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学塾中塾师的任职资格

传统学塾对塾师任职资格的要求,社会舆论对塾师的评价,集中在品行、学识、尽心和善教四个方面。为了保证“师范”的品质,人们往往选择老成和自己熟识的人充任塾师。在判定塾师的学识时,他在科举考试上获得了怎样的功名是最主要的评价指标。因为启蒙教育事关重大,塾师不仅要尽心职事,克尽职守,而且要掌握训读之方,善教会教。

民族主义与文化运动:清末简易识字学塾的兴办

清末,出于工具理性下对文字适用性的认知,民族主义诉求下保存民族文化、开启民智的渴求以及"预备立宪"选民资格的考虑,士大夫精英及清王朝开始关注下层民众的识字问题。从1908年起,清王朝开展了简易识字学塾运动。从颁布简易识字课本到催促、考核各省的实际运作,无不交融着国人的文化理想与政治理想。虽然地方政府在实行该政策时表现出了一定的急进性,在上报成果时出现了弄虚作假之现象,但是,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积极的运作举措、较大的办塾成果无不给后世以启发。

近代河南的旧式学塾

河南自晚清办新式学校，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本应被淘汰的旧式学塾一直普遍大量的存在，在城乡教育园地中所占的比重甚至超过中小学校。这在其它省区均有一定的代表性。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教育近代化是难以完满实现的。

香港开埠初期中文学塾发展述论

香港开阜初期,教育不发达,中文学塾是主要的教育形式之一,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香港的官办教育事业。中文学塾来源于香港私塾,后经政府资助改造成为公立教育。其发展经历了自由发展时期(1840—1847年)、政府资助时期(1847—1854年)和官办学校教育制度的确立(1854—1859年)三个历史阶段。通过对中文学塾的改造,使香港教育步入近代化发展轨道。

试论日本江户时期的洋学塾教育

日本江户时期随着"兰学"和"洋学"的兴起,洋学塾作为民间教育机构也随之发展起来。"洋学塾"以学习西方科学为主,具有士庶共学、教学自由和教学水平较高等特征。它不仅为日本社会培养了大批社会精英,提高了日本的国民素质,而且在日本学习西方学术和近代思想的传播上都起到了很大作用,催生了日本近代教育思想的勃发,对于日本社会的近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江户时代留给明治时期的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传统学塾中塾师的辛酸苦痛

传统塾师中的很多人,是带着在科举上的失意走进学塾、走上塾师职位的。塾馆中的冷清和孤寂,是很多塾师最深沉的苦痛。对东家提供的饮食粗劣的抱怨,是塾师最为集中的话题之一。学塾主人有意的冷落或无心的怠慢,则最刺痛塾师的心。学塾中工作环境的恶劣和塾师生活条件的艰苦,让人同情。倚人门墙的尴尬位置,使塾师深切地感受到了不自由,而东家和生徒不同的要求,更让塾师无所适从。束脩支付的滞后,给塾师及家人的日常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

兰学塾教育及其影响

兰学是指日本在18世纪后半叶形成的通过荷兰语学习和研究西方近代学术的学问。兰学家讲授兰学知识、从事兰学研究的学塾称为兰学塾。兰学塾以1786年(天明六年)大槻玄泽在江户开办的芝兰堂为起点,并以江户为中心,不断向外扩展,到19世纪初已遍布长崎、大阪、京都等地,成为一种新兴的教育力量。

子弟教育、签诗和童:南洋闽粤公庙神道设教的信俗操作与实践

南洋各埠闽粤公庙代表华人在南海的开拓主权,建构社会和维续公共秩序的机构,也是祭拜神明场所,是以神明叙事和信俗,凝聚中华历史文化与价值观为内在元素,完成教化民众、建构属于集体的地方社会文化。当公庙神道设教的操作是通过签诗、扶乱或乱童等方式,以人神之间沟通文字为形式,实则辅导着信众的自信与多方向思考,这样便很容+易促进民众集体体验文化和文字的重要,理解不论本群体社会发展,或由神明代言民族社会之神圣,都须要文化支撑。所以庙宇透过各种活动推动民族教育,大众以捐献教育回馈神明求功德,也可谓至今最常见的信俗。

新词与故物:清季以来所谓“私塾”问题的再认识

今人习称"私塾"一词,原本在中国古典文献极少出现。直至1905年科举停废前后,出于称谓排除在西式新学堂系统之外本土学塾的需要,新知识精英才普遍使用这一新词,且不为一般民众熟悉。用"私塾"这样的后起概念,来指称清代乃至历代所有各类型的学塾,捉襟见肘,漏洞百出。更应注意的是,"私塾"用语背后,蕴含有近代中西学战之后所形成的知识权力关系。由于趋新尊西的知识立场,"私塾"常带贬义,暗指为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的守旧落伍。但以新/旧、传统/现代、正规/非正规、文明/野蛮等二元对立方式叙述近代教育历史,不仅扭曲事实,对既往教育制度产生认识偏弊,亦遮蔽过去教育中诸多可为当下借鉴、继承之特性。这就提示,在追寻史实真相的道路上,学者应对可能会产生知识陷阱的近代新词予以特别警惕。

试论中国古代教育机制的沿革及变迁

古代教育的兴起 ,无论是官学或是私学 ,也无论是在书院或是乡塾 ,学制的确立和机构的设置 ,教学和教育理论的完备 ,都独具特色 ,因其内蕴的中华民族文化理念而成为世界上的绝无仅有。学校教育的形成 ,书院教育的演化 ,学塾教育的发展 ,完善了中国古代教育的特有体系。

兰学的早期发展

在江户时代中后期兰学兴起,一大批兰学家翻译外国书籍、引进外国先进文化,推动了日本社会向现代化靠拢。兰学家们通过兴建新式学堂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为以后的社会改革培养了骨干人才,对当时乃至以后的日本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福建私塾述略

自唐宋以来,福建人送子弟入学读书的风气比较普遍,主要靠私塾来满足。在数量和分布上,私塾比官学和书院普遍得多,故可以说它是福建古代教育的基础,在发挥教育职能、传授知识与传统文化、提高全民素质与满足民众生活需要上起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历代有关教育史志的著述多以官学为主要论述内容,次及书院,对私塾则往往语焉不详。目前所能见到的有关记载甚少,只能从大量的社会调查中收集资料,弥补不足。

澜沧拉祜族历史上的教育状态试探

本文从拉祜族社会发展的历史背景上,对聚居地澜沧解放前该族教育的基本形武、内容、特征及演变过程作了分析探讨。提出发展当今社会主义民族教育事业,应充分重视民族传统文化的巨大作用与深刻影响,把它同现代科学文化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才更有利于提高民族素质。

谈《红楼梦》中贵族青年的教育

封建统治阶级一向重视教育，但随着封建社会腐朽性的增强，封建教育愈发走向片面与虚伪。本文通过对《红楼梦》中青年贵族的教育状况的分析，阐明了封建教育对贵族青年性格形成、道路选择的影响，进一步揭示了封建贵族大家庭、封建社会走向衰亡的原因。

津田梅子与近代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构建

津田梅子是近代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倡导者及践行者,为教育事业奉献毕生。她创办女子英学塾(津田塾大学前身),倾其所能为女性提供职业教育,以提升其社会地位。不仅如此,津田梅子还致力于打造“all-round women”,即培养兼具专业技能及优雅品性的完美女性。在彼时的女子教育界,“贤妻良母”式女子教育作为一种新常识、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及价值取向,其权威性不言而喻。就此而言,津田梅子的女子高等教育理念及实践活动可谓独辟蹊径,别具一格。作为在历史中前行的探索者及开拓者,津田梅子试图在世俗观念与自身的教育理念之间架构出和谐共生的关系,在坚持与妥协中推进自己的新教育思想。

整理古籍中存在的问题

整理古籍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和不可缺少的科研工作。但从已出版的一些经过整理的古籍和引阅古籍的著作中,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造成用读上的误解和困难,影响对古籍的研究和应用。兹就平日读书所见,分别举例如下,希能引起出版界和古籍整理工作者的重视,以提高古籍出版的质量。

云南省盈江县的现代教育

云南省盈江县的现代教育１９１０年，滇督李经羲委任腾冲和顺乡人李曰垓（哲学家艾思奇之父）为沿边土民学塾总办，开办云南边地学塾１２８所。民国初期，这些学塾处于无人管理的状况。１９３５年，滇西第一所师范学校成立，并先后开办了３４所小学校，日寇入侵滇西时，虽...

清代云南义学的发展和演变

清代云南义学由元明时期的社学发展而来。康熙五十二年(1713)以后,云南开始有官办义学。雍正三年(1725)后,以义学为代表的云南边疆民族基础教育政策形成并发展到一个顶峰。云南义学呈现出发展快、分布广的特点,并由政治经济文化发达的大中型城市逐渐向边远地区和城乡扩展,最终在清末改制时因无力维持而荒废,多地义学转为近代新办的小学。清代云南义学对清政府强化云南统治、培养边疆地区人才、创建近代新学堂都起到积极作用。

《古文观止》:浙江塾师编的“全国通用教材”

在我国众多的古籍文选本中，《古文观止》堪称可与《昭明文选》媲美。在中国旧时的学塾中为必读之书，近乎当时的“全国通用教材”。《古文观止》出自浙江两位塾师吴楚材、吴调侯之手。两吴系叔侄关系，成长在浙江绍兴州山一个好学成风的耕读山村里。吴楚材因幼年患足疾等原因，科举不中，而在本村坐馆事教，勤读敬业。之后又与吴调侯一起边教书边自编教材，遂有《古文观止》之问世。《古文观止》222篇按历史先后编排，凸显了自先秦至明的古文发展体系，以其体裁、风格之多样，注释、评论之精到，“正蒙养而裨后学”，令《古文观止》成了百世不衰的“叹为观止”，这实在是“浙派语文”史上不可不郑重书写的一页。

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先驱津田梅子与其高等教育思想初探

津田梅子作为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在日本女子高等教育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她不仅创办了日本第一所私立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女子英学塾,还提出了极具前瞻性的高等教育思想,以少人数教学和家庭熏陶式教学为途径,培养掌握专业英语知识为主的全方面发展的女性,通过对女性实施真正的教育,达到女性经济自立、进入社会、提高社会地位的目的。津田梅子及依托其高等教育思想创办的女子英学塾,打开了日本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大门,极大地提高了女性的受教育层次和社会地位,在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