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之问与学术回应——步平与中日关系史研究

原本从事中国东北地方史、中俄关系史研究的步平,随着中日关系中历史问题的突出和苏东剧变、冷战结束,顺应时代潮流,逐渐转向中日关系史研究。他不仅从学术角度回答了中日关系史的热点问题,如日本化学战、历史教科书事件、右翼问题、靖国神社与军国主义、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等,而且参与发起“历史认识与东亚和平”论坛,作为中方负责人主持中日韩三国共同编写历史辅助教材,受命主持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等,为东亚历史“和解”不懈努力。步平的不少论著被译为日文、韩文、英文,受到中日韩三国学界的积极评价。他提出了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三圆交叉”论,主张在历史研究中求同存异、理解包容,强调实证研究与价值判断的辩证统一,为中日关系史研究留下了宝贵经验与重要方法。

关于“新革命史”概念的再辨析——对《“新革命史”学术概念的省思》一文的回应

"新革命史"由笔者较早提出,因符合了改革开放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已有的学术潮流而受到广泛的关注和肯定。陈红民教授的文章《"新革命史"学术概念的省思:何为新,为何新,如何新?》,是第一篇对"新革命史"系统地阐发不同意见之作。笔者就文谈文,对该文提出的一些疑惑、看法做了多侧面、多角度的解释和回应,认为"新革命史"与传统革命史既有联系更有区别,对中共革命史研究已经起到积极的正向作用。未来对"新革命史"的讨论,可能不再是"有"与"无"的对话,而是如何更好地"发展"的问题。

学术期刊界应积极回应期刊改革

洪峻峰撰文《当前学术期刊改革的顶层设计与底层回应》指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于2014年4月3日发布的《关于规范学术期刊出版秩序促进学术期刊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实质上就是为学术期刊“另行制定具体改革办法”，是当前学术期刊改革的新一轮的顶层设计。

意义的流动:传播学经典争议性文本的回应研究--基于《传播研究的现状》一文的考察

贝雷尔森的《传播研究的现状》一文是反思传播研究的力作,以该经典争议性文本为个案,可以考察作为文本意义流动实践的学术回应现象,并与科学社会学中的“科学争论”研究对话。贝雷尔森在文章开篇就直面传播研究的“存亡”这个争议性中心议题,触及传播研究如何又该何去何从的焦点问题,加之自身的疏漏颇多,又在多处反复表述,引发了施拉姆等人对“存亡”议题的回应。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传播研究的“存亡”议题已告一段落。但是贝雷尔森一文以其内容的反思性提及却未阐明后来者感兴趣的衍生议题,给了莫里森等人引申发挥的动力和空间。在回应经典争议性文本的第一阶段,施拉姆等人的回应视角不尽相同,但皆直接回应文本的争议性中心议题。待到此议题不再成为学界焦点,莫里森等后来者开始借回应文本中的衍生议题来展开论述。如此,在文本意义流动的实践之中,经典争议性文本实现了意义的增殖与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