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调适:明初庙堂政治与孟学关系考论

明初庙堂政治与孟学发生激烈的冲突,太祖、成祖两代君主为解决与孟学在理念上的矛盾采取了各种手段。明太祖时期发生“罢黜孟子配享”和“编修《孟子节文》”两大事件,明成祖时期又低调地废止《孟子节文》并颁行《四书大全》作为科举的标准教材,最终完成庙堂政治与孟学的调适。通过考察梳理几大事件的始末,会发现朱元璋、朱棣父子的基本立场与“王圣”精神是一致的,但是集权的策略又有所差异,产生的影响自然也不尽相同。最终孟学与科举的进一步紧密结合,深刻影响着明代士人的精神世界,并酝酿了明中期的学术变革。

20世纪以来的孟学史研究

孟子研究包括孟学、孟学史两大部分。20世纪以来,随着孟学研究的长足发展,孟学史研究亦取得不小的成绩,出版了两部通史性专著、五部断代性专著,发表了一批较有质量的专题论文,有望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孟学史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如相关研究大多寓于经学史(四书史)、哲学史、思想史研究之中,专门成果相对较少;文献与义理二者较好结合的成果较少,一些断代还没有孟学研究专著;研究义理性著作的较多,关注考据性著作的较少。因此,今后孟学史研究要获得突破性的发展,就须特别注重:多学科结合,尤其强调文献学对其他学科的基础作用;史论结合,尤其强调哲学观念史进路对历史思想史进路的理论支持;宏观微观结合,尤其强调宏观视野对个案研究的整体通观;古今结合,尤其强调传统资源对当代社会的人文提升。有史料、有观点、有主线、有关切,方是孟学史研究今后的发展方向。

两汉的孟学研究及其思想价值

两汉的孟学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西汉初，《孟子》被置为传记博士的时期。二是在昭帝主持的盐铁会议时期，孟学得以复起。三是在东汉时期，先有王充撰写《刺孟》、后有诸儒为《孟子》作注。两汉治孟的思想价值，在于它张扬了一种人道思想和理性政治精神，从而对打破经学独尊和促进儒、道两家思想的整合，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何以利吾国——民国孟学“义利观”研究述论

"义利观"是孟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明辨"义"与"利"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还事关个人之行为及道德准则。在西方思潮冲击下的中国社会,"义利观"的内容发生转变,但这种转变却并非凭空而来。民国学者对义利观的诠释,仍是承继中国传统学术思路。原本内化为个人道德伦理规范的"义利之辨",在新旧不同的诠释之下,转化为外在的行为规范及判断标准,从而深刻地影响了国人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思考。

知识—权力视野下的孟学与民国教育

民国时期,作为传统文化一部分的孟学发生了新的变化。这种新的变化与民国新民塑造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而教育正是承担这种新民塑造的重要领域。通过对孟学的重新编码,其得以与现代教育权力结合。在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中,孟学与教育通过知识与权力的共谋,实现了对民国新民的规训。中华民国的新民在权力的施展之下,被塑造成现代与传统的二元统一体,最终成为中国之公民。

论王安石与苏轼孟学思想之差异

王安石从孟子思想非常切合北宋时代建设儒学心性之学与富国强民的需要出发,对孟子之学采取了完全尊信的态度。而苏轼从对儒释道一视同仁的借鉴吸收和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出发,反对孟子的性善论和权变思想,因而与王安石的孟学思想形成了强烈对比。王安石的孟学思想极大地促进了儒学的振兴和孟子升格运动的发展,而苏轼孟学思想中的辨孟部分也从反面对孟子升格运动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考据孟学的演变与成就

清代孟学研究呈现考据特色,考据性的孟学著作浩繁,成绩卓著,但考据的孟学并非孟学发展的终极目的。一方面是考据孟学流于烦琐;另一方面是以曲折而隐晦的形式表达思想,显示孟学在清代演变的思想轨迹,如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焦循的《孟子正义》等。

孟学与韩愈的人格及心态

韩愈一生推崇孟子,并以孟子之道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自居。他终其一生以孟子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以孟子的言行作为自己的言行准则。孟子的人格和学说融化为韩愈的灵魂,并极大地激发了他的生命潜能。韩愈将他从孟子继承而来的独立人格、君臣观念以及出处态度付诸现实事功之中,将士人的独立人格和事功精神紧密结合起来;其以道自任的担当意识、浩然之气以及执着的事功精神,对后世尤其是两宋士人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清代考据孟学的演变与成就

清代孟学研究呈现考据特色,考据性的孟学著作浩繁,成绩卓著,但考据的孟学并非孟学发展的终极目的。一方面考据孟学流于繁琐;另一方面是以曲折而隐晦的形式表达思想,显示孟学在清代演变的思想轨迹,如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和焦循的《孟子正义》。

赵岐《孟子章句》的诠释特色

作为汉代唯一流传至今的孟子诠释专著———赵岐的《孟子章句》,既注重释篇名、阐明篇章大意、分析篇章结构,也关注释词、释句、释名物典章制度、揭示语法、说明修辞等;既注重引证今文经学和道家思想,也注重阐发微言大义。这不仅体现了＂叠诂训于语句之中,绘本义于错综之内＂的诠释特色,也体现了经典诠释的时代特色和政治意味,在汉代经学史上别具特色。

戴震孟学思想的学理依据——兼论《孟子字义疏证》与《天主实义》

20世纪以来,关于戴震孟学思想的理论来源有诸多不同说法,而颇有争议的当属戴震与西学之关系。学者们从文本的对比、逻辑关系的对比方面,列举了《天主实义》对《孟子字义疏证》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但这些文本的对比,似乎在儒家语境下的文本里更有说服力。戴震思想的广袤与深刻,是明清之际整个儒学传统发展到最新阶段所孕育的,有着其内在发展理路。这其中有自明中晚期起,就已经形成的由＂尊德性＂向＂道问学＂发展的传统,也有考据学方法论的继承与发展,乃至戴震的交友与生活经历也是不可忽略的影响因素。西学对戴震孟学思想的影响,大概起到了背景知识的作用。

怀疑 纠结 批驳——戴震孟学四书人性观之嬗变

戴震坚持性一元论,认为"性以类别""性不同呈乎才",强调"知即善",竭力批驳宋儒"天理之性善,气质之性恶"的性二元论。戴震孟学四书之人性观,前后既有继承,又有明显发展,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不断深化和完善的过程,凸显出戴震对程朱理学由怀疑、纠结、远离到全力批驳的心路发展历程。

抗战时期国民党理论儒学化之个案考察——以《孟子学说底新评价》为中心

抗战时期,国民党理论儒学化倾向日益明显。这其中有通过传统学术肃正人心的考量,也是其思想理论中传统因素的一次外显。通过考察作为国民党普通党员马绍伯的《孟子学说底新评价》一书,可以更为清晰地明了国民党理论的这一动向。国民党试图以儒学达到统合全党的目的,反而使作为立党基础的三民主义理论成为儒学的注脚。

怀疑 远离 批驳——戴震孟学四书理欲观之嬗变

戴震坚持"理欲统一",在"欲根于性""以情絜情"等论断的基础上,从"自然"和"必然"层面深化"理寓于人欲之中"思想,批驳宋儒"存天理,灭人欲"。戴震孟学四书之理欲观,前后既有继承,又有明显发展,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不断深化和完善的过程,凸显戴震对程朱理学由怀疑、远离到全力批驳的心路发展历程。

考据孟学的演变与成就

清代孟学研究呈现考据特色,考据性的孟学著作浩繁,成绩卓著,但考据的孟学并非孟学发展的终极目的。一方面考据孟学流于烦琐;另一方面是以曲折而隐晦的形式表达思想,显示孟学在清代演变的思想轨迹,如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焦循《孟子正义》。

阮元《孟子注疏校勘记》之校勘疏失

阮元《孟子注疏校勘记》是清代《孟子》校勘的典范之作,对伪孙奭《孟子注疏》多能正本清源,明辨是非。但由于主客观原因,《孟子注疏校勘记》存在《孟子》中的引文漏校;对伪孙奭《疏》应校未校,该断不断;有裁断无引证等疏漏之处;同时在校勘过程中亦存在误本为据,牵强附会;本一而断,依孤而判;简单引征,误勘错判;校而不引,误判错断;引征不广,识断不精等现象。

龚自珍孟学思想论析

龚自珍立足于晚清社会现实,对孟学进行了诸多改造:对孟子性善论的反叛与颠覆,对孟子"圣人"理想人格的质疑与否定,对孟子的民本思想进行继承和改造,倡导经世致用,使儒学经义与中国历史发展的近代化进程相适应,开启了晚清社会思潮近代化的进程。

大陆当代孟学史实研究述评

孟学史实是孟学研究的基础,自古以来为历代学者所关注。大陆当代学术界对孟学史实,即孟子的名字、里居、家世、父母、生卒、弟子、生平、游历、时代、著作、渊源、学派归属等作了系统、全面的梳理、考察、探讨和研究,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取得了共识。

论《孟子字义疏证》学术旨趣

《孟子字义疏证》的体例和语言解释、历史解释、心理解释的方法及其在训诂学史上都具有特定的涵义。《疏证》中建立起新的理论框架:"抉摘宋明理学之蔽,卓然自成一家言,其意在不在专释《孟子》,故戴震的《疏证》既是对理学的批判,也是对孟学的诠释。"研究《疏证》应该先研究清代学风,进而研究清代思想特点,在此前提下对戴震而不是对孟子与先秦思想研究。但现有《孟子字义疏证》注释本很多都看不到戴震本人的面目。现存的《孟子字义疏证》注释本没有完全按照戴震的本来意思进行疏解,故没有很好地诠释戴震,也没有真正获得孟子的本义,这就导致了文献学方面的诸多问题:借题发挥,重蹈"六经注我"的旧辙。

两汉孟学研究对《孟子》升经的推动作用

孟学是在对孟子其人其书及其注疏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学问。《孟子》成书之后,最初作为诸子之书而流传,及至宋代荣升为十三经中的一部,其地位的攀升与前代孟学研究的累积密不可分。两汉时期,孟子其人其书开始有学者关注,以赵岐为代表的学者们探究名物训诂、梳理思想精髓,开启后代孟学研究的先河,为唐宋间孟子的升格奠定了基础。此后,《孟子》一书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