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央学会到学术审议委员会:中国现代学术评估体制的建立

学术成果的评估及奖励,是中国现代学术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引入西方现代学术奖励制度的同时,亦相应创建起一套现代意义上的学术评估体制。尽管以中国科学社为代表的学术社团及学术机构作过建立全国性学术评估体制的尝试和努力,但占主导地位并真正建立起来的现代学术评估体制,是以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为代表的集中式学术评估体制,政府在这种学术评估体制中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

现代学术评审制度的建立——国民政府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与学术评奖

学术评价体系的确立是国家学术话语形成的标志。这既是公平、公正学术环境的保障,也是学者学术尊严和荣誉的体现。抗战虽然艰苦决绝,但中华民族的学术精神和学术薪火,却一直在传递中迸发出强烈的光热。194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形成,使得国家层面的学术评议、审议制度规范化、学理化。中国学术史上所谓门派家法,古今之争,汉宋之别;诗歌创作中宗唐宗宋、白话古体、雅言俗语;文学研究中义理、词章、考据轻重分别,都被体制化的规约所消解,呈现出特有的学术风范。从1941年至1947年的六次国民政府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评奖,到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完成了由现代学术体制统领中国学术的大一统局面,民间学术个体或区域的学术群落,越来越边缘化。

良知弥补规则 学术超越政治--国民政府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学术评奖活动述评

1940年成立的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为学术奖励制定了相对完备而严格的规则与流程,并不断完善与修正。1941-1948年共举行了六届学术评奖,有218件作品获得奖励,54件作品获得奖助。这些作品的最终获奖,经历了专家审查、学术审议会小组审查和大会最后选决三道程序,以杜绝现实政治与意识形态及其他因素对评奖的侵扰。评选规则虽然存在没有遵循回避原则、没有匿名评审等缺陷,但是评审专家和学术审议会委员们以学术良知弥补了规则的漏洞,无论是评奖过程还是评选结果,都体现了以学术为标准的评选准则。学术审议会的学术评议也体现了学术独立于政治、学术超越政治的原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国民政府时期的学术评议机制:在政治与学术独立之间

国民政府时期的学术评议机制经历了由民间主导、评价标准不一的自由发展阶段,至1940年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成立后的国家介入、全国化、标准化阶段。国民政府通过评选全国学术著作最高奖、将大学教员资格审核权收归中央、选聘部聘教授和休假进修教授等方式,树立学术权威,引导学术方向。国民政府对学术评议机制的重建与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学术独立。民国时期的学术自由亦没有人们想象中那样繁盛。但国家介入学术评议在一定程度上又有其合理与必然性。

民国部聘教授及其待遇

日军侵华的残酷环境,教授、学生的生存和心理空间被强烈挤压,团结抗敌而又必须延续文化血脉的时代召唤,成为共同的心理感知。民族危机时刻的家国情怀,群己权界,与以往不同,西迁大学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也更加密切。国民政府教育部为改善教授生活待遇,'优以名位,以示尊崇',藉以提高学术影响力,并进一步鼓励学术研究,特设立'部聘教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教育部档案,有详实的文字记录,特别是《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临时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中'临时动议'一项,显示出为何首届评选30人,却只公布27人及公布时间的'关键证据'。这些原始、清晰、准确的官方档案文献,展示出两届部聘教授的评选程序及实际待遇,同时也将复杂的人事关系和真实的人性在民国学术现场呈现出来。

民国教育部学术评奖活动及其文学史料价值

民国教育部学术评奖活动是当时最高级别的学术奖励活动,是民国学术评价机制的重要一环。然而,学界对这一学术评奖活动研究甚少,迄今尚无专文论述。偶有提及,也只是将其作为体现民国学术评议机制特点的一个案例来分析~②。本文基于档案资料,对民国教育部历年来的学术评奖活动进行梳理,并重点论述其中蕴含的文学史料价值~③,以期引起学界对相关材料的重视。

20世纪40年代史学著述的评判标准问题——以审查意见为中心的探讨

20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教育部发起了学术作品的评奖活动,参评者既有功成名就的专家学者,也有崭露头角的青年学人,审查专家也多为深孚众望的学界权威。以史学而言,获奖的著述多有独立体系和特殊创建,也有些作品在评审过程中争议颇多。以《〈鲒埼亭集〉谢三宾考》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为例,评审专家为金毓黻、钱穆、吴稚晖、柳诒徵,在获奖等次的评定中即出现了较大分歧,其审查意见也各有侧重、别具深意。可以说,获奖作品的评定,除了独创性、发明性等规章要求之外,还与评审人的个人脾性、学术品味、治学趋向与学术权威性有关,在史学评奖的背后,更折射出了时代变局与治史趋向的互动关系。

考《史》以證《左》——羅倬漢與《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考證》

廣東學者羅倬漢作於1940年代的《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考證》一書,雖曾於1941年獲得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辨理的學術獎勵之肯定(“古代經籍研究類”三等獎),但其書和其人一樣,均長期隱晦不彰,知之者甚少。羅氏此書是爲了對治當時學界極爲熱門的《左傳》真僞與作者的問題,而此問題又係解決今古文之争的關鍵。不同於其他學者多就《左傳》本身來考證《左傳》之真僞,羅氏採取的進路是就《史記》的《十二諸侯年表》與《左傳》先後的關係,來論證《左傳》非晚出。羅氏在此書中共設有六組論證來證成其論點,每組論證復舉出少則十來條,多則七十餘條證據來支撑其論證,由此得出了“《史表》以《左氏春秋》爲中心而旁參各書”的結論。本文除對羅倬漢的生平、撰作此書之緣起、背景、基本立場與進路,以及此書的内容和主要觀點加以論述外,亦嘗試對其論證方式及該書的成就與價值做番深入的檢討與客觀的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