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监管的问题及推进

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问题集中表现为忽视教育公益性、培训与管理质量参差不齐、存在规避监管的侥幸心理等。现有的监管存在维护教育公益性不力、分类监管推进不够、监管机制运转不畅等问题。非学科类培训是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为了规范其发展,推动其发挥培养学生兴趣特长、拓展学生综合素质的积极作用,下一步应当综合考虑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存在的问题及现有监管的不足,按照突出监管重点、注重统筹兼顾、优化制度设计、做到疏堵结合的路径去推进监管。

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办学审批状况调查研究——以A省C市为例

通过对A省C市近百家非学科类培训机构负责人的问卷调查和有关资料的分析,使用SPSS和EXCEL进行数据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交叉表分析等,分析得出影响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办学审批的难点问题,同时为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办学审批和行业发展提出建议。

“双减”背景下学科类培训规范化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本文以“双减”为背景,基于政策文本对“学科类培训”和“规范化”这两个关键概念进行了界定;通过梳理我国“双减”一年来有关学科类培训的文件,笔者总结出:学科类培训治理以寒暑假为节点,分为审批程序规范化、服务监管规范化、综合治理规范化三个阶段,及其阶段性治理成果;探究试点城市之一的成都市发现:部分学科类培训存在不同程度的“双减”执行偏差;最后尝试将利益相关者理论与博弈论相结合分析其中的原因,并作出总结和思考。

非学科类培训会减轻初中生主观学业负担吗?——基于CEPS数据的实证分析

学业负担会影响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虽然现有研究已就学科类培训对学业负担的影响效应展开丰富讨论,但非学科类培训的效果研究尚待补足。本文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CEPS),探究非学科类培训对初中生主观学业负担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非学科类培训能够显著减轻初中生的主观学业负担,且这一减负效能主要体现于兴趣班与兴趣爱好匹配的情境中,运用工具变量法和CMP估计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依然稳健。其次,学生未来信心、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在非学科类培训对主观学业负担的影响中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最后,父母受教育水平较高、家庭背景较优,则非学科类培训的减负效能更为突出。结合研究结论,本文就促进校内课后服务提质增效,把握非学科类培训兴趣导向提出相应的建议。

“双减”背景下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现象、成因与治理

“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乱象层出不穷,给学生、学校、社会等带来诸多不良影响。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乱象的原因在于部分家长受教育焦虑的宰制、教育评价范式转型中的冲突、培训机构失业教师的生存之迫、“隐形变异”属性带来的治理挑战。为了有效治理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亟须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缓解家长教育焦虑;大力倡导新教育评价理念,纾解教育评价范式转型中的冲突;加强失业教师的质变学习,提升失业教师的再就业素养;构建“预防—发现—查处”治理机制,有效破除“隐形变异”难题。

家庭文化资本对中小学生参与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影响——基于广州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根据广州市调查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卡方检验等方法,探讨了不同家庭文化资本对中小学生参与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小学生参与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受家庭文化资本的影响显著;除父亲教育期望外,其他家庭文化资本对参与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有显著影响;母亲职业、母亲教育期望和父亲教育期望对参与类型存在显著影响;家庭藏书量、母亲受教育程度、父亲受教育程度、父亲职业对每周的培训时长及每学期的培训花费存在显著影响,父亲教育期望也对每学期的培训花费存在显著影响。家庭文化资本通过影响学生的培训参与而间接影响教育公平,为贯彻“双减”政策,增加学生获取高质量教育的机会,须从增强家长参与意识、提高学校课后服务质量、强化政府全局统筹安排等方面入手,以有效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

从学生角度看学科类校外培训——内卷化的表象及实质

通过学生视角的研究可以发现,学科类校外培训造成了学生学业竞争的内卷化。学业竞争内卷化实质是教育功利化的结果,即教育效率的需要优先于教育公平的需要,知识灌输的需要优先于自主学习的需要,教育增值的需要优先于个性发展的需要。当教育摒弃功利化、指向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时,学科类校外培训促学的作用将得到彰显,负面影响将逐渐消失。

“双减”背景下学科类中小培训机构转型路径探究——以河南省中部XX县XX书房为例

“双减”政策出台后,学科类培训面临政府政策的从严监管和治理,学科类培训行业巨头率先调整业务,开始转向教育培训的其他赛道。学科类中小培训机构面临资金匮乏、人才流失,综合竞争力不足等转型困境。为应对转型中的困境,学科类中小培训机构要通过厘清政策导向、找准目标市场、细化主营业务、重组师资团队以及优化招生策略等方式,实现成功转型。培训机构成功转型为书房,能产生一定的实际价值,如为学生终身学习奠定基础、补充学校教育的不足、解决部分就业问题。

“双减”背景下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

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已成为“双减”背景下校外培训治理的难点和重点问题。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治理应坚持强化监管与服务引导并举,坚持分类管理与协同管理相结合,坚持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相结合,坚持供给侧与需求侧双向发力。与之相对应,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治理的实践进路主要包括:加快推进校外培训监管立法,为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提供法治保障;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推动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分类治理和协同治理;科学研制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明确准入要求;加强教育行政执法,深入推进校外培训综合治理;用好信息技术手段,推动校外培训智能化监管和数字化监管;引导和规范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课后服务,推动课后服务提质增效;加强预收费资金监管和价格监管,提高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监管成效;深化需求侧改革,对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实行标本兼治。

“双减”背景下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特色化转型研究

“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国家对学科类校外培训进行大幅压减,在家庭和学校教育需求推动下,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需要转型发展。为实现顺利转型,基于自身培训特点,机构可进行特色化转型。通过对培训市场实际走访调研发现,可以将转型方向定为特色教育培训,但培训机构在转型过程中会面临具体转型方向迷茫、专业教学师资匮乏、新方向缺乏全方位专业知识支撑、运营发展缺少制度规范等瓶颈。针对转型瓶颈,可通过“将国家政策导向作为转型方向”“加强和专业院校、场馆合作,建设专业师资队伍”“政府要积极组织教育培训”“建立健全特色教育培训规范体系”等路径推进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特色化转型。

学校课后服务对学生校外培训参与和支出的影响

在义务教育学生家庭的教育资源配置中,校外培训支出是重要的家庭教育支出。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数据,运用双栏模型和倾向值匹配方法研究发现,义务教育学生参与学校课后服务会影响学生家庭的教育资源配置方式,显著降低学生对校外培训的参与和支出。学校课后服务收费增加了学生参与校外培训的概率,刺激了学生家庭校外培训支出的增长。据此,本文建议推动学校课后服务优质均衡发展,纾解义务教育学生校外培训需求;坚持学校课后服务的公益属性和普惠原则,促进家长优化配置家庭教育资源。

“双减”政策下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研究:基于法学视角的分析

“双减”政策引发了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的市场退出或转型经营,并因此推动了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的必然转变,目前地方政府在落实“双减”政策过程中探索出不尽相同的监管路径,但监管实践表明我国学科类培训机构的监管体系尚存诸多不足。由此,笔者基于《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文本及成渝两地的实证考察资料分析,开展“双减”政策下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理论研究。本文系统分析了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社会现实需求及地方行政监管部门在推进政策落实过程中所存在的治理思路和治理手段问题,在反思目前行政监管失当的现实实践的基础上,以法学视角审视了目前行政监管的法治化缺漏,最后从监管立法完善、监管主体明晰、监管内容明确、监管方式改进四方面试提出“双减”下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的法治化对策,以期实现科学有效的法治化长效监管机制,助力教育事业健康有序发展。

学科类教育培训机构员工流失现状和对策研究

近年来课外学科补习的市场不断扩大,学科类教育培训机构备受家长追捧,但学科类教育培训机构员工不断流失的现象逐渐成为教育企业关注的焦点。本文将针对学科类教育培训机构人力资源现状和员工流失问题进行分析,从人力资源管理角度提出可行性对策,降低员工流失率。

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的区域实践与反思

“双减”政策颁布实施一年以来,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在总结区域经验做法的基础上,分析当前治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实际从提高政策适配度、加强校内外联动、完善监管体系三方面提出建议,对进一步提高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工作的实效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双减”政策实施后谁在参加中小学学科类校外培训——基于6省30县(市、区)的调查

“双减”政策实施后,学科类校外培训经历了最严治理。对我国东、中、西部6省30县(市、区)的中小学生开展问卷调查,研究结果表明: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参加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比例较“双减”前有所下降,参与率存在显著的家庭背景差异、学校差异、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学生的个体特征、家庭背景特征、学校特征对参加学科类校外培训具有显著影响。据此,提出亟需转变家庭应试教育观念、启动“后20%学生”校内辅导计划、深化学生评价与中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等政策建议。

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学校课后服务现状、问题与对策

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主要通过“人力资源赋能的知识逻辑模式”“科学技术赋能的产品逻辑模式”“教育数字化赋能的素养逻辑模式”三种模式参与义务教育阶段校内课后服务。在推进过程中存在行政逻辑替代商业逻辑容易引发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动力不足、部分地方政策设计不利于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入校参与课后服务、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课后服务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部分非学科校外培训机构的需求与学校现有的软件系统匹配度不高等问题。为此,需要在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立法中明确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参与课后服务相关条款,厘清政府监管的责任和范围;优化政府购买教育服务的内容,放宽课后服务经费的使用范围;鼓励各地出台代收费及成本核算管理办法,对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课后服务的收费实行动态价格监管;建立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科技赋能教育”的动力机制,提升校内教师的信息化素养能力。

“双减”背景下儿童校外生活状况报告:校外培训

校外培训是中国儿童校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双减”政策关注的重要内容。2023年3—6月,中国儿童中心专门成立课题组,联合首都师范大学中小学生校外教育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儿童校外生活状况调查,基于抽样调查数据,描述了“双减”背景下中国儿童校外培训参与率、校外培训参与时长和校外培训支出情况,分析了不同群体特征儿童参与校外培训的差异性。研究发现:(1)接近六成的儿童没参加校外培训,仅有两成的儿童参加学科类校外培训。(2)儿童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率低于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率,且不同群体特征儿童各类校外培训参与率存在差异。(3)儿童更喜欢非学科类校外培训,而家长更重视学科类校外培训。(4)儿童周末和周中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时长都高于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时长,且不同群体特征的儿童周末各类校外培训参与时长存在差异。(5)2022年生均学科类校外培训支出高于生均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支出,且不同群体特征儿童学科类和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支出存在差异。因此,要继续执行“双减”政策,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引导家长转变教育观念,理性选择校外培训。充分挖掘社会资源,发挥公益类校外教育机构场所的功能属性。

日本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监管机制研究

2010年前后起,为提升校外培训机构的整体质量,最大限度支持中小学生的成长与发展,日本政府将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纳入监管重点,制定出台有关非学科类机构的自我评价与信息公开指南。相应的监管机制以政策法规为保障,以行业自律为基础,以全口径的质量提升框架为参照,进一步鼓励各领域机构的创意发挥。针对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日本政府的监管治理重在“软性引导”,激发自主自律性,并将科学治理后的非学科类机构纳入学校教育及终身教育体系之中。

“双减”政策下体育培训行业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2021年7月出台的“双减”政策必然将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社会各界最关心的话题。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在新的政策约束下被禁止占用休息日节假日的时间进行补课,甚至被禁止上市融资进行资本运作,这样的消息对于非学科类培训机构无疑是一个大大的“利好”,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中的体育培训机构便迎来了政策的“红利期”。许多体育培训机构近期不仅课程报名人数爆满,甚至还有了进入校园与学校提供的课后服务相合作的机会,但与此同时,一些问题也随之浮现,大量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都在向体育与艺术方向寻求转型,这是否会将曾经学科类培训机构开办过程中的各种乱象复制过来呢?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就“双减”政策展开研究在“双减”政策下体育培训行业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和优化路径。

“双减”政策背景下校外培训治理的新困境及纾解路径

“双减”政策实施以来,治理成效显著,校外培训的无序发展被有效遏制,功利化发展局面得到一定程度的扭转,校外培训逐渐纳入规范化发展轨道。通过对监管部门调研发现,虽然校外培训的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又面临常态化行政执法困难、学科类培训隐形变异发展、非学科类培训监管缺位、培训材料质量难以把控等治理新困境。建议通过加强校外培训法治体系建设、多形式实施学科培训治理、加快非学科类培训监管机制建设、健全培训材料审查监督制度的方法对校外培训治理新困境进行破解,从而推进对校外培训的长效治理,进一步发挥校外培训的育人功能,实现对校内教育的有益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