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之神与孝道实践——以一个乡村社区的调查为例

和谐社会道德建设离不开传统孝道的发扬光大,而现有关于孝道的研究多侧重文本分析,停留在理想化与抽象化的层次,缺乏与日常生活实践的沟通和连接。有鉴于此,以人类学的社区研究法来调查分析一个具体乡村社区的孝道实践有助于突破文本分析的局限,将抽象的孝道回归到具体的社会文化场景中来理解其含义,并探讨社区中以做人的逻辑为基础形成的意义体系即社区之神是如何维持孝道实践的,从而为有效地在全社会弘扬孝道奠定基础,使孝道重建不至于流为空洞的口号。

曾子的孝道实践与现代德育教育

曾子的孝道实践包括尽全力养父母的身、心,珍重生命、不遗父母恶名,委婉劝谏父母的过错等内容。这些内容对于解决现代德育中存在的不知如何孝敬父母、不爱惜生命、以及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代沟等问题都有良好的借鉴作用。

爱就是陪他们「看电视」！－成年子女的电视消费与新孝道实践

晚近阅听人研究逐渐转向强调阅听个体赋予意义的能力，而此种赋予意义的能力不仅限於文本意义的解读与诠释，亦指涉媒体经验之於每日生活的意义。本研究属於民族志学取向的阅听人研究，将电视媒介的使用放回阅听人的日常生活脉络中，检视「看电视」如何镶嵌在阅听人的每日生活中。本研究尽可能揭露阅听人具体生活的真实经验，分析未婚子女在与家中长辈一同收看电视的特殊电视使用情境中赋予何种重要的意涵？研究发现，电视相较於其他媒体而言，是一种家庭媒介，其与家庭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看电视是如此稀松平常、唾手可得、不费力劳神，提供家庭最佳互动管道。对子女而言，「共视」亦提供安全、事不关己、不会造成尴尬与亲子间紧张与压力的交谈氛围。而与住在家中的子女不同，外宿子女因为与双亲的相处互动时间少，必须把握有限的返家时间来陪伴父母、承欢膝下，因此倾向战略性（tactically）地运用与父母亲一起看电视的行动来展现其孝心与孝行，发展出特殊的共视模式与意涵。据此，子女与家中长辈一起看电视并非单纯的「看电视」，而是有更深层的意涵；电视消费被挪用、改造、转化，成为具有个人化意义与功能的孝道实践行动。

论雍正帝的孝治理念及实践

清初帝王奉行“尊孔崇儒”的文化政策,对于儒学文化采取接纳的态度,非常重视《孝经》的研究和孝道的弘扬,延续了“以孝治天下”的国策。特别是雍正帝,他继承了顺康二帝坚持儒治和孝治的理念,御注《孝经》,并进一步加强尊孔的力度和对儒学的推崇;同时在实践中落实孝道,尤为重视陵寝规制、丧葬祭祀等方面的改革,一方面营造了浓厚的倡孝社会风气,另一方面也加强了清初满汉文化的融合,推动了伦理与礼制的互动。总体上,雍正帝的孝治理念和实践,起到了教化万民而强化皇权的作用,稳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清王朝的统治。

孝道实践的情理张力及其克服——以《孟子》“怨慕”的考察为中心

面对“怨慕”这一孝道实践个案中包含的情理张力,孟子与后儒偏重于不同取向的实践进路来克服。孟子承认包括舜在内的人心中既“怨”又“慕”的情感,主张通过涵养“慕”的道德情感来转化“怨”;而后世尤其是宋明儒者则偏向于“不怨”,并由此转向“责己”,通过道德理性的自觉与主体的反身性实践来统一理性要求与道德心理的分裂。两种进路本质上并不完全冲突,而当代孝道实践也同样要求二者的融合,从而提供一条合理而适情的现实路径。

现代孝道的困境与出路

“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维系人伦的重要工具,不仅对宗法社会来说是重要的维稳纽带,而且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 建具有重要作用。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孝道中的一些旧观念、行为方式已经显得不合时宜。传统孝道的践行面临严重的挑战。探 寻更加符合时代的孝观念和行之有效的践行方式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

孝文化的现代价值及其实践探析

孝作为中华传统美德,在历史上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有祭祖祈福、传宗接代、善事父母、敬老忠君乃至全德等多重含义,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孝文化。孝因为过分泛化在近代受到众多批判,但在今天仍有重要的价值,它有助美德养成、保障家庭稳定和幸福、促进社会友善与和谐、培育家国情怀和责任意识。今天传承和发展孝文化,需要从孝德教育、理论建构、礼俗塑成、制度保障等多个方面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