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课程建设中的学科冲突

学科冲突客观存在于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在当下的课程建设中表现为显性学科利益的冲突与隐性学科文化的冲突。学科冲突既有消极功能也有积极功能,对学科冲突的理性认知与辩证分析是引导学科走向合作博弈,最终实现利益共赢的重要前提。合理应对学科冲突一方面需要转变教育评价理念,消除知识的等级化;另一方面需要完善课程制度,构建合理的博弈机制,在达成价值共识的前提下形成教师合作文化。

政策制订中的学科冲突

政策制订中的学科冲突唐沈软科学工作者由于不同的学科背景，对同一问题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观点的冲突有时是相当严重的。冲突的产生，经常是由于在某一学科的背景下认为正确的假定，对另一学科而言可能是根本错误的。决策者应对公共政策所倚重的一些主要学科的相互差...

冲突与和谐: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的生态学治理

跨学科学术组织是大学学术组织发展的必然趋势,它是一个聚合了不同学科的生态环境。在这一生态环境中,不同学科之间会对学术资源进行争夺,并发生权力冲突与文化冲突。要减少或消解学科之间的冲突,使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达到生态和谐,就需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求同存异,形成统一的内生性的组织目标;多元参与,建立组织内部的利益分享机制;协同治理,建立组织内部的权力制衡机制;开放边界,建立学科之间的文化交融机制。

新制度主义视角下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冲突治理

跨学科学术组织已经成为推动大学学术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本文从新制度主义视角出发,对跨学科学术组织的文化要素、权利要素、空间要素和评价要素进行深入剖析。跨学科学术组织存在着学科文化范式、学科权力地位、学科组织归属和学科成果评价等多重冲突。其形成与学科发展专业化、学术权力行政泛化、矩阵组织联通壁垒和同行评议非同行化有关。因此,消弭冲突需以交流互鉴为基石,建立文化融通机制;以利益共享为基石,建立权力均衡机制;以矩阵优化为基石,建立教师共聘机制;以多元评议为基石,建立成果分享机制。

大学学科团队冲突:结构要素、形成机理与管理对策

以科学学理论、组织理论与战略管理理论为指导,从逻辑层面演绎了大学学科团队冲突的形成机理及其管理对策。研究发现:成员知识要素、成员个性要素、团队资源要素、团队组织要素是大学学科团队冲突的结构要素,各要素之间的耦合关系决定着大学学科的团队冲突类型,进而揭示了两种大学学科团队冲突即建设性冲突和破坏性冲突的形成机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科学理性构造策略、科学事实构造策略、团队协作构造策略等三种加强和改进科学家团队冲突的管理对策。

跨学科教研的困境分析与破解之道——基于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的分析

跨学科教育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跨学科教研,然而,实践表明教研团队的心理异质性会激发跨学科教研冲突,进而阻碍教研绩效的提升。究其原因,在于跨学科教研存在“分科教学-思维分裂”“分类评价-机会割裂”“分权教研-合作撕裂”三类问题,三者归一,本质原因在于跨学科教研团队异化的社会关系。因此,要化解跨学科教研冲突,就需要对由多学科教师群体组成的跨学科教研团队重新进行社会分类,即在各学科教师群体基础之上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和统摄性的教研共同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关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的研究为达成这一目标提供了重要参考:要开展有效的跨学科教研,就需要提高“教研团队的目标一致性”“参研教师的专业发展公平感”“参研教师对跨学科教研本身及其所属教研团队的认知”“参研教师的群际感知一致性”。

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冲突与治理对策:新制度主义的视角

学科是一种知识体系、规训制度与学术组织的统一体,负载着不同学科利益,跨学科研究组织已经成为大学推动科学创新的重要载体。从新制度主义视角分析,跨学科研究组织内的不同学科之间存在学科文化、学科权力与学科利益等层面的冲突,跨学科研究组织的持续发展需要学科共同目标、学科利益分享机制、学科权力制衡机制和学科文化共同话语框架,通过共同治理消解学科冲突。

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的学科文化冲突分析--基于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视角

本文从新制度主义对"制度"的理解出发,基于跨学科学术组织的规范性要素和文化-认知性要素进行探讨。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的学科文化冲突主要表现在学科文化信念和价值观方面,如学者价值观的异质、学科文化认同度迥异、学科话语权的争夺等。其形成与学科规训所形成的学科文化积淀、学术部落所构成的行动情境、以及学者思维和地位产生影响的行动选择有关。要消弭学科文化冲突需要重构行动者的学科文化信念、行动情境、规整学者行动。

Kuhnian Understanding of Incommensurability and Implications of Paradigmatic Conception of Knowledg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maybe more than in any other discipline of social sciences）, the paradigmatic construction of Thomas Kuhn and his model of incommensurability might be applied to the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of phenomena; and it is one of the cornerstones of the methodological toolkit for the interpretation in this field. The paper explores the reason why Kuhn＇s understanding of incommensurability seems to be necessary for the conception of knowledg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concept of incommensurability can be considered typical as it is meant to indicate a conflict, of one form or another, between theories. And the disciplin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s more than a perfect ground for considering this concept when one is having in mind the high degree of polarized debate among rivalry theoretical schools （for interpreting and describing the identical phenomena） that is presen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discipline. Recalling the Kuhnian conception of science in paradigmatic view with an aim for understanding--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he paper analyzes furthermore his reje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dichotomy between “objectivisn”and ＂subjectivism.＂

证据法的法域范围

法庭科学家和证据法学者所处的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就像英国和美国一样,由一种共通的语言划分开来。虽然在一些重要方面彼此关联,但法庭科学和证据法学作为两个独立的学科,有着各自独特的构造和演进,关注不同的问题并运用各具特色的认识论。因此,这两个学科之间存在着自说自话的重大风险。该风险的迹象体现在了法庭科学家与证据法学者之间时常沟通不畅。"证据法"的概念对于法庭科学和证据法学而言均至关重要,且在这两个学科中均被高频地运用。本文通过聚焦"证据法的法域范围"之基础概念讨论,希望造成该学科间冲突的个别成因能够明朗化,并诚挚地期盼这样做能有利于法庭科学与证据法学学科之间更有效地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