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法学的学术尊重——兼及中国刑法学的心态与方法

中国法学的学术伦理是中国法学的生命线。中国法学的学术伦理的核心概括便是学术尊重,包括尊重事实,尊重相关专业知识,尊重他人的学术劳动与学术成果,尊重学术对手及其呼拥者和追随者。违背法学的学术伦理最终就是违背法学的责任伦理。由刑法在整个法治体系中的"保障之法"和"后盾之法"的地位所决定,违背刑法学术的学术伦理及责任伦理或许将是违背法学伦理中最为严重的一种。

周汝昌、冯其庸二先生的红学观辨析

文章结合相关事实,梳理、分析了周汝昌、冯其庸这两位在红学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学人在学术观点上的异同,指出二人在“红学”学问上是真正的战友,有共同的主张,而在具体学术问题上则互为对手,各有辩难;并对社会上流传的有关二人之间矛盾的话题进行了厘清,对客观看待二位红学大家的学术,在他们取得成绩的基础上,开拓红学新境界,具有积极意义。

学术“对手方”与钱穆的清学史研究

清末民初,中华民族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内忧外患接踵而至。一代学人思以学术救国,"用国粹激励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有关中华传统学术文化的探究遂靡然而兴。作为中华学术穴结时代的清代学术骤成聚焦所在,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胡适、钱穆等望风响应,成一时之盛。章太炎以《訄书·清儒》篇着其先鞭,刘师培、梁启超踵趾相接,而钱穆后来居上,洵为20世纪前半叶清学史研究之重镇。考察钱穆清学史研究的学思历程,不难发现隐然有一"对手方"横亘心间。此"对手方"主要以梁启超为靶向,职是之故,钱穆的清学史论述每每针对梁启超的观点而发。正是在这种学术争锋竞逐中,不唯钱穆个人的清学史研究越前贤而上,后出转精,整个20世纪前半叶的清学史研究亦成就卓著,令人景仰。探寻钱穆清学史研究的此一面向,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其个人学术生命史,亦有助于更具象地呈现20世纪前半叶清学史研究的盛况和人文学术创新发展的一般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