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的悲剧——学院派民俗学的世界史纵览

当我们纵览民俗学的世界史时,不难发现,数十年间美国民俗学与德国民俗学反复进行了激烈的变革,与之相对,日本民俗学却独自顽固地拒绝变革。美国与德国的经验对于日本民俗学今后的变革之路来说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一方面,它让日本民俗学看到了在定义和研究方法上进行重大转变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它为日本民俗学指明了“去学科”研究的方向。日本民俗学面向未来的变革之路,是目前避免民俗学从学术世界中消失的悲剧上演的必要条件。倘若一味地拒绝变革,那么在不远的将来,日本学院派民俗学只能接受从学术世界退场的凄惨结局。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设想到,在我们力图变革之际,必将遭遇种种困难和阻碍,即便跨越了重重难关,也未必能迎来民俗学崭新的天地。

民俗学的未来与出路

21世纪初期,中日美三国民俗学界都不约而同地爆发了对于学科危机的深刻反思。日本方面,菅丰教授策划了一起他与福田亚细男之间的"世纪论辩"。论辩不仅对20世纪的日本民俗学进行了反复的学理辩难,也对21世纪的学科未来进行了艰苦的讨论。美国方面,邓迪斯《21世纪的民俗学》对于美国民俗学的衰落发表了令人震惊的言论,引起了美国民俗学界的强烈反响。从中日美三国民俗学学科发展的起伏历程可以看出,虽然三国国情和体制不同,但都受到了社会需求的巨大制约,都曾针对时势需求和"学院化"大幅调整过学科的生存策略和发展方向。从中国民俗学的历史与现状来看,社会需求与政策影响依然是民俗学发展最强大的外部因子,内部建设的关键既不是方向选择,也不是宏大理论,而是健全的结构,以及自由学术生态下的自然生长,确认学术多样性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一项基本特性。

后柳田时代的民俗学——福田亚细男教授北师大系列讲座第三讲

日本民俗学以1908年为起点,以柳田国男为开端计算,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早期的"在野之学"具有非常明显的柳田国男特色。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民俗学研究所关闭、民俗学何去何从的讨论中,出现了将民俗学研究纳入大学教育体系之中的思路。大学中的民俗学教育始于1958年,柳田国男此时仍然健在,但是民俗学开始迈向柳田国男直接指导之外的另一个方向,这就是在大学里进行的民俗学研究,即"学院派民俗学",也称为"后柳田时代的民俗学"。

日本民俗学的至今为止和从今以后

与19世纪偏向于起源论不同,20世纪的民俗学是以变迁过程为中心的民俗学。将变迁过程定为目标的正是柳田国男。柳田排除了起源论,但是他将重点放在了过去的变迁上。柳田国男的民俗学是在野的学问,柳田等研究者带着自己的问题意识投身民俗学,方法论尚未确立,潜藏着种种可能性。1958年,民俗学的专业教育开始进入大学,学院派民俗学成立。这是在以大学为中心的公共研究机构中再生产的民俗学,形式上得以完善,对柳田国男的方法也进行了恰当的整理并继承下来。但是,研究者没有将自己的问题意识和使命感融入其中。20世纪的民俗学包括前半期的柳田国男民俗学和后半期的后柳田国男民俗学两个部分。这两者之间,作为在野的学问的民俗学和学院派民俗学虽然互相对应,但是都受到柳田国男的制约。尤其是后柳田国男时代的民俗学,虽然以从柳田独立开来为目标,结果却变成强调柳田国男的民俗学研究的无缪性,以向柳田民俗学回归为目标。21世纪的民俗学应该成为从柳田国男那里解放出来的新的民俗学,也就是超越一国民俗学的民俗学。

民或俗? 二分法的代价

在"民"或"俗"之间做出一种选择,这对民俗学者来说可能是个奇怪的问题。究竟是侧重对"民"的研究,还是将"俗"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根本上来讲,"民"和"俗"两者本身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但民俗学学科内部的这两种观点的分界是真实存在的,并对民俗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客观的角度分析,必须在"民"或"俗"之间做出一个选择,想要否定或杜绝这样的二分法是没有益处的,事实上,两种方式各有其意义,旨在将民俗学引向不同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