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滇云名士钱南园的“学杜诗”

钱南园是清中期滇籍著名政治家、书画家和诗人,其所处的时代正是"学杜甫、注杜诗"蔚为大观的时期。受时代风尚影响,钱南园的诗作在题材、体裁和诗风方面颇具杜甫、韩愈等前贤遗风。对这一类诗作进行比较、解读,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清中叶诗坛的特征以及中原诗学传统与来自边地的诗人之间的交融情况及其历史经验。

吴闿生说杜与桐城派杜诗学在民国时期的传衍——以《古今诗范》为中心

吴闿生是清季民国时期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所编《古今诗范》选录精审,评点详赡,在桐城派诗歌选本系列中尤具典型性。是选选评杜诗细密周全,涉及五七言古律诸体,所评涵括杜诗性情论、笔法论、章法论、风格论诸多方面:推崇阐扬杜诗流露之至性至情,细致评析“生龙活虎”“凌空倒影”“穷神尽相”等杜诗用笔之法,揭橥杜甫七律连章体的体式特色,聚焦探析杜诗“沉”“雄”风格。吴氏杜诗学既继承了传统杜诗学思想的精髓,又赓续发扬了桐城派诗学的批评传统,堪为民国时期桐城派杜诗学的集成典范。

清代杜集文献出版与杜诗的经典化

文学经典地位的确立是作品本身的文化增殖能力与各种外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清代杜诗经典化进程中,印刷术的进步与出版发行业的兴盛对杜诗经典的形成和建构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印刷工艺的完善及出版发行的成熟使得杜诗文本越来越具有可获得性,扩大了杜诗文本传播和接受的范围,有力地推动着杜诗经典化进程。从经典“发现人”的角度考量清代杜集文献的编著与出版的特点,可发现其在空间归属上存在着显著的“江南现象”。杜集文献的生产与传播是“江南”士林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传播形态,成为杜诗经典化的题中之义以及重要推动力量。

“杜诗入史”现象与早期杜诗学话语体系

两《唐书·杜甫传》、晚唐五代杂史及笔记小说,多将杜甫诗歌作为史料来源,由此形成“杜诗入史”现象。杜诗作为史源,体现三种不同使用倾向:正史关注诗人自叙个人经历之作,其对杜诗的择取行为隐含了史官塑造杜甫形象的基本立场;杂史偏好杜诗中的宫廷“秘闻”,反映了作者与诗人相通的“微而显”的史学意识;笔记小说多着眼于诗艺,由此展开对杜诗艺术的评论。前二者关注点虽有别,但都注重杜诗的历史性,后者则关注杜诗的艺术性。不同的用诗和论诗指向,形成以杜诗为核心的早期杜诗学话语体系。从史源角度看,早期“杜诗入史”现象以及由此形成的杜诗学话语体系,为重勘诗史关系,特别是省思“诗史互证”学术传统,提供了重要线索和例证。

明代莆田林兆珂及其杜诗学文献考

通过探寻林兆珂生平与家学渊源,考察其《杜诗钞述注》中诸多文献学问题,发现《杜诗钞述注》是林兆珂糅合前人研杜成果基础上的“混成式”作品。

论清代杜诗学对后世的启迪

清代杜诗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有几对矛盾可以说贯穿了整个清代杜诗学史,如对集大成的追求与简明通达之间的辨证,繁琐考证与诗意阐释的此消彼涨,穿凿与反穿凿的矛盾等。清人对这些问题的处理,给我们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而清人由于思想保守僵化导致的杜诗阐释的偏颇,也值得当代的杜诗研究者借鉴思考。

论杜诗校勘史上的“以意改字”现象——以宋代杜诗校勘学为中心

宋代以后的杜诗校勘中出现了以意改字的现象,这是迥异于摹写、翻刻、避讳等因素导致的杜诗异文。校勘者或有对杜诗众多异文归于一是者,或有通过更改难释之字句以求诗意通畅者,甚或有径改文本以蒙骗世俗、炫耀才华者,这些现象既反映了杜诗传播过程中的复杂性,又体现了宋代特殊的文化背景,并对其后杜诗校勘学的发展产生了正负两方面的深远影响。

“不笺一字是功臣”——论明清杜诗学中的一种极端倾向

鉴于旧注的穿凿附会,明清以来的许多杜诗学者们在注释杜诗的时候完全删去旧注,仅仅保留杜诗原文,即所谓的白文本。杜诗白文本编选者的理论倾向显得极为偏激,主要是针对旧注之弊而发,其对杜诗学的发展产生了正负两方面的深远影响。

杜诗学疑难问题举隅

有关杜诗学的论著虽已汗牛充栋 ,但是杜诗学中仍然存在许多尚未解决的疑难问题。本文选择了杜诗学中长期聚讼纷纭而未成定谳的九例疑难问题 ,收集了历代学者的各种解释 ,并试图揭示其所以难解之原因。这些问题涉及字词、典故、异文、名物、风土、地理、天文、避讳、史实等内容 ,它们正是历代杜诗注释者用力最勤之处。希望本文能引起当代杜诗学者对这些问题作深入探讨的兴趣。

杜诗评点:被有意搁置了的杜诗学文献——从杜诗学与文学批评史的视阈出发

本文从杜诗学视阈审视杜诗评点的历史定位,突破了传统杜诗研究不将杜诗评点纳入杜诗学著作范畴的偏颇,指出杜诗评点是杜诗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那些未经整理刻印的杜诗评点本还具有与稿本同等重要的文献价值,进而阐释了杜诗未刊评点所具备的杜诗学意义和承担的文学批评功能。

顾炎武的杜诗学

顾炎武在创作上能踵武少陵的“诗史”精神,并能在艺术风格上主动效法杜甫,风格沉郁顿挫。作为乾嘉学风的开创者,顾炎武在清初确立了一种严谨求实的学风,对整个清代杜诗学的发展亦影响深远。在《日知录》中他还辟有专章对注杜进行研讨,其杜诗学的考证体现出“引据浩繁”的特点,但其中也存在许多疏失与舛误。

杜诗校勘学述略

由于种种原因,杜诗在传播的过程中出现许多异文、讹误、脱略情形,经过历代学者对杜诗的大量校勘工作,杜诗校勘学乃形成一门专门之学,其内容之丰富和方法之独特,都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唐宋巴蜀杜诗学文献述略

杜甫去世后,自晚唐始,对杜甫及杜诗关注和研究者渐多,特别是到了宋代,有收集整理杜诗者,有学习研究杜诗者,一时注家蜂起,形成了"千家注杜"的隆盛局面。杜诗学文献由少而多,日益浩繁,另宋代还出现了为杜诗编年的著述。作为杜甫有生之年寓居过的巴蜀大地,其间也出现了许多具有较高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各种文本。本文拟就唐宋巴蜀地区所产生的各种杜诗学文献做一简要梳理,以期见出唐宋时期巴蜀地区杜诗学研究发展的大致状况。

文献流传、文化转型与文学嬗变:宋代杜诗学的三大成因

宋代杜诗学的发展历程,变动不居而异常复杂。在这一发展史的横剖面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三个因素,即文献上对杜甫诗集的整理,文化上对杜甫人格的尊崇,文学思潮上对杜甫诗法的追慕,三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都包含了"变"的因素,共同构成三维一体的宋代杜诗学横向谱系。杜甫地位在宋代的确立,是三个因素的合力所致。文献流传、文化转型与文学嬗变,共同促成了宋代杜诗学的繁荣。

杜诗学视角下清初学者“意法论”诗学理论和方法

"意法论"的提出者是清初杜诗学者陈之壎,也是清代诗论家普遍认同的观点。"意法论"指诗意与诗法并重,两者互为表里,强调作品内容与形式的一致性。"意法论"是在"以意逆志"的理论背景下、在清初杜诗阐释的实践中产生出来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古代诗学的理论和方法。从其概念命名、产生本源、文本依据以及作为批评方法的实践,都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对于构建中国古代文学的理论和方法具有积极意义。

朱庭珍“杜诗学”综论

晚清云南诗论家朱庭珍"取法于杜",基于自身对杜诗的体验和学杜经验,在"杜诗"阐释论、"学杜"方法论、"杜诗学"批评论三个方面进行了颇有创见的阐释和评论。细读朱庭珍的评杜文本,把握朱庭珍"杜诗学"内涵,不仅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更加深入体会杜甫诗歌的艺术真谛,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朱庭珍独具美学蕴涵的诗学理论。

翁方纲之“杜诗学”综论

清代诗学以王士礻真 ( 1 634- 1 71 1 )“神韵说”、沈德潜 ( 1 673- 1 769)“格调说”、袁枚“性灵说” ( 1 71 6- 1 798)和翁方纲“肌理说”四者最负盛名。学术界对前三说之研究成果较多较细 ,对后一说之研究 ,则尚欠细致与深入。本文以北京国家图书馆分馆藏本《杜诗附记》为主 ,并结合《石洲诗话》 ,对翁方纲的杜诗学作一番专门的研究。包括翁方纲研读杜诗的经过、对前人注杜评杜的评价、本人的评杜态度、评杜方法、评析杜诗实例 ,以及翁氏杜诗学在杜诗学史上的理论意义等项内容。

吴广霈手批《杜诗集评》及其文学批评史价值

明清时期是杜诗未刊评点高度繁盛的时期,涌现了数量繁夥的杜诗手批本。湖北省图书馆藏吴广霈手批《杜诗集评》就是清代杜诗未刊评本中的典型批本之一。该本以刘濬《杜诗集评》及其所录诸家评点为批评对象,重估刘濬《杜诗集评》的学术价值、指摘杜甫各体诗歌的客观缺陷,针对《杜诗集评》所录诸家评点再抒己见,或称颂赞赏,或非议批驳,或补充完善,具有鲜明的文学批评之批评的主体意识。吴广霈手批《杜诗集评》这一评本不仅在清代杜诗评本中独树一帜,而且具有不同寻常的文学批评史学价值。

杜诗学史上的“以杜证杜”方法论

在杜诗学史上,“以杜证杜”是和“诗史互证”相比肩的注释方法,此法来源于校勘学中的本证法,最初只用于校经校史,到了宋代方被移植到杜诗注释之中。当对杜诗本意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时,使用“以杜证杜”法往往能收到一锤定音、立竿见影之效,可以有效避免主观臆测、牵强附会之弊,表明此法具有其他注释方法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然而由于杜诗存世数量有限,此法存在不能完全互证的先天缺陷;而且作为一种本证法和内证法,“以杜证杜”需要与外证法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更大的效用。另外,受到留存诗歌的完整性以及创作手法写实性的影响,“以杜证杜”并不具备无限推广的普适性。不过此法仍被历代注家发挥出极大的效能,对推动杜诗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其经验和教训都可以作为古典诗歌注释的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