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在中国”的重新审视:学科翻译史视角

学科翻译史视角下的知识“世界化”叙事与学科发展史视角下的知识“本土化”叙事同构了中国传播学的“一体两面”。学科翻译史研究以域外“地方性”传播学知识在中国完成的“世界性再生产和再传播”为线索,重新审视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阐释传播学知识的演变和翻译在传播学学科建构中的功能,为理解中国传播学提供新理据。

全球化语境下的翻译和知识生产——兼论构建学科知识翻译史的可能性

全球化语境下,强势文化固有的经济、政治和权力优势,导致文化和知识同质化及在全球流通的不平衡。翻译在促使地方性知识走向全球的过程中,加快了文化和知识的全球流通。本文通过将翻译中的知识和意义问题化,从而发现知识和意义并不是中立客观的事实,它们在目标系统的传播和最终确立涉及文化和社会关系等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研究发现翻译在全球范围的贯彻将促成“杂合”意义或概念体系的形成,从而为文化之间的相互认同提供价值和意识形态基础。全球化背景下,翻译活动的跨国界和跨文化复杂性也为学科知识翻译史的构建提供了理论基础和事实依据。

翻译与学科发展理论模型——基于知识翻译学的中国学科翻译史研究框架

学科翻译史研究逐渐崭露头角,研究所涉学科数量和研究成果质量都在上升,逐步成为翻译史研究新趋向之一,但其研究方法论受到的关注还十分有限。本文在知识翻译学理论支撑下,经过实证考察,尝试提出“翻译与学科发展理论模型”,阐释中国现代学科体系下翻译与学科发展的关系——中国传统学科经由翻译“演化”成为现代学科,西方近代学科通过翻译“移植”成为中国近代新兴学科。本模型可作为学科翻译史研究框架,在具体学科背景下考察翻译活动在学科发展中的作为和贡献。

知识翻译学视域下的中国传播学翻译史:反思与展望

译介输入渲染了中国传播学的知识底色,然而,中国传播学历史书写中翻译的“不在场”现象值得深思。对中国传播学翻译史研究现状的回顾与反思有助于明晰知识翻译学视域下中国传播学翻译史研究的方法与路径。在中国学科史中有效纳入知识学意义上的翻译视角可以揭示翻译对思想文化变迁的推动作用和被遮蔽的知识生长价值,成为翻译史研究中新的生长点。

民族学著作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研究综述:现状、反思和展望

中国民族学是发轫于西方的近代新兴学科,其创立及发展与民族学著作在中国的译介及传播相生相伴。本研究首先简略梳理民族学著作在中国的百年译介和传播脉络,继而考察分析了翻译学界和民族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翻译学界以译史研究和译家研究为主,民族学界研究成果集中于书目汇编和学科史中的译事记载。在文献梳理与分析基础上,反思了现有研究成果在成果质量、研究范围、研究视角等方面的局限,并从宏观研究、微观研究、学术环境、学术担当等维度展望未来研究方向。

20世纪上半期民族学著作汉译脉络考辨

作为从西方传入的新兴学科,中国民族学诞生和发展的历程蕴含丰富的翻译史实和史料。本文从翻译学、民族学和历史学等多重视角,以时间为脉络,将20世纪上半期的民族学著作汉译活动分为肇始(1903-1927)、繁荣(1928-1937)和调整(1938-1949)三个阶段进行考证和梳理,并结合相关译介背景,考察各个阶段的译著和译者,着重分析民族学著作汉译对中国民族学学科建构的影响,以及与各阶段历史文化语境的关系。研究发现,翻译是地方性民族学知识转化为世界性知识的关键环节,在中国民族学的发轫期和发展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下半叶民族学著作汉译脉络考辨

20世纪上半叶,域外民族学著作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促进了中国民族学创立并取得初步本土化发展。20世纪下半叶,民族学著作汉译活动所依托的社会环境发生显著变迁,翻译活动规模与翻译选材等较之上半叶呈现明显差异。本文从翻译学和民族学双重视角,以时间为脉络,将20世纪下半叶的民族学著作汉译活动分为转向(1950~1977)和复兴(1978~2000)两大阶段加以考证和梳理,并结合相关译介背景,考察两个阶段的译著和译者,着重分析民族学著作汉译对中国民族学发展的影响,以及与各阶段社会语境的关系。研究发现,20世纪50年代,通过集中译介苏联民族学论著,中国民族学完成向苏维埃学派的学科转向;改革开放后,民族学著作汉译活动逐步复兴并形成翻译高潮,中国民族学实现学科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