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宋史撰述兴起的学术因缘探究

明代近三百年历史中,不论官方还是私家均注重对宋代历史的研究。明代的宋史研究始自明初,延至明末而热情不减,在同期旧史研究中,是一种突显的史学现象。探寻其学术背景,主要有三方面的因素。首先,由正统观而引发的旧史重修活动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大特色,明人为明正统而重修《宋史》;其次,明人不满元修《宋史》之芜杂讹缺,为求真求实而进行宋史研究;第三,时代思潮的演进促使明代的宋史研究,由秉承程朱道统致力于考述程朱理学世系而走向经世致用,使宋史研究在更为广泛的层面上展开,迎来了宋史研究的繁盛。

文学趣味、史家视野和目录学根柢——鲁迅与许世瑛的学术因缘

许寿裳之子许世瑛在1930年进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就读,鲁迅为他开列过一份推荐书目,就其具体内容而言,未必适合所有年轻读者的需求,因而不宜过分夸大其普适性。只有着重考察许世瑛的接受状况,才能对这份书目的特殊作用和实际意义有恰如其分的估量。参酌这份书单的内容,细致梳理许世瑛的学术历程,不难发现他在日后研究中所呈现的文学兴趣、史家视野和目录学根柢,甚至一些具体研究成果,都与鲁迅有着极为密切的渊源承传关系。

阮述《往津日记》引发的学术因缘——以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藏戴密微、饶宗颐往来书信为中心

阮述是越南阮朝末年重要官员,于1880年、1882年两次奉旨经香港、广州,复往上海、天津等地。他在第二次出中撰有《往津日记》行使日程一册,其中记述的资料尤能凸显当时中、法、越三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于研究19世纪后期中越外交关系、历史和文化交流等,不失为重要之材料。本文以阮述《往津日记》为中心,从学术史的角度探述戴密微、饶宗颐、陈荆和三位先生与《往津日记》的学术因缘。

试谈蒋孔阳与朱光潜的学术因缘

所谓学术因缘是指学术领域或以学术为纽带而形成的学人间的缘分、遇合以及联系。本文描述讨论蒋孔阳与朱光潜的学术因缘,以及在学术因缘影响下,蒋孔阳美学所具有的个性特征以及朱光潜因子。

谷霁光与雷海宗的学术因缘

雷海宗在1932年受聘清华大学历史系,谷霁光时为该系大三学生,因师生关系而初次结识。在学期间,他选修雷海宗“史学方法”课程,留下大量笔记,是为珍贵史料。1933年夏,他毕业留校任雷的助教,二人的亲密关系由此奠定。此后,无论是学术交流还是工作生活,二人都保持着良好的往来。谷霁光1936年任教南开大学,讲授“中国通史”课程,其讲义则基本参照雷在清华之讲课记录《中国通史选读》,学术上成就了一段师生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