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孝经注》残卷的文献价值

在宋前的《孝经》学史中,郑氏注曾发生过深刻的影响。但宋代之后,郑注本亡佚,治《孝经》者已无从探讨其得失。清季皮锡瑞所撰《孝经郑注疏》,是前代郑注研究的典范,但其所疏文本来自辑佚,故并非郑注原本。所幸敦煌藏经洞出土了唐写本郑氏《孝经注》残卷九种,既为重新认识郑注本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基础,也可以用之检验以皮锡瑞《孝经郑注疏》为代表的前代郑注本研究的得失。通过对比研究,可发现敦煌《孝经注》残卷在还原郑注的错简、辨析误辑的郑注和验证前贤对注文的校勘这三个方面均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同时,传世文献又能反哺敦煌本《孝经注》,为其进一步完善提供文献材料。

李善《文选注》与《文选钞》征引《孝经》、郑玄《孝经注》略考

李善《文选注》征引《孝经》本文75次,《文选钞》征引5次,其文本与今文《孝经》除少数无关乎版本判断的异文外皆同,而与古文《孝经》则颇多歧异,故知二书所引皆为今文《孝经》。李善注征引郑玄《孝经注》8次,实为7则,其中2则仅见于李善注,具有重要的辑佚价值。《文选钞》征引郑玄注6次,实为5则,古今中外学者之郑注辑本均未参据该书所引,是很重要的文献。对李善注与《文选钞》所引《孝经》与郑玄注的考察,可以解决一些具体的学术问题,加强对李善《文选注》、郑玄《孝经注》的准确把握,乃至有助于对唐玄宗《孝经注》之考察。本文也对李善注、《文选钞》之前的《孝经》学背景与郑注《孝经》的著作权争议等问题做了梳理与考察。

郑玄注《孝经》考辨

郑玄为《孝经》作注,见于多种文献记载和目录书著录,本不值得怀疑,但因此书系郑玄晚年之作,未及传授给弟子,故多数弟子不知,加之其孙郑小同传出时题为"郑氏注",久之遂有学者质疑。先是南朝萧齐陆澄提出"观其用辞,不与注书相类",唐修《隋书·经籍志》沿袭其说,刘知几又提出"十二验"以疑之,甚至还有人提出"康城胤孙"说和"郑称"说,遂造成一定混乱。对此,历代学者,特别是清朝学者多予以驳斥,今列举其说并予以考辨。

唐玄宗御注《孝经》考

《孝经》在儒家经典十三经中篇幅最短,文义亦最为浅显,因而其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实较其它经典为大。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两次为之做注,是今通行《十三经注疏》中唯一由帝王直接做注的,其在《孝经》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这一过程的详情至今尚待厘清。笔者试就学识及材料所及对之加以探究,以梳理唐玄宗时期整理《孝经》的详细过程,不当之处,恳请方家指正。

唐玄宗《御注孝经》发微

《孝经》作为一种儒家经典曾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自产生之日起,对其研究即不绝如缕,并且纷争不已,详情可参胡平生先生《〈孝经〉是怎样的一本书》、陈鸿森先生《〈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孝经类辨证》,此不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唐玄宗曾两次为之做注,并刻石立于太学,诏天下家家备藏,不仅在唐朝是一大事,在经学尤其是《孝经》的发展演变史上更是一大事,不可不论。业师冻国栋先生《〈唐崔暟墓志〉跋》一文对之已有所论列,惟限于体例未加详述,嘱我思考,今以此文述老师未尽之意。

《孝經》兩種西夏文譯本的比較研究

出土西夏文獻中,發現三種《孝經》類文獻材料,分屬於吕惠卿《孝經傳》與唐玄宗《孝經注》兩種不同文獻。兩種材料中《孝經》經文差别很大,本文從多角度進行比較,明確其出自不同譯者之手,爲不同的兩種西夏譯本。本文並對此前未解讀的俄藏十二章經文與英藏本同存世、漢文本作對勘解讀。《孝經》多種書題的翻譯以及兩種不同譯本的存在,表明儒家經典《孝經》在西夏時期流傳甚廣。

何休著述叙要

何休(129-182),字邵公,东汉后期著名的今文经学家.他在《春秋公羊》学的历史上是一位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代表人物.早期《春秋公羊》学的理论体系总结完成于他的手中,他所概括的"三科九旨"等一系列命题事实上已成为后世《春秋公羊》学的理论核心.清代著名《公羊》学家刘逢禄曾经指出:"无三科九旨则无《公羊》,无《公羊》则无《春秋》."①揭示了何休在《春秋公羊》学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在今天,考察这位有重大贡献于《公羊》学的思想家的著述情况,公允评价其对《公羊》学义例所作的总结,无疑有助于我们深化汉代经学历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