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期刊编辑人员职业倦怠现状调查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调查学术期刊编辑人员职业倦怠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抽取40家学术期刊的编辑人员作为调查对象,采用Maslach职业倦怠量表通用版(MBI-GS)对编辑人员进行的职业倦怠现状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将职业倦怠者纳入职业倦怠组,未发生职业倦怠者纳入对照组,采用Logistics回归模型分析学术期刊编辑人员职业倦怠的影响因素。结果:本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160份,职业倦怠72例,发生率为45.00%,其中轻度倦怠53例,占比33.13%,重度倦怠19例,占比11.87%。Logistics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OR=1.518,95%CI=1.024~2.252)、消极应对评分(OR=1.571,95%CI=1.128~2.188)是学术期刊编辑人员职业倦怠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文化程度(OR=0.736,95%CI=0.577~0.938)、每周锻炼次数(OR=0.774,95%CI=0.645~0.929)、CD-RISC(OR=0.681,95%CI=0.502~0.925)、积极应对评分(OR=0.829,95%CI=0.730~0.942)则是其保护性因素(P<0.05)。结论:学术期刊编辑人员职业倦怠发生率偏高,以轻度职业倦怠为主;文化程度、每周锻炼次数、睡眠质量、心理弹性、应对方式是学术期刊编辑人员职业倦怠的影响因素,可为编辑工作管理机制的完善和职业倦怠的预防提供参考。

学术自由与学术职业发展的历史渊源

学术自由的概念体现到学术职业上,主要集中在学术的自由探索和自由表达之中,基本限定在学术职业从事的学术活动及其相关的事务上。在学术职业的发展过程中,学术自由在保持其基本内核的前提下,随着学术活动本身意义的扩展和学术活动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成为一个不断成长的概念范畴。

作为宪法未列举权利的学术自由--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与法理

学术自由是否是一个法律概念、一项法定权利,历来是一个问题。在美国法上,学术自由作为大学和教师管理核心学术事务的权利,是一项由最高法院创制的宪法未列举权利。美国早期的学术自由依附于契约权利,体现了一种大学内部政策,即大学管理者在规章制度范围内通过签订契约而赋予教师的自由权。在"学术自由第一案"——Sweezy案——中,最高法院援引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的言论自由权,将学术自由提升为一项值得宪法保护的价值,并指出其基本内涵是自主决定"谁来教、教什么、怎么教、谁被教";在Keyishian判决中,法院进一步明确学术自由是"第一修正案的特殊关注",将其纳入了宪法权利话语体系之中。至Grutter判决,最高法院肯定了在高等教育领域,学术自由是一项独立的、未列举的宪法权利,并可先于其他宪法权利受到保护。相应地,对大学学术性事务的决定,法院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给予尊重;尊重的程度,取决于决定是由什么样的主体做出的、需多大程度的学术技能、意识形态中立与否以及是否危害到了别的权利。

学术自由的宪法权利属性初探

学术自由的高等教育哲学基础主要表现为"政治论"和"认识论"。有关学术自由的各种思想学说构成了学术自由的哲学基础,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思想学说有:理性主义真理观、为了人类福祉说、宽容说、出版自由说、思想自由、良心自由、精神与信仰自由说。以此为基础,学术自由被当作一种宪法自由权时,其权利属性可以归结为精神自由,具有非政治性和消极否定性。

学术职业中的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

随着大学与象牙塔之外的社会结合越来越紧密,作为高深知识的制度保障的学术自由也不得不面对社会环境对其产生的影响和监督。知识本身的发展和大学组织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大学和学术自由的原始意义,使得大学和学术自由在保留了其本质精华的基础上,又在内涵和外延的边界上不断发生着变化。本文分析了学术职业中的学术自由与社会责任、学术自律、学术规范的关系。认为,高深知识的发展使大学的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越来越相互交融。伴随着社会知识化与知识社会化的进程,学术自由越深入,它对学术职业的责任、伦理和自律的要求也就越高。

学术自由的宪法权利属性

关于学术自由 ,中外学界有理性主义真理观说、为了人类福祉说、宽容说、出版自由说及思想自由、良心自由、精神与信仰自由说等。学术自由权应是精神自由权 ,具有非政治性和消极否定性。

学术自由权利的法理分析

学术自由思想源远流长,自由哲学思想和中世纪大学的出现,促进了学术自由伦理的空前繁荣。学术自由作为一项法律上的权利,与其他基本权利既独立又交叉。从学术自由权利的主体、客体及其内容等法律要素进行分析,学术自由权利的主体不应限于大学及其教师,还应包括有能力从事学术研究的组织和个人。与学术研究相关的都可以成为权利客体。学术自由权利的内容宜采取"宽泛主义",权利的内容可以教授(研究人员)、高校(研究机构)、学生三种主体分别予以列举。学术自由权利在教授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上会受到克减。教授自由、学术自由权利不仅要通过硬法的保障,更重要的是要透过学术共同体的"软法"规则加以保护。

学术职业、学术自由与大学教师权益

学术职业是社会职业分工的一种,在日益专业化的学术制度中,大学成为学术职业的主要工作领地。学术自由是学术发展本身的需要,是学术职业的核心价值。中国的大学由于行政权力泛化侵害了学术活动的自主领域,使学术权力在大学权力结构中黯然隐失,大学教师权益弱化。为此,必须坚持学术至上,从学术职业的视角来探求现代大学制度下高校教师权益保障机制。

美国大学教师学术自由权利保障的制度分析

学术自由权利是保障大学教师从事知识创新与探索活动的基本权利,美国的终身教职制、教师工会与集体谈判、黑名单制度较好地协调和解决了美国大学教师学术自由权利保障问题,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繁荣。对其制度进行分析,以期促进中国大学教师学术自由权利保障。

学术自由的三个维度及其管理思维方式的变革

学术自由已经跟大学的生命连在一起。而现代大学的特点是多样性、多元性的存在，因此必须尊重多样性。尊重多样性实质上就是保障学术自由。反之亦然，如果不保障学术自由，就无尊重可言。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学术自由的大学是不成其为现代大学的，这已经成为全世界所有人的共识。今天的大学里要不要学术自由已经不是一个问题，是不需要再讨论的问题；关键的问题应该是：怎样理解学术自由？怎样的学术自由是现代大学真正推崇的？对这样的问题，需要从学理上有所厘清。笔者以为，大学的学术自由至少有三个维度：一是大学机构的学术自由；二是教师的思想自由；三是学生的学业自由。在当前的中国，这三个维度都存在着管理思维方式的变革问题。

查看学术自由权的宪法面孔——以基本权利为中心的考察

学术自由权是一个世界性的宪法课题。德、美作为不同法系的代表呈现出不同的保护样态,德国将学术自由权纳入公法学基本权利研究视域,学术自由权的保护在权利的主、客观面向上有一个摆动的轨迹;美国不注重基本权利的释义,在联邦最高法院判例的推进下,学术自由权渐获与言论自由权分庭抗礼的地位。而面对新公共行政运动的冲击两者作出了调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公、私交融。视线聚焦我国现状,基本权利缺乏直接有效的实施使得学术自由权保护"委曲求全",在各自领域"苦心经营":在宪法文本上它与47条的"科研自由"异词同义,在立法领域它呈现出"办学自主权"的中国话语,在司法审查领域表现为处理与它相关的"两对关系"等中国特色。因此,作为我国基本权利的学术自由权保护这项课题作业空间仍很大。

论学术自由的法律界限

学术自由的法律界限有哲学和伦理学上的依据。历史上有关学术自由法律界限的学说主要有绝对自由说、限制行为说和限制利益说。对学术自由的客观限制主要来自于某些法律价值,即学术自由应以个体权利、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为界。个体权利成为学术自由的法律界限主要是指教师的权利、学生的权利和机构的利益对学术自由行为的限制。学术自由权利社会化使学术自由权利主体间的侵权行为日益突出,主要表现于著作权、人格权对学术自由行为的限制。公共利益的界限主要表现在公共秩序与安全对学术自由行为的限制。国家利益的界限主要表现于国家安全利益对学术自由行为提出的必要限制。

学术权利的生成逻辑与让渡指向

组织化的学术权力来源于个人学术权利的让渡,其合法存续的理论基础是"社会契约论"。而学术权利并不是不证自明的,它缘于大学历史发展的主客体因素后致。大学教师职业群体的形成、学术活动社会结构的变迁、学术主体与公共权威部门的互动博弈共同构成了学术权利生成的独特生态和方式。同时,学术权利的让渡有着明确的目的指向、对象指向和方式指向。

美国大学教师的学术自由与公民自由辨析

在美国,公民自由中的言论自由往往被认为是学术自由的法源。美国大学教师学术自由的确立过程,始终存在着围绕公民自由的争论,进而也必然引起对两者适用范围的争议。同时,由于经常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和影响,也加剧了美国大学教师的学术自由与公民自由在边界上的漂移不定。

现代大学学术权力的权利性回归——现代大学制度建构的路径分析

权力的本质是权力主体以强制的方法支配和影响别人的能力。权利的本质是权利主体自主决定为或不为的行为自由。从历史演进、法律属性和构成要素上看,大学学术不应该成为支配和影响别人的权力,而应该成为大学学术者从事科学研究的自由或权利。上升为权力的学术不利于司法对其的监督,并极可能导致学术腐败。而学术权利化则有利于规范学术行为、限制行政权力干预和促进学术健康发展。现代大学学术权力的权利性回归是现代大学制度建构的合理路径。

大学教师权益保障机制:基于学术职业的分析视角

学术职业是社会职业分工的一种,在日益专业化的学术制度中,大学成为学术职业的主要工作领地。学术自由是学术发展本身的需要,是学术职业的核心价值。中国大学由于行政权力泛化侵害了学术活动的自主领域,使学术权力在大学权力结构中黯然隐失,大学教师权益弱化。为此,必须坚持学术至上,从学术职业的视角来探求现代大学制度下高校教师权益保障机制。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学术自由判例及其法律意涵

学术自由的理念很早就传播到了美国,并在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等压力集团的努力下得到有力的捍卫。但直至20世纪下半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才开始介入学术自由的案件。通过一系列判例,学术自由逐渐被视为第一修正案的一种特别的关切,受到宪法保护。在此之后,法律开始成为解决学术自由纠纷的一个主要渠道之一。本文通过对一些关键案例的研究,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梳理。

大学教师:作为“学术性职业”的释读

大学职能的成功发挥有赖于对大学教师职业属性的理解。大学教师职业发展的变迁证明:大学教师所从事的是一项是以"高深知识"为工作对象的学术性职业,是通过"科学与批判"彰显其精神气质的学术性职业,是以"学术自由"为支配原则的学术性职业。"学术为志业"的"超然"与"介入"相统一是大学教师这一学术性职业的学术人格所在。

重申学术自由的内在与外在界限

20世纪以来,宪法学界围绕学术自由是否受限制,受到何种限制的争论从未间断。学术自由的限制包括内外两方面。学术自由的内在界限是学术固有法则的表现,既要求学者个体作为研究者从事学术研究活动时,遵守被承认的普遍规则;同时,它呼唤学者作为学术专业社群成员做出学术性决定时,尽可能地做到公允。学术自由的外在界限根植于基本权利的内在限制理论,即当学术自由与其他受宪法保障的法益相冲突时,须依据宪法的价值秩序标准,考量此价值体系的一致性,通过宪法解释来解决。当前,学术专业社群及其成员个体的不自律行为客观上为国家监督的介入提供了正当性,也滋生了国家法律秩序挤压大学自治秩序的风险。理想的状态是,在社会宪治的视野下,基于"学术法"的合作原则,型塑国家监督与学术自治的合作伙伴关系,以更好地保障学术自由。

我国学术自由权的法律保障

20世纪 70年代末以来 ,以“真理标准的讨论”和知识界的“拨乱反正”为开端 ,历经教育的恢复、重建和体制改革 ,宪法的修订和修正 ,人权、法治事业的进步 ,学术逐步“去政治化” ,学术自由原则的落实较之此前有明显改善 ,学术自由在客观上得到了更多的尊重。然而 ,从法律角度考察 ,学术自由的宪法权利并未能在法律、法规及政策性规定中得到充分的贯彻落实 ,相应地 ,学术自由权的司法救济之门也尚待开启。近年发生的几个案例 ,似乎预示着我国学术自由权之法律保障即将发生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