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地方轶闻激化的经学史纷争——梁载言《十道志》与《孝经郑注》作者之争

在郑玄《孝经注》大遭怀疑之际,唐代梁载言在《十道志》中既提出"康成胤孙作《孝经注》"的异说新论,又记下"康成注《孝经》"的地方传闻,前后矛盾,使《孝经郑注》作者问题节上生枝。清代《孝经郑注》作者之争再起,一批硕学名儒对"康成胤孙作《孝经注》"说加以引述、发展,进一步怀疑、否定郑玄注《孝经》。然而细作检寻,可见清代众多考据名家明知梁载言记载窒碍难通,却亟于利用,疏于考辨,为证成己说,不惜误读、臆解、妄增文字,将清代汉学中主观考证的弊端暴露无遗。《十道志》激化的经学史纷争作为典型案例,可以提醒后人审慎看待古代地理志书中的轶闻异说,并警惕清代考据名家也有可能目穷千里而失之眉睫。

敦煌本《孝经郑注义疏》体例特点及其文献学价值

敦煌本《孝经郑注义疏》是一部介于义理经学与训诂经学之间的著作形式,它没有隋唐义疏体常见的《序》言、篇序,只存有主体部分。其内容不仅训释词义、串讲句义,而且诠释经文名物制度;不仅守郑玄一家之言,而且旁征博引诸家之说。在注释体例上,敦煌本《孝经郑注义疏》具有南北朝时期义疏体式的基本特点,即科判章段、揭示章旨、补充疏释、征引成说、施加按语、考辨经义等。此外,在义疏学史的研究上,敦煌本《孝经郑注义疏》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是研究南北朝义疏体著作外部体式、基本注疏原则和考察后世《孝经》类义疏体著书发展的珍贵资料。

《孝经郑注》回传中国考

现在一般认为,《孝经》是孔子门人或曾子门人(或者是再传)记录、整理孔子对曾子讲述孝道言论的著作,成书当不晚于战国时期,其间又经过这一学派学者的不断加工.汉兴,河间人颜芝之子颜贞献之,凡十八章,长孙氏、江翁、后仓、翼奉、张禹等皆名其学,是为今文.……

论唐代的文献辨伪与官方学术——以《孝经》孔、郑注真伪之辩为中心

《孝经》孔、郑注,在流传过程中有失体统,自南朝以来,代有学者不断论争。开元初政,唐玄宗有感于《孝经》师说纷纭,颇不利于弘扬"孝道"的现实,命臣僚论辩《孝经》孔、郑注的真伪、优劣。刘知幾、司马贞等人,各抒己见而莫衷一是。唐玄宗基于不纠结于"小疵"而发挥"异说",不纠缠于"门派"而弘扬"大义"的考虑,诏令搁置真伪之论而并立学官,从而在推进经术统一、"以孝治国"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从《孔传》到《郑注》看两汉宗族文化发展的一个侧面

《孔传》和《郑注》是解释《孝经》的两部重要著作。《孔传》是将人的孝行置于一个复杂的宗族系统中,强调子对父的绝对服从,对孝行的解释极为细致;《郑注》则主要是从学术上理解"孝",强调父慈子孝的双向关系,其对《孝经》的解释体现出理性特点。《孔传》和《郑注》在文本上的变化体现了两汉时期宗族文化的形成过程,又代表着宗族形成的两种不同模式。以孔、郑为代表的士人在两汉宗族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设计者、参与者的作用。

唐玄宗《御注孝经》发微

《孝经》作为一种儒家经典曾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自产生之日起,对其研究即不绝如缕,并且纷争不已,详情可参胡平生先生《〈孝经〉是怎样的一本书》、陈鸿森先生《〈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孝经类辨证》,此不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唐玄宗曾两次为之做注,并刻石立于太学,诏天下家家备藏,不仅在唐朝是一大事,在经学尤其是《孝经》的发展演变史上更是一大事,不可不论。业师冻国栋先生《〈唐崔暟墓志〉跋》一文对之已有所论列,惟限于体例未加详述,嘱我思考,今以此文述老师未尽之意。

晚清《孝经》学文献述略

道、咸以降,西学东渐,中西、新旧学之间不断冲突、对抗与融合,学术发展呈现多元化趋势。在学风骤变的情势下,晚清《孝经》学亦有所发展,它除依循旧有的传统研究外,还有了新的研究趋向,更体现出文化转型的特点。为更好地把握晚清《孝经》学发展的进路与概貌,对该时段《孝经》类文献的著述和出版情况作初步梳理与研究便是首要关怀之所在。

沈文倬先生的《孝經》研究

沈文倬先生證明日本所傳《群書治要》並非唐代魏徵原本,其中所録《鄭注》非唐初原文,學者依據《群書治要》輯佚《孝經鄭注》,多失原狀。其方法和視野均值得今人借鑒。

清儒对郑玄注《孝经》的辩护

《孝经郑注》作者问题是中国经学史上一桩公案。郑玄自言注《孝经》,但自陆澄首发难端,陆德明、孔颖达等续加疑辞,刘知几再设"十二验"断言《孝经》非郑玄所注,王应麟继称郑小同注《孝经》。清代汉学复兴,《孝经郑注》作者之争空前激烈,陈鳣、袁钧、严可均、钱侗、侯康、郑珍、潘任、曾朴、皮锡瑞、曹元弼等前后踵继,通过考核证验,寻出《孝经注》必属郑玄的种种内证,同时针对刘知几"十二验"逐一辩驳,又对"郑小同注《孝经》"说予以否定,力翻陈案。这一典型的案例,具体展示出清代汉学持续发展的历程与后出转胜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