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学术转向批判

刘小枫是一位影响相当大的当代学者,三十多年来,他的学术研究涉及美学、文学、心理学、哲学、神学、社会理论、政治哲学等领域,其治学善“变”是其为学的特点。尤其近年来,刘小枫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的古典立场,与其上世纪末总体的启蒙立场形成了较大反差,引发不少争议。

“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与顾颉刚民族思想的学术转向

顾颉刚在1939年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并引起“中华民族”大讨论,但在此后的近70年间,他的民族思想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近十余年来,顾颉刚民族思想研究成为民族史、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诸多学科的一个热点话题。这些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论辩的介绍与评论①,二是从学术思想转变的角度讨论顾颉刚的民族边疆研究转向②,三是讨论顾颉刚边疆民族地区考察对其民族思想的影响③,四是从中国近代以来民族主义演变的视角讨论顾颉刚的民族思想④。

夸张研究:价值、缺失和学术转向

基于夸张研究价值、缺失的梳理,探索兼容广义修辞学——认知构式语法理论资源的夸张研究模式,推动夸张研究转向。后者发生于修辞学研究转向——辞格研究转向的学术背景,同时作为上述背景下的一道风景,丰富着修辞学研究的学术资源。这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

从考据到经世:嘉道之际的学术转向

从纯学术的“考据之学”走向注重致用的“经世之学”,是嘉道之际一种带有趋势性的学术转向。在乾隆朝曾经极一时之盛的为考据而考据的汉学逐渐衰落 ,一些汉学家开始从冥心考古转向对现实问题的探究。一度受到汉学冲击的宋学 (程朱理学 )也再度高涨起来 ,一部分理学家在崇程朱为正学的同时 ,积极地以“经世之学”济理学“外王”之穷 ,形成理学经世派。而自东汉末年以来即长期湮灭的今文经学的重新兴起 ,更成为嘉道学术从考据转向经世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近代前夜的这次学术变动 ,成为启动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精神源动力。

体育法研究从“皮”到“骨”的学术转向——评《中国体育发展与法制化建设》

跨学科研究是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超越以往分门别类的研究方式，实现对问题的整合性研究，它体现了当代科学探索的新范式。体育法的学术研究就是这种研究进路的典型代表。近年来，在体育学与法学两个学科领域不断的跨学科对话中，新的富有创新性的理论不断产生，一批富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陆续出版，而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之黄浩军教授主编的《中国体育发展与法制化建设》，正是该领域具有学术代表性的难得力作。《中国体育发展与法制化建设》共分为上、中、下三篇，近33万字。上篇以体育精神为研究论域，对体育精神、体育公平、体育法治三者之间逐层递进的关系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体育精神是体育的目的和价值选择，体育公平是实践操作应坚持的基本原则和总体要求，而体育法治是具体模式和制度规范，层次分明、结构完整。

王国维与《东山杂记》《二牖轩随录》——兼论王国维的学术转向

《东山杂记》与《二牖轩随录》是王国维辛亥以后旅居日本京都时所写的学术札记 ,未收入《王国维遗书》。本文简略介绍这批资料 ,并进而利用这些资料探讨王国维辛亥以后从文哲之学转向古史之学的动因。

《从华北到东北:沙俄与义和团战争》与义和团研究的学术转向

中外学术界将“义和团运动”视为研究沃土而在其起源及发展上结出累累硕果,并在跨学科综合研究和跨文化比较研究诸方面亦取得重大进展,然而在此研究上始终以“运动”为论域半径,难免限定了知识谱绘的周长和辐射面积,从而给“义和团学”的自我更新和因时发展带来路径依附困境。2013年,山东大学首批终身教授路遥先生据其近60年的学术经验,指出义和团研究存有“两大难题”,以之作为这一研究实现赓续发展的两条路向:“一是义和团运动起源,二是义和团战争”。

王国维学术转向之深层动因新探

王国维一生治学领域几经转迁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而他的治学方向一转再转的动因何在 ,至今仍是一个众说纷纭 ,莫执一是的话题。文章通过梳理王国维的治学经历 ,发现其学术选向与其人生目的和文化理想的形成与实践过程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而在其人生目的和文化理想的形成过程中 ,传统意识———尤其是“忧世”

现实主义文学在学术转向中的产生

在中国学术向近现代转向的过程中,功利性强的社会应用性增加,这是由当时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同样,革命文学的突起也是如此,其文学形式并没有取得革命性的成果,但对于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改变社会现实的努力,为后来现实主义的兴起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从偏狭走向宽广的理性进化——费斯廷格的学术转向及其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心理学的启示

社会心理学是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之一,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心理学是"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纵观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本土社会心理学研究与本土化社会心理学研究相对偏少,而西化社会心理学研究过于泛滥,其表面繁荣难掩"内卷化"困境,这一现状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特色社会心理学的构建。当代社会心理学史中的"历史重演",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心理学的构建提供镜鉴。其典型个案——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费斯廷格的两次学术转向——折射出欧美社会心理学研究理性进化趋向。该趋向对中国特色社会心理学建构实践有三点启示:一是以自觉反思为原动力;二是确立整合而自洽的世界观;三是以重要现实问题为中心。

金末元初学术转向背景下王恽的“有用”与“有为”之学

王恽"有用"与"有为"之学是在金末元初北方学术风气转变背景下形成的。金末元初,受到科举束缚的北方学术开始关注现实问题。"有用"与"有为"正是元初北方文士对新学风的总结:"有为之学"主要侧重于所学之内容当有利于元代汉法的实行;"有用之学"以儒家经典为根底,从中寻找修身治国的方法,并以此为准则指导自己的日常行为处事。王恽正是北方新学术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

从新闻到文化传承的救国实践:萧公权的学术转向

萧公权是政治思想史等领域享有盛誉的学者,伴随着中国社会发展变化,他的学术生涯之中有多次重要的学术转向。萧公权青年时期参与过五四新文化时期的新闻事业,留美初期曾以新闻学为志向,之后转为研究政治哲学,回国后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等领域取得了学术成果。美国时期转为对中国乡村进行历史政治学研究。萧公权多次学术转向,凝结了“中西融合、推陈出新”的治学理念和“学术救国”的初心,以及中西文化对他的交互影响。

《文学评论》创刊初期的学术转向对建国初期文艺思潮的影响

中国当代文艺思潮变革的历史不仅仅是知识分子文艺观念变革的过程,也是政治意识形态通过文艺期刊对文学思潮进行规训的历史。那么,从媒介的角度考察期刊与当代文艺思潮之间的关系,也许可以揭示出推动当代文艺思潮生成与发展的一些不为人所注意的原动力。基于此,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考察《文学评论》在创刊初期屡次学术转向的内在原因,进而研究这种转向对当代文艺思潮所产生的影响。

陶希圣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术转向研究

法学出身的陶希圣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奠基者和拓荒者，其最大的史学贡献，是创办和主持了《食货》半月刊，《食货》的创办，是继中国社会史论战之后，陶希圣对中国学术的反思与思考的结果，是风雨飘摇，冲击回应下，陶希圣政治失意的茫然无措后的转向学术的无奈选择。一筹莫展之下的选择，开拓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新景象。

论当代中国神话学研究的学术转向

中国神话学发轫于古史研究、民俗研究,经历了民间文艺、民族调查,参与了新时期中国的新启蒙和思想解放。21世纪以来,中国神话学进入全面反思与革新的新阶段。学者们开始不约而同地深入检视神话的基本定义和研究范式,探寻神话学的当代价值和社会功能,思考神话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从而提出了一系列革新性命题。本文梳理出当前神话学研究的三个主流学术问题:神话学的人类学转向、“朝向当下”的神话主义、神话资源的创造性转化,旨在厘清当代神话学在研究视角、研究路径、研究内容及方法上的创新与发展。这一系列革新性的研究转向,对中国神话学研究原有的研究格局带来了强有力的冲击,具有知识性创新意义。

《殷周制度论》改制问题和王国维的学术转向

王国维,字静安,其所著《殷周制度论》素为学术界所推崇,然其学术观点尚有不少待商榷之处。由弟及之法向子继之法的转变并非如王国维所说由周公改制完成,这一变化应不早于周宣王时期。就《殷周制度论》和王国维本人的学术倾向来说,王国维的学术转向是在民族危机的大环境下保持民族凝聚力的一种选择,而看似与其学说对立的古史辨派是王国维早年学术倾向的继承者,其中的虚无主义倾向对当年学风的改良和学术的突破有一定益处。

“经之运动”与“史之改造”:梁启超的“学术转向”及其自我书写

梁启超作为清季民初极富代表性的政治家、思想家,始终活跃于政治和舆论的舞台.激剧动荡的社会进程,造成其“流质易变”的特异表现.“欧游”之后,他淡出政治,潜心著述讲学,用生命的最后十年,完成了从政治到学术的自觉转向,实现了外在“转向学术”与内在“学理转向”之间交互影响的双重“蜕变”.他本人带有“学问上兴味”的自我书写,则为我们解读“过渡时代”政治与学术的珍域交织,提供了生动的样本和深刻的启迪.

儀節劃分與張爾岐《儀禮鄭注句讀》的學術價值——兼及清初學術轉向的再討論

儀節劃分是張爾岐《儀禮鄭注句讀》的核心任務,張爾岐分節在參考賈公彦《儀禮疏》的基礎上進行了全新創造,其分節在精密度、系統性上超越了賈公彦、朱熹、敖繼公等前代分節,在朱熹之後構建了《儀禮》分節的新範式。然而張爾岐分節亦存在儀節缺失、誤解經文等疏漏,難稱完善。《句讀》撰作之初應者寥寥,直到乾隆初期詔開三禮館、廣徵本朝經説,《句讀》才得以進呈、刊刻並成爲學術由理學轉向樸學的重要推力。討論《句讀》與清初學術轉向時,理應充分認識《句讀》的優長與學術史意義,但不宜高估《句讀》的學術價值,亦不可忽視清廷稽古右文政策對學術轉向的巨大影響。

朱光潜之乐山交游及其学术转向

朱光潜抗战前主要受西方学术话语影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认同有所抑制。抗战时期置身四川,学术环境发生改变,原来受压抑的对传统的感情得以凸显,加之与新儒家文化取向相近,其学术倾向也随之变化,写下《乐的精神与礼的精神——儒家思想系统的基础》等论文。本文陈述其在乐山武汉大学时的交游及其学术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