸書之歷代刻本及西域寫本、日本古鈔本等校讀比勘,以探研文本之異同。

京都大學藏劉炫《孝經述議》殘卷錄文校補

日本京都大學圖書館所藏劉炫《孝經述議》殘卷是目前存世的唯一一部“述議”體經疏,對於我們了解北朝至隋代的義疏學發展,以及唐人《正義》與南北朝義疏學之間的因革關係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其中豐富的引文對於相關古籍的校勘、輯佚亦具有重要的價值。本文以日本學者林秀一《孝經述議》殘卷之校勘記爲參考,將殘卷全文録出,并加以標點、校勘,希望可以爲學術界進一步研究《孝經述議》殘卷提供便利。

《毛诗正义》“删定”考

《毛诗正义》系以刘焯《毛诗义疏》和刘炫《毛诗述议》为基础删定而成,但由于二刘旧疏早佚,学者无法认识唐人究竟是在哪些方面、何种程度上对旧疏进行"删定",因此,《毛诗正义》常常被简单视作唐人的经学与诗学著作。这不仅对中古经学史的精细化研究造成较大阻碍,也影响了学界对于唐代诗学理论的认识。《毛诗正义》中存在一系列文本失序现象,证明《毛诗正义》内部存在两种版本形态和各类前后矛盾、重复的文本现象。参照刘炫《孝经述议》体例,可以看出《毛诗正义》中出现的文本失序现象正是唐人在二刘旧疏的基础上进行"删定"时裁汰未尽所致,部分《正义》可据此辨识出二刘旧疏与唐人正义两个文本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