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兴盛与方法创新——论民国时期学术研究方法问题

民国时期 ,社会转型、学术兴盛、方法创新是三位一体 ,互为因果的。而学术方法上的东西、古今、各学科之间的多层次立体的融合与创新则无疑是推进民国学术进程的内在动力和代表民国学术的显著特征。从民国学术研究的实践看 ,西方传入的实证方法、诠释方法、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方法、直觉方法与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义理方法、朴素辩证方法、直觉体悟方法融合创新而形成的科学实证方法、义理阐释方法、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方法、直觉体悟方法构成了此一时期学术的主流方法。民国时期诸多知名学人在学术方法上都倾注了热情和自觉 ,进行了成功的尝试和运用 ,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正是学术研究方法上的创新 ,才铸就了民国时期学术上中西汇流、百家争胜的兴盛局面。

抗战时期云南出版业与学术事业的兴盛

抗战时期,大量高校、学术团体、研究机构、出版单位及专家学者、文化出版人士迁至云南,给云南带来了文化发展的契机。文章从出版等组织机构助推学术事业发展、报刊等助推学术事业发展两方面,阐述了抗战时期云南出版业与学术事业兴盛的关系及对当今文化发展的启迪。

关于新时代中国哲学发展的思考

“阐释驱逐创造”与“学术抑制思想”为什么大多数哲学从业者都承认原创性思想的意义,但思想创造却不仅没有蔚然成风,反而如履薄冰?多年来,学界一直有批评“思想淡出、学术兴盛”的声音,为什么至今这种现象非但没有明显改观,反而愈加严重?

宋中兴高孝光宁四朝实录修纂考

宋代修史制度最为完备,起居郎及起居舍人每日记天子言动,月终汇整送呈史馆,以备日历所修日历。帝王崩后,继体之君即诏修先帝实录,冠上庙号。高宗为宋中兴之主,在位三十六年,禅位给孝宗,为太上皇,又二十五年始崩,时为淳熙十四年(1187)。次年,诏修高宗实录,由宰相周必大提举,至宁宗庆元三年(1197)先由修撰傅伯寿修成二百八十卷,起藩邸,止于绍兴十六年(1146),至嘉泰二年(1202),再由修撰袁说友修成绍兴十七年至三十二年实录二百二十卷,前后全计为五百卷。孝宗崩于绍熙五年(1194),庆元元年诏修孝宗实录,由修撰傅伯寿及陆游修成五百卷,于嘉泰三年四月奏进。光宗崩于庆元六年,嘉泰元年二月始修光宗实录,亦于三年四月由傅伯寿及陆游修成一百卷奏进,宁宗崩于嘉定十七年(1224)闰八月,直至理宗嘉熙二年(1238)三月,始命李心传修实录,宰相史嵩之任提举,于淳祐二年(1242)正月修成奏进,共四百九十九册。惟至淳祐五年又由宰相范锺再奏进一次,当亦有所改正。既成实录,再据实录修国史。元朝修宋史,多是依据宋国史而成书的。

《纪昀文学思想研究》

该书以清代学术重要的时期——乾嘉学术时期颇具争议的人物纪昀为研究对象。纪昀在学术史上的定位一向模糊,其与乾嘉学术兴盛的关系在学界一直众说纷纭,未有定论。纪昀是不是乾嘉时期考据派的领袖、他在整个学术时期里的贡献是什么等问题,该书通过细致的材料疏理与辩证,对这些问题作出了解答。

司马迁对黄老思想的接受与发展

韩兆琦先生和陈金霞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撰文指出，黄老学术兴盛于战国中期到两汉初期的近二百年问，出现过许多学者与相应的学术著作，但留存至今的已然不多。从司马迁的《史记》中，我们可以读到许多具有黄老思想倾向的先期人物和黄老学代表人物。

山西大学校史馆简介

2017年5月7日,山西大学校史馆举行更新改建揭牌仪式。山西省九牛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为校史馆重修慷慨捐款,更新改建后的校史馆包括“学堂渊源,创办历史”“国立山大,学术兴盛”“烽火岁月,薪火相传”“调整办学、着力前行”“改革前进、蓬勃发展”五个板块。其新的变化表现在:一是充分利用近年来校史研究的新成果、新资料,订正史实,补充史料,充实内容,重点展示我校115年来的主要办学成果;二是扩大了展馆面积和展线长度,面积由原来的400余平米增加到570平米,展线长度由原来的112米增加到现在的181米;三是重新进行了设计制作,在设计风格和布展形式上做了较大调整,展现办学新内容、新面貌、新气象、新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