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人之笔,行学者之文——《东坡志林》中的史评谈略

苏轼晚年本想写百篇史评,却只写了十三篇。这些史评,后人评价或褒或贬,意见不一。究其原因,是苏轼把以严谨笃实为规范的史评写得恣肆纵横,富于文学色彩。苏轼这种史评风格的形成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随机生发的论说技巧在科举考试上的成功及追捧效应对他这种技巧的强化,经学疑古风气的影响和自由表达思想内容的作文追求。

学者之文与文人之文的完美结合——吴澄《送何太虚北游序》的文学价值

《送何太虚北游序》是吴澄散文的代表作,阐明了游历对于增长见闻的重要性。文章引经据典,具有深厚的理论素养;辨析精微,展示缜密的逻辑思维;铺陈排比,流露充沛的气势;字斟句酌,展现良好的语言功力。文章说理透彻明白,语言精炼整饬,体现了学者之文与文人之文的完美结合。

文学教育之路径——陈平原《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意义考辨

灵动的"文学"如何落实为严肃的"教育",已经成为目前大学中文系教学中一个颇令人头疼的问题。陈平原《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一书,试图将课堂的讲述转换为纸面的风景,力图重现"讲课也是一门艺术"的现场感。通过对明清散文作家作品从为人到为文的个案性讲述与个性化解读,建构了明代文人散文与清代学者散文交相辉映的文学史新图景,为明清散文研究提供了一条富有启示意义的新思路,也为大学讲堂上的文学教育提供了一种范式。

试论清初文人之文与学者之文的分野与内涵——以吴伟业、黄宗羲《柳敬亭传》为例

清初文人之文与学者之文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以吴伟业、黄宗羲二人所作《柳敬亭传》为例，进行比较分析，主要考察其形象塑造和行文笔法以及文章体式等方面的同异，从而探讨清初文人之文与学者之文的区别及其文学史意义。

学者的“文学之文”--从杨波的散文集《月光堂堂》说开去

杨波的散文集《月光堂堂》出版了,这是他继2018年《雪满山》出版之后的又一部散文集。细读《雪满山》,我曾写过一篇《学者之文与主体形塑》的阅读札记。在我看来,作为学者的杨波在学术研究之余创作的散文是他生命历程记忆的沉淀,写作成为他记录人间风景的独到方式和生活习惯,往昔的岁月在文字里呈现,写作是杨波与过往生命的对话,这一篇篇情真意切的散文,既是他对往昔的深情回眸,也无意中形塑了自我的形象--“借助杨波的文字,我们看到了一个富有仁义、重视亲情、孤独深思、雅致敏锐的文人和学者形象”。

清初遗民散文的文体创造

遗民散文是清文最初的高峰,多至情至理之言;其"学者之文"的范型自觉,下开此后文坛特别是乾嘉时代质实重学的倾向;其叙事之文不脱小说气,颇能显示此期文风恣肆多奇,反映出遗民群体激郁淋漓的审美取向。

从文人与文事到文心与文脉

选取明清两代9位作家、学者,取个案研究路向,勾勒中国散文从明代“文人之文”向清代“学者之文”类型转换的文学史脉络,陈平原的《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于散文通史与断代史之外,别创新径。从具体对象入手,强调文本细读,突出阅读体味和文学感觉,同时兼顾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结合和互援,尚友古人,知人论世。课堂实录的讲坛文体,不失为书斋著述之外的成功尝试。

孙郁:论学之文的“跨域”和“破界”

在我写这篇主持人语前,我先看了孙郁教授发来的自述文章《"思"与"诗"的互渗何以可能》,他使我明白了这个"三栖评论"专栏在本期有了一种旨趣上的提升。我在第1期主持人语中说,这个专栏强调的是针对学者批评家而兼有突出文学创作成就的现象研究。显然,我把学者之文和创作之文还是做了先验的区分,专栏重在学者创作之文的研究。但近来我的想法有了一点改变,为什么不可以含括、讨论学者之文本身的广义文学性、学术文体的"跨域"或"破界"的文体创新性呢?

章学诚的文集论与清代学人文集编纂

章学诚认为,文集是继六经、诸子之后,伴随专家之学的衰落而兴起的一种著述体式。针对后世文集普遍存在的"以学徇文"的缺陷,章学诚力主改进文集的编纂体例,使文集返归"以文徇学"的理想之境。相关的思考,最终凝结为"诸子家数行于文集"一说。此说主张保持文集收录各体文章的基本特征,但在具体文章的写作、取舍、编排上,必须体现"专家之学"的特点。同时期汪中、洪亮吉、孙星衍、段玉裁、阮元等人的文集编纂实践亦体现出与之相近的理念。它们共同展现了在一个尤其重视学问的时代里,传统的文集编纂方式如何被改造、革新,以适应学人的个体表达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