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中央官学学生的日常生活与学行考核活动

宋代中央官学是全国士子向往的最高学府,为国家培养所需要的人才,吸引广大学子前来求学。中央官学采取措施扩大招生规模,学生来源广泛,官员子弟以及庶人都可入学,这就为贫寒子弟提供了读书学习的机会,但是学额的限制增加了入学难度。中央官学的学生待遇比较优厚,可以获得根据学生学习层级进行分配的生活补贴,有力保障了学生能够顺利完成学业。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和业余生活丰富多彩,学行考核活动注重学生品德和学习成绩的考查,考核方式上采用考试法、积分法,注重过程考核,这些共同构成了宋代中央官学学生生活与学行考核活动的历史图景。

刘歆学行考略

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分析了刘歆"媚莽助篡"和"擅改家法师传"的历史背景,认为不能据以诋毁刘歆的人格,更不可据以审度《七略》。

明代关学学者刘玑学行述略

许宗鲁为明代关中学者刘玑撰写的墓志,是刘玑研究的重要资料。以往少有人关注此墓志,有必要以其为基础,结合明清史志、文集资料,全面梳理刘玑的生平履历,尤其是通过对刘玑师从关学学者李锦以及撰著《正蒙会稿》等史实的考订,使刘玑的关学学者身份得以确定。

姚名达学行事迹考略

姚名达作为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著作有《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中国文化小史》等10余种。姚名达学行事迹中如曾为北京大学研究院研究生、订补《章实斋先生年谱》之得失、创办女子书店之宗旨、为"三民主义历史学者"等,是学者较少评述的几个问题。

俞正燮生平学行述评

俞正燮为清嘉庆、道光年间著名思想家、考据学家。他一生家境贫寒,穷困度日,却能泰然处之;个性鲜明,为人处世,特立独行;笃好读书,虽不乐仕进,不得已参加三次科考,两次会试名落孙山;迫于生活压力,不得不佣书为业,笔耕养家;勤于著述,存世《癸巳类稿》、《癸巳存稿》是他的心力交瘁之作。

礼制与学行:荀子沟通学、仕的尝试及其历史意义

礼制在荀子思想中居于关键地位。通过对礼制进行阐发,荀子规划出一个等级分明、上下有序的政治制度,并特别突出了"学"在这一体制中的重要性。个人学行修养的水准,取代了血缘的亲疏远近,成为获得政治地位、物质财富的依据,这种沟通学、仕的制度看起来更加公平、合理。然而,荀子对于"学"的内容、求学方式都有严格的规定,以礼义为中心的儒家经典之学,以"从师"为主的求学路径,使得他在学、仕之间打开的路途实际更多地面向当时的士阶层,特别是其中的学士群体。荀子的思路在察举制等制度中得到了落实,深刻影响了后世的制度建设。

髋关节置换术后患者学行伴发症的预防及护理

人工髋关节置换术不仅能解除患者髋关节疼痛，而且能明显改善关节的活动能力，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学行是人工髋关节置换术后患者功能锻炼最主要的内容，而学行容易引发身体不适。在学行早期更容易引发一系列的伴发症状，做好学行期间伴发症的预防及护理，是提高手术成功率及患者康复的关键。

韩愈学行谱系

以时间为纵线,梳理韩愈思想及其践行的展开历程,目的是构建韩愈一生的学行谱系,以窥见韩愈理论思维孕育、发展、成熟、完善的动态过程,尤其是道统思想的来源及其发展演变。和一般的年谱不同,通过生平考证与作品系年,再现中唐社会历史文化环境,探讨韩愈思想的渊源及其发展,以及作为儒学践行者的一生行实,以便评估其理论价值、时代意义及历史影响。在梳理其历时态进程的同时,对韩愈理论思维的共时态体系,诸如宇宙本体观念、人性理论、心性本体理论、人论、国家治理学说、社会发生分化与合作理论、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教育思想、文学思想、道统思想等重要观点的形成与发展,也做适当的交代。

孔颖达学行优劣考

孔颖达是中国唐代以来的文化巨匠,后人不仅研习其著作,而且想见其为人,因此,后世接受孔颖达的过程,也是批评孔颖达的过程。这种批评,不仅是针对《五经正义》,而且也针对其学行;不仅有褒美,而且也有讥讽。全面梳理并研究这些评议,对于深入考察《五经正义》的成就和价值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融的学行及其在经学史上的地位

马融是西汉著名的古文经学家,由于他的著作多已亡佚,后世对其研究较少,这与马融的学术地位是极不相称的。本文通过对马融生平事迹的考述以追寻其思想根源,并通过与郑玄、王肃的比较而论定其在经学史上的地位。一般认为,郑玄用古文学,则王肃用今文学反对之;郑玄用今文学,则王肃用古文学反对之。从三者的比较看,情况并不尽如此。但无论如何,郑玄、王肃的经学体系无不脱胎于马融之学,这是不争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没有马融,就没有郑学和王学,也就没有了后来的郑、王之争。马融在经学史上的地位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论“学而时习之”与学行结合原则

本文认为“学而时习之……不亦君子乎”这一段话,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孔子学行结合原则的纲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体现了孔子的学行结合原则,体现了孔子以“学而时习之”为快乐的幸福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实现学行结合原则的社会措施,体现了孔子的“仁”与“爱”。“仁”的真实含义是尚群、乐群、向群、聚群。“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是孔子学行结合的心理要求,体现了孔子的“恕”。指出子夏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是对孔子学行结合原则的发挥。并论述了孔子学行结合原则在人道、治道、圣道中的表现,分析了“好学”“乐学”与学行结合、“文行忠信”与学行结合、颜回的理想与学行结合之间的关系。还提出了孔颜乐趣是一种学问境界、道德境界、政治境界、社会境界、自然境界合一的重生存的境界等新观点。最后阐明了《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与孔子学行结合原则的关系。

万斯同学行述论

万斯同幼承家学,后师从黄宗羲,精通经学,由经而入史。他以布衣参加修撰《明史》,不署衔,不受俸,前后十九年,成《明史稿》。万斯同将毕生精力献给了史学事业。我们通过了解他的治学之渊源、学术之特点、对明史之贡献以及个人之品格,不仅能够全面地认识万斯同,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对清初学术史的认识。

学行知“教学做合一”的课堂

"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的教学思想。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生物科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我们坚持"教学做合一",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在劳力上劳心,坚持课外实践,促进"教学做合一",让学生因"做"而全面发展。

学行书用笔的特征

行书是介于楷书、草书之间的一种书体,没有一套规定的写法。古人说:"楷如立,行如走,草如跑"。行是取其快速、生动、活泼之意,行书写得规矩、端正、平稳,接近楷书的,一般称作"行楷";写得比较奔放、流动,接近草书的,一般称作"行草"。行书是汉字形体演变避难就易,避繁趋简的自然结果,是伴随楷书的流行而产生的一种字体,是晋唐以来手写体的主要形式,为人们喜闻乐见,为书家所重视。行书字形清晰,较楷书便捷,又不似草书难认,能够借助楷书草书的体势来通用笔法,书写效率高,伸缩性较大,变化多,体态活泼,兼有楷书草书的优点,是实用性和艺术性结合得最好的字体,这是行书优胜于其他字体的地方。因此,学行书必须注意用笔的特征,才能写得一手好的行书字样。一、运用一定的草法,以草书用笔的放纵性冲破楷书用笔的严谨性,加快行笔速度,起伏变化,节奏强烈。二、简省楷书的部分笔画,由繁趋简,避难就易,容易辨认字形,同时改变楷书工整的笔画形态,用笔率意,流畅活泼,增多笔画的钩挑之势。三、简化楷书的结体,不受严整方正的束缚,有比较自由的天地,因此一个字常有几种不同的写法,这样,要创作书法作品时,遇到重复的字,就可用不同的写法使作品富有变化。

学行高尚旷代 修传笔力优卓——蔡德贵教授著《季羡林传》读后

去年６月赴京学习期间，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北京大学书亭购得一部《季羡林传》（蔡德贵著，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６４．３万字）。读之受益良多，深感传主学行高尚旷代，修传者笔力优卓。贺麟先生曾说“中国传统的著作家有一个错误的、不健全的态度：就是他们对于同时代的人...

晚清关学名儒柏景伟的学行与事功述论

柏景伟是晚清时期的关学名儒,他中举后曾积极参与军务、主持赈灾,千方百计为当地百姓造福谋利,后又主讲于泾干、味经及关中书院,严立规程,提倡实学,诲人不倦,造就甚众,此外,他还主持修复了冯从吾祠,重刻《关学编》等书。柏景伟一生致力于修己治人之学,博采兼容、尤重践履,在服务家乡、推进教育和传扬关学等方面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船山学行对湘军经世的影响

王船山作为晚明理学集大成者,他的知行论和实学思想、历史观与政治伦理思想、经世变革思想、兵论思想,以及宏阔的儒学学术视野和深刻的文化反思精神,都对晚清湘军经世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王船山学行为湘军集团提供了经世活动的文化参照系,湘军集团则一定程度上执行了王船山等清初经世大儒的政治文化遗训。

记缪荃荪先生学行

缪荃荪先生(1844—1919)是清末民初的文史学名家,他曾任清朝翰林院编修、国史馆纂修,民国清史馆总纂。他毕生致力手版本、目录、辑佚、金石、书画之学,并从事藏书、刻书、讲学和创办图书馆事业,在这几个方面都做出了重大的成绩,对学术界的贡献不小。本文准备分五个方面介绍他的学行。

略说早期的两部教育理论著作《学记》与《学行》

中国最早的教育理论著作是产生于战国时期的《学记》。但是,《学记》的广为流行却是在东汉以后,而在《学记》还没有广为流传的时期,由两汉之交的学术领军人物扬雄撰写的系统研究教育理论的著作《学行》已经产生,且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在唐宋以后也仍然有较大影响。遗憾的是,研究中国古代教育史者却很少对这本著作予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