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翰林学士院与史学关系之演变及其影响

金朝中后期,翰林学士院频繁且长时间地承担纂修史书的任务,翰林官员逐渐成为修史的的主要承担者,至金朝末年,翰林官员兼史职已经形成了惯例。同时,由于统治者的有意排斥,金朝后期翰林学士院的政治地位和重要性日趋下降,与中枢政治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而越来越多地承担修史任务则是其疏远政治的具体表现。元初建立的翰林国史院,从制度、机构和职能上将翰林学士院和国史院合二为一,完成了金朝中后期以来翰林学士院的这一发展趋势,翰林机构转变成为一个以修史和草词为主要职务的普通文翰机构。

学士院与宋代内廷帖子词

宋代学士院的翰林学士在立春、端午等节日要为皇室诸阁作帖子词,其帖子的多寡视诸阁地位的不同而不同,一般为五七言相间的绝句,内容上多祈福颂德,也有寓规谏之意于其中者。

翰林学士院与皇权的距离:金末益政院设立的制度史意义

金末哀宗时期于内廷设立的益政院,是皇帝重要的中枢顾问机构,同时也是哀宗改革弊政、敦崇儒术、重用士人的重要表现。而益政院的职能及其官员群体的构成,说明它其实是取代了唐宋时期翰林学士院的中枢顾问职能。益政院的设立,在制度上说明了金后期翰林学士院的政治地位和重要性日趋下降,以及其与皇权之间的明显疏离状况。

宋代学士院与馆职之选拔

两宋的馆职选拔,学士院试是一主要途径。学士院试馆职在北宋仁宗朝达到极盛,此后便趋于衰落。至南宋高宗朝又得以恢复,直至南宋末期。所试科目,北宋主要考试赋,以仁宗朝最为突出。南宋则仅试策。考试合格者,北宋所授馆职主要是三馆秘阁官,南宋则为秘阁馆职,且主要是秘书省正字、校书郎。无论北宋还是南宋,帝王特除是可以免试的。南宋时,状元、词科出身者也可以免试。

韦述《集贤书目》平议——兼论《学士院杂撰目》非韦述所作

唐代韦述在书府四十年,谙悉图籍,据集贤书院藏书编成《集贤目录》一卷。其书早佚,独章学诚《文史通义》中仅存两条记载。囿于文献阙征,近世学者论及该书性质时多语焉不详,或抵牾不合,但尚可综合各家意见及其他材料予以平议。另外《陕西通志》将另一部目录书《学士院杂撰目》作者误作韦述,而该书很可能是宋初改军镇及宫殿名后诏学士院新撰的《学士院新撰目》。

大明宫西夹城与翰林院学士院诸问题

从1957年3月开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唐长安大明宫断续进行了30多年的勘测发掘,取得了重大成果。由于年代久远,物证匮乏,一些发掘到的遗址一时不容易准确判明其固有名称;同时,一些破坏严重的遗址,也很难准确地恢复其本来面貌。为使考古工作者能进一步做好大明宫的发掘和复原工作,我试想从文献角度对有关几个问题谈一点看法,以供专家们参考。

宋代学士院名物制度志略

在唐宋以后的中国封建政治舞台上,翰林学士职官,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因朝代更换,历经变革,“其建置纷殊,名号异同,未可仆数.”翰林学士职官名物制度的复杂,给文史工作者带来了不易区别的困难.即以宋代为例,既有学士院之名,又有翰林院、翰林司之称;官署为学士院,官员却称翰林学士;官印更是独存旧格,沿用五代“翰林院学士印”之六字印文.及元人修《宋史·职官志》,居然误以“翰林学士院”为正式官署名,赫然作为标题,列于正史之中.今人受其影响,在一些有关宋人诗词著作译文中,因而出现了将“翰林院”当作“学士院”的误解.疑似之迹,不可不察.为了避免以讹传讹,贻误后世,笔者于授《中国古代官制史》课程之余,撰成斯篇,谨供讨论.[学士院]一、职源学士院之名,始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故事,驾在大内,则于明福门内置院;驾在兴庆宫,则于金明门内置院;今在右银台门之北第一门东向,榜曰‘翰林之门’,其制高大重复,号为‘朝门’,入门直西为学士院,即开元二十六年之所置也.”这是唐人李肇所记,当为可信.宋代沿置,学士院为正式官名.有冒称“翰林院”或“

北宋学士院若干制度考辨

学士院是宋代一个重要政府机构。因此宋官制繁杂,致后人所记载的北宋学士院制度有不少错误,本文据有关文献,对其中几个沿误至今的问题,作些考证、辨析,以求证于方家。

日本学士院简介

日本学士院创设于明治维新时代的1879年,是国家崇敬各科学术上有显著成就的科学家的机构。学士院的院士名额固定为150人,原来规定是自然科学家80人,社会科学家70人,均由学士院从学术上有成就的科学家中选出。每年补选一次,当选后即为终身职,年薪200万日元。战后社会科学日益受到重视,到1980年底共有院士127人,其中自然科学家68人,社会科学家59人。1980年,补选六名院士,其中两名自然科学家,四名社会科学家。去年补选的四名社会科学家为:

关西大学教授大庭修荣获日本86年度学士院奖

日本学士院院长有译广已于三月十二日宣布决定向在各个学术领域中作出重大贡献的九位教授授予1986年度(第七十六回)日本学士院奖。九位教授为;伊藤正男、大庭修、铃木斡也、藤永太一郎,堀江正治、永田雅宜、野崎一、四方英四郎、西塚泰美。其中八位教授的科研成果都属于自然科学领域,只有日本关西大学文学部教授大庭修属于文史领域。

南宋绍兴和议前后学士院职能的变化及其影响

翰林学士院因其特殊的沿革与选任方式,在宋代中央官制中历来处于令人瞩目的地位。在南宋建立初至绍兴和议前后(1127—1141)的宋金战争时期,学士院除传统职能外,也承担了宣传招抚、承担外交辞令等新职能。此外,学士院官的选任更加注重其政治背景与政治倾向,学士院发布诏令更加重视团结地方势力,对政治生活的参与更加灵活,这些特点也在绍兴和议后得以长期保留。分析绍兴和议前后的学士院及其职能变化,有利于理解南宋初年君相关系以及秦桧独裁政治的发育过程。

南宋学士院的演变与衰落原因探析

学士院是唐宋时期极为重要的秘书机构;其除授与待遇都与其他官职迥异,承担着沟通上下内外,参佐君主的重要职能。南宋学士院作为宣发王言的口舌之司,在南宋建立之初也同样随着时代需要做出了调整,并形成了自身运转的一套新规程。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南宋学士院官职的除授、晋升与职能随时局而逐渐走向混乱。学士院除草诏职能外,其参谋顾问职能日渐衰微,变成了单纯起草文字之司,学士院官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参与效果日渐降低。南宋学士院的衰落原因主要在于南宋“文治”逐渐衰落,相权的膨胀与皇权的衰落,时代风气的转变与士人阶层的堕落。

宋“翰林学士院印”考

宋代有“用官印识私藏”的风气,今天可见最典型的实例,是辽宁省博物馆藏《欧阳修行书自书诗文稿》上钤盖的三枚南宋“中书省印”。对此三枚官印,卷后欧阳玄和宋濂在跋文中均有论及,欧阳玄说:“此帖周益公家旧物,其用中书省印章,宋世士大夫得用官印识私藏,法无禁也。”宋濂谓:“平园周文忠公……各题其左,而识以中书省印者三,卷首又识以益国之章,其慎重之意,可谓至矣。……然平园题此卷时,乃淳熙十二年乙巳,方秉政枢庭。至十四年丁未之二月,始登右揆,其借用中书之印,当在此时。盖宋世虽得以官印识私藏,若非亲莅其官,则亦不敢借用之也。”

徐铉入宋后直学士院期间诗文创作新考

徐铉是五代末北宋初的文坛宗师,入宋后曾长期入直学士院。宋初两朝翰林学士中,仅徐铉等3人有别集传世,是考察此高级文士群体生活状态与履职情形的宝贵材料。学界目前认定,徐铉直院期间有诗20首、文20篇。经考察,新补诗6首、文1篇;又完善了2首原已确定诗作的创作时限、所涉人物与职官;同时,认为有诗6首、文1篇虽无法确知创作年月,但由所涉人物与事件来看当属疑似之列。两相结合,大致为徐铉直院期间诗文创作的整体风貌。

金章宗时期的翰林学士院与应制文学

金章宗时期,翰林官员的应制文学创作异常活跃,翰林学士院成为章宗文学侍从官的储备机构,这是与章宗个人浓厚的文学爱好直接相关的。但这一时期学士院应制文学的繁荣,并不是偶然出现的。就制度层面而言,金代女真统治者对学士院的态度和定位是明显偏重于文翰职能方面的。章宗不过是由于自身的兴趣爱好,大大突出了翰林学士院的文翰职能而已。相比于唐宋来说,金代翰林学士院的职能和政治地位已经发生了显著地改变。章宗时期学士院的状况,正是该机构"重文词、远政治"趋势的表现。

宋代的翰林院与学士院

川教版初中《中国历史》（七年级下册）第111页“史海拾贝”栏目中有一则“关西大汉唱苏词”的故事。故事说：“苏轼在翰林院任翰林学士时．翰林院有一个喜欢唱歌的人。苏轼请他评判自己和柳永词的高下。那人回答说：柳永的词适宜于十七八岁的女孩子，用象牙拍击节，

论唐代翰林学士院之沿革及其政治影响

翰林学士院制度的出现,是唐代政治制度演变的一个重要内容,经过德、顺、宪三朝终于成为定制。本文试图考察唐代翰林学士院的沿革、职掌,探讨翰林学士院在唐代的重大政治影响,这对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是有裨益的。一、唐初的弘文馆翰林学士,顾名思义,即墨林文翰之拔萃者也。至于翰林学士院,据《新唐书·百官志》的解释:“学士之职,本以文学言语被顾问,出入侍从,因得参谋议、纳谏诤,其礼尤宠;而翰林院者,待诏之所也。”

唐代翰林院和翰林学士设置时间考辨

一、翰林院的设置时间翰林院是一个供奉内廷的待诏场所,这种场所在唐初已有,而翰林院名称的出现则在玄宗即位初。但是,由于历史记载的含糊不同,后人对此产生了意见分歧。一种意见,主张唐初已有翰林院、例如:清代永瑢等《历代职官表》卷23案语:“即唐初置翰林院,亦不过内廷供奉之所,并不系于职司”;孙永都、孟昭星《简明古代职官辞典》第60页;“翰林院,官署名,唐初设置,本为各种文艺技术内廷供奉之处,供职者称为翰林待诏或翰林供奉”;陈茂同《历代职官沿革史》第281页;“唐初于禁中置翰林院,为内廷供奉之所”;杨友庭《唐代翰林学士略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