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对《孟子》的袭用与批判

从《荀子》书中可以发现,荀子对《孟子》的思想、主张、观点、比喻乃至用语都有许多明显的继承、接受甚至抄袭,尽管荀子并未说明这些内容是源于《孟子》,但不难看出孟子思想和文章对荀子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荀子在其书中又对孟子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判和抨击,甚至称其有“罪”。荀子对孟子和思孟一派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道家特别是庄子的思想资源;而批判的目的,则可能是为了挽救在战国末年学术思潮中趋于颓势的儒家思想。

中小学语文教材选用古诗文篇目的版本问题——从《孟子》“斯人”与“是人”之争说起

通过对《孟子》版本源流的梳理,发现诸版本仅有“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的记载,且“是人”的用法更接近战国时期的文法习惯,而“斯人”之说源自其他文献对《孟子》文本的征引。为了发挥正面导向作用,避免近年频发的古诗文选篇的异文之争,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辑出版工作亟待进一步优化。不仅要充分利用影印本、整理本等优质文献资源进行版本源流的梳理和异同的比较,从中甄选出最可靠的文本,而且应当标明所选版本与典型异文情况,向中小学生普及文献学常识,传递正确和理性的版本观念。

“以道自得”:张岱《四书遇·孟子》的诠释特质与价值

张岱《四书遇·孟子》是嘉靖后期诠释《孟子》的集大成之作,具有鲜明的诠释特质。其特质一方面表现为诠释体例的革新,反对传注体例,注重自我感悟,不盲从朱《注》与时说;另一方面表现为诠释模式的变革,以评点方式诠释《孟子》文本,挖掘《孟子》文学价值,融通儒释道,以佛道释《孟子》思想。这些特质集中体现了《四书遇·孟子》文献与学理的双重时代价值。从文献角度而言,《四书遇·孟子》广征诸说,反映时人诠释《孟子》的真实情况,具有辑存之功;从学理角度而言,《四书遇·孟子》以“自得”为核心,诠释体例、模式的创新,皆是其“自得”思想的具体实践,对矫正晚明空疏玄虚之风具有积极作用。

朱熹、俞樾对《孟子》“口之于味”章的解读——兼论牟宗三的解读

今人解《孟子》“口之于味”章,多与孟子在孟告之辩中提出人性之善、反对“生之谓性”统一起来,忽视了二者的差异。然而,朱熹晚年既认为孟子言性善是“论性不论气”因而有所不满,又对《孟子》“口之于味”章“亦言气质之性”给予充分肯定。与此相似,清儒俞樾把孟子言性善与《孟子》“口之于味”章区别开来,明确提出孟子言性善为“孟子蚤年之说”,而予以批评;同时又认为《孟子》“口之于味”章“即荀子‘圣人化性’之说”,而予以肯定。朱熹与俞樾的解读,虽二者之间多有差异变化,但对孟子言性善与《孟子》“口之于味”章作出分别对待,重视《孟子》“口之于味”章,或可为今人解读《孟子》所参考。

《孟子》在英语世界的读者评价研究

孟子哲学思辨的复杂性导致学界对《孟子》英译本的海外接受情况持悲观态度。为了解《孟子》英译本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情况,基于Goodreads和Amazon的《孟子》英译本读者评价建立语料库,借助AntConc进行数据分析和整理。研究结果颠覆了以往的消极预判:《孟子》英译本受到英语世界读者的关注和讨论,总体评价向好,众多读者对孟子哲学义理聚讼不已,引起了读者们对中西哲学思想的共鸣;英语世界读者可对个别译本进行深度探讨,具有较强的批判精神;但国内译本相较于国外译本海外流通量小,并未真正走进英语世界普通读者的视线。未来应重视读者群体调研,探索符合《孟子》的译介之道,真正实现中国智慧“走出去”“走进去”。

论《孟子》逻辑学的范畴与原理

孟子在诸子百家争鸣辩论中,传承发展墨子逻辑思想,把具有发端意义的中国逻辑学推向前进,是中国逻辑学走向系统总结时期重要的中间环节。孟子阐发逻辑范畴与原理,精义有四:第一,孟子阐明了“辩”范畴与“类”范畴的规定与运用;第二,孟子论述了“故”“理”“法”范畴与理论思维的原理;第三,孟子总结了类比推论的原理并应用于论辩实践;第四,孟子“知言”的两个原理“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可视为中国逻辑语义学的发端。孟子完全不同意墨子“兼爱”等政治伦理观点,但为捍卫孔学儒术,争取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激辩中制胜论敌,他并不排斥从墨学宝库中撷取墨子的逻辑利器和辩论技艺,创造性地发挥墨子总结的争鸣辩论形式、规律与方法,这也充分证明了逻辑知识的学派超越性与普遍工具性。从本质上说,逻辑学乃是古今中外各家各派共同运用的认知工具和思维利器,与世界性基础学科的普遍工具性殊无二致。

元明时期的文化与《孟子》研究

元明时期的文化与《孟子》研究互相影响、互相促进、交织互动。元及明初,由于程朱理学官方地位的确立,《孟子》研究只能在理学范围内继承发展;明代中期政纲废弛,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变化,张扬个性、奢靡逾制成为新风尚,强调个人主观能动性、提倡致知顿悟等简约修行方式的心学逐渐获得社会认可。作为心学的重要思想资源,《孟子》研究获得创造性发展,特别是良知理论被推向一个新的高度。阳明后学由于过度强调人的本能欲望而逐渐流于空虚,走向理学的反面;明代后期,实学兴起,反对空谈,主张重回程朱理学,理学与心学的学术之争也使学者们重回经典,在二者的双重作用下,《孟子》研究逐渐走向考据。元明时期的《孟子》研究,是从宋学向清学过渡的重要时期,为清代《孟子》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养气、知言与赞美孔子——《孟子》“知言养气”章新解

中国古代的气可分为物质之气与精神之气,后者又包括血气、情气和德气。血气主要针对人的生理欲望而言;情气指人的自然情感活动,如“喜怒哀悲之气”;德气则指人的道德情感活动,如仁气、义气等。孟子的浩然之气不是来自血气、情气,不是对血气、情气的理性升华,而是来自仁义之气,是“集义所生”。孟子的“夜气”“平旦之气”均是指德气而言。孟子自称可以做到知言,可以辨别言辞的错误所在,但没有提出一套分析错误言辞的理论方法。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因为孟子过分重视良知、良能,强调心的直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经验认知的作用。辨别错误言辞不能仅仅靠良知、良能,还要靠经验观察、逻辑分析,而这恰恰是孟子所缺乏的。孟子高度肯定、赞美孔子,实际是通过孔子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视孔子为自下而上用文化、道德影响政治的新王,在得君行道之外,探寻一条觉民行道,甚至为君行道的道路,故“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明清治水比附与《孟子》“排淮注江”研究

明代后期淮河由独流入海改为分泄归江,因《孟子》中有“排淮注江”与水文情境暗合,被援引为泄淮注江的理论依据。清代前期,河臣以禹王河比附《孟子》,构建新的泄淮入江通道,引发士人对治水、经典与地理的思辨。清代中期,淮扬水患频发,孙星衍、焦循借地理考据,构建江、淮上游相通之说,表达泄淮入江、缓解地方水患的主张。清代后期,诸儒围绕焦循等人的观点展开地理辨析,否认江、淮上游相通,确认江、淮与运河一体的认知。明清《孟子》“排淮注江”研究与治水紧密关联,以重构江淮关系为中心的实践与探索为传统经学注入地理考辨与经世致用思维,使原本围绕经文的简单判读转变为对江、淮沟通路线与地理空间的考证与阐释,将“排淮注江”推向地理专题研究层面。

《孟子》“石丘”地望考论

《孟子·告子下》有“石丘”地名,综合上下文意、传世与出土文献中古音通假字,推测“石丘”或为《左传》中“赭丘”,位于宋国国都商丘(今河南商丘)附近。

朱熹的义利观——以朱熹对《孟子》首章的诠释为中心

义利之辨是儒家传统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朱熹通过对《孟子》首章的详细阐释展开了义与利关系的论述。概括而言,朱熹的义利观包括两个方面:“求利之害”和“仁义未尝不利”。具体而言,义是天理下贯至人身而成的内在固有之性理,利是万物各自当然之则的具体实现。人出于对天理的深刻领悟而发出的为“义心”,局限于个人私欲的为“利心”,循着“义心”所为便无所不利,殉溺于“利心”则害将相随。

关联-顺应理论视角下《孟子》英译本对比研究

关联—顺应理论以关联理论和顺应理论为基础,将话语分析和话语表达方式的决策两个部分整合起来,译者在源语言认知环境中寻找关联,在译语认知语境中进行动态顺应,这在翻译研究中具有指导作用。文章以《孟子》英译案例分析为基础,探讨不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关联—顺应情况,并就其中的差异做出对比分析。研究表明,不同译者对明示—推理线索在物理世界、心理世界和交际世界语境进行顺应的方式不同。关联—顺应差异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译者背景不同,二是其语言偏好不同。

统编初中语文教材中的《孟子》选文教学探究

虽然课程改革进行了多次,但是《孟子》选文依旧在初中语文教材中占有重要地位。对比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和统编初中语文教材,分析《孟子》选文编排变化及编排特点,抓住统编初中语文教材的助读系统和练习系统,解读《孟子》选文的编排意图。由此得出,教师教学《孟子》选文时应引导学生在多样诵读中建构语言,在创设的历史情境中把握文章思想,在思辨读写中发展思维,在古为今用中传承文化,从而实现《孟子》选文的教学优化。

《论语》《孟子》中的孝道思想探究

孔子在春秋末期建立“以仁为本”的哲学思想体系学说,提出仁的基础和本质是孝,建立了伦理道德层面上的孝道思想。而孟子继承和发展孔子的学说,有关孝道思想的论述与孔子大多相同,但他在《孟子》中提出“五不孝”的说法来反证何为孝,并树立舜孝子的形象来论述孝道思想。探析《论语》《孟子》中孝道思想的基本内涵与作用,对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孝道传统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孟子》中的“生生”思想探微

《孟子》中蕴含着丰富的“生生”思想。“生生”有三重涵义,即:万物从无到有的过程,万物的发展和延续以及万物之间相互联系、休戚与共的和谐景象。万物的发展变化之中皆蕴藏着“生生”之道“。恻隐之心”是仁者“生生”之道流行发用的内在发端,“事亲”是仁者“生生”之道流行发用的外在体现。在二者综合作用下,“生生”之道得以不断扩充,进而使得仁者达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理想境界。

译者话语视角下儒家经典著作英译对比研究——以《孟子》主要英译本为例

翻译是世界各国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途径,是人类文明传承与传播的重要方式。中华文化的传播离不开翻译,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的儒学以仁、义、礼、智、信等为思想核心,是华夏固有价值体系的重要体现。儒家经典著作则集中了儒学思想体系,其中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学载体更是华夏历史文化古籍中的瑰宝。因此,做好“四书五经”的翻译工作在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中显得尤为重要。译者在翻译工作中有着重要地位,其身处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对所译文献的独特见解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译本质量。本文将以“四书五经”之一的《孟子》为例,从译者话语视角出发,窥见译者在翻译时的思想动态,进而将不同的英译本进行对比分析,为之后的典籍翻译及相关研究提供线索和经验,从而更好的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孟子》英译国内研究现状及其对海外传播的启示

中国典籍浩瀚渊博,《孟子》作为中国典籍经典,是儒家文化的集中表达,而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翻译是一场跨文化活动,借助典籍英译,中国充分地参加全球文化交流。推动《孟子》英译的海外传播是让世界了解中国,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途径。然而国内相关的基础研究薄弱并且没有很好地与国际化接轨也是问题所在。文章基于2011—2021年知网期刊收录的文献,进行量化、质性分析结合,旨在积极探讨和推动《孟子》英译及其海外传播。

“反智全性”与“求故成性”--再论《孟子》“天下之言性也”章

文章重新梳理了故、利、凿三字的训诂,并指出以故旧言性、以利益为本、反对穿凿三者共同体现出道家思想的特征。“所恶于智者”是转述天下人的立场,孟子则予以辩护,是否用智才是双方最大的分歧。在此基础上,文章结合《孟子》中关于性、智的其他文本,着重考察了性、故、智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将双方的立场概括为“反智全性”和“求故成性”。天下人认为用智必然流于穿凿,会破坏人的本然状态,所以他们反对智谋,拘守故旧,以期保全人性。孟子则认为故虽然体现了性,但不等同于性,智的作用不可或缺,“知而弗去”即通过求故认识仁义之性为人固有,并且通过主动的存养、推扩,才能使这一本性得到充分呈现。

存国以重宗庙:公羊学“祭仲行权”义理发微--兼与《孟子》比较

在公羊学中,“祭仲行权”可以是一个伦理学问题,但更多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实际上,《公羊传》之所以提出“祭仲行权”,就是为了以“借事明义”的方式阐明一个重要的政治原则:君死国亡之际,存国以重宗庙。而在公羊家的解释中,从董仲舒《春秋繁露》言祭仲“重宗庙”,到何休《春秋公羊解诂》言祭仲“知国重君轻”,其中义理皆本于此。睽之于《孟子》,何休论“权”虽然出于《公羊传》,但对《孟子》“权”说亦有所资用。然而,孟子合于《公羊传》者,实在于其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政治主张,这才是何休资其“权”说以释“祭仲行权”的缘由所在。

“原泉混混”与“盈科后进”——论儒家“以水比德”在《孟子》中的展开

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子开创的儒家“以水比德”的传统,在《孟子·离娄下》和《孟子·尽心上》两篇中,运用“原泉混混”和“盈科后进”两个相互连贯的水意象对其君子人格修养思想进行了阐发。“原泉混混”强调通过对自身固有德性的洞察和体认,培养君子人格的道德主体自觉意识;“盈科后进”强调通过学问之道培养君子人格的道德理性精神和道德实践能力。孟子认为,君子应当“立于本”并“志于道”,内德充盈而又不断为学进德,从而养成完善的君子理想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