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世臣与嘉道年间的学风转变

包世臣是嘉道年间学风转变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他的经世思想形成早。早在1800年前后包世臣的经世思想即已形成并趋于成熟,其标志是1801年他《说储》上下二篇的成书。这至少要早于龚自珍和魏源的经世思想的形成20年左右。第二,是他的经世思想具有代表性。就包世臣的经世思想来看,具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批判旧学,摆脱汉学、宋学的束缚;二是强调学以致用,重视社会实践。这两个特征也正是嘉道时期学风转变的显著标志。第三,是他的经世思想影响较大。包世臣的经世思想主要通过三条途径发生影响:一是入幕;二是交友;三是著述。包世臣对于嘉道时期学风的转变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所谓“承上”,是继承了“清初诸老”的“实用之学”。所谓“启下”,是开启了嘉道时期的“经世之学”。

归有光与明清之际的学风转变

嘉、隆时期 ,归有光高扬起经学上反对宋明理学、文学上反对拟古的两面大旗 ,触动了意识形态最敏感的两个方面。进而又剖析了学风赖以产生的制度层面的原因 ,指出科举制度败坏了学风 ,腐蚀了读书人的道德 ,加速了官场吏治的腐败。归有光的学术研究还关注现实生活中令人困扰的问题 ,显示了他致用实践的学术思路。把归有光的学术思想汇入明清之际学风转变的大潮中最有力者是钱谦益。他整理了归有光的全集 ,阐发了其学术思想、文学思想 ,使之具有理论性系统性 ,确立了归有光的文学地位。顾炎武发展了归有光学以致用 。

加强考风建设 严格考试制度 促进学风转变

本文针对我校在考风方面的状况及存在的问题,以问卷及访谈的形式开展调研。分析了造成学习不认真、考风不良而出现的各种考试违纪和考试作弊现象的六个影响因素,即道德因素、体制因素、利益因素、压力因素、兴趣因素、环境因素。笔者从科学发展观来看待目前的情况,并从加强学校教育、严格考试制度两个方面提出了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

教学需求与学风转变——近代大学史学教育的社会科学化

20世纪前半叶中国的科学史学大致有史料与史观两条路径。新学制确立后大学史学系本科教学的迫切需求 ,使史学课程的设置一脉相承地体现了社会科学化的趋向。即使在整理国故的影响下 ,一度出现断代和专题化 ,综合史观依然大受欢迎。一些学人批评史料派的窄而偏与史观派的泛而浅 ,试图沟通。可惜由于教学和研究的不同需求而被强化的学派分歧 ,在不断变化的西潮涌动下难以协调。分立的学派不仅造成学术界的长期裂痕 。

论金元时期学风的转变

中医理论自秦汉时期形成以后,在晋唐至北宋较长时期内,中医学的发展主要是在<内经>、<伤寒论>理论的指导下,围绕临证医学进行多方面的探索与实践,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就其医学理论自身并无明显的发展提高.而医学发展到金元时期,可以说是一次大转折,除了在学术理论上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还具有转变学风的历史意义.

学风转变,要靠干部自觉

中组部印发《关于在干部教育培训中进一步加强学员管理的规定》,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按照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进一步加强学员管理、切实改进干部教育培训学风。对干部培训期间不准秘书＂陪读＂、不得用公款互相宴请、不准以同学名义搞＂小圈子＂等规定进行明确,极具现实针对性。

嵩县县委组织部三项制度力促学风转变

嵩县县委组织部以提升组工干部素质为目标，建立三项制度。切实转变学风。一是建立“组工论坛”领学制度。每周集中学习由部领导带头，落实”一人一课”制度：组织组工干部参加异地培训，参训组工干部要举办专题讲座：邀请优秀组工干部、专家等到部内对重点课题领学。二是建立信息调研促学制度。开展“每周写一篇组工信息、每月读一本自选好书、每季度写一篇调研文章”活动，引导组工干部学习、调研、实践相结合，做到学以致用。

湖南学风之转变

《湖南学风之转变》一文发表在《天津益世报》1935年9月2日第三张第十版"语林"部分。《天津益世报》是民国时期罗马天主教会在中国印行的中文日报,1915年10月在天津创刊,1949年1月停刊。该报客观地记录了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历史情况,内容涵盖各方各面,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历史资料。"侧帽生"为笔名,真实姓名不详。"侧帽生"从7月3日开始在《天津益世报》连载小说《故都喋血记》,从8月14日开始在《天津益世报》连载游记《南行小纪》,从1934年8月19日开始在《天津益世报》设有专栏"晚翠轩杂缀",每天对社会事件及各种话题进行评论。除此以外,在《中央时事周报》、《新上海》等也发表了大量各式体裁作品。《湖南学风之转变》一文,缘起于作者与友客谈论湖南学术发展之话题。作者认为湖南学术在清光绪一朝的学风转变最为急速,彼时的学风骤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光绪一朝,湖南学风凡有两次巨大转变:一是郭嵩焘、朱逌然讲学湘中,授士经史词章,遂兴通经学古之风;二是江标督学湘中,办《湘学新报》,遂启经世致用之精神。后来时务学堂设立,新学旧学之争遂起,然而作者未就此稍多言也。

转变高职生学习态度应“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思考

高职教育的快速发展为社会输送了大量的应用型人才。然而,学生的学风已成为高职院校亟需解决的问题。通过以学习者为中心来改变教学模式是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解决高职大学生学风问题的关键。

《诗经》与唐代国家教育

《诗经》在唐代不仅拥有广泛的读者,而且在中唐时期还受到了特别的重视,出现了建立《诗》学博士的吁请,成为白居易等倡扬新乐府创作的理论支持,并伴同此期国学教育从通经向专经的学风转变,带动了长期沉寂的学术研究的复兴。讨论所及的诗序作者、编纂意义与诗句疏解三大问题也为宋代《诗经》学的变革开启了路径。唐代以国子监为主导的学校教育引导了唐代《诗经》学的发展。

论清代辑佚兴盛的原因

论清代辑佚兴盛的原因张升辑佚是传统治学的一种重要手段和方法，在今天还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据一般的看法，辑佚如果起源于宋代的话，那么至今快有一千年的历史了。今天，我们不应仅仅把它当作传统治学的一种方法来继承，更为重要的是，还应把它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也就...

士风、学风、藏书风转变造就的文学奇观——明代中后期文言小说汇编繁盛原因新探

明代中后期,文言小说汇编非常繁盛,蔚为奇观。在其背后,当时出版业发达、小说阅读群体扩大等外在的推力固不可否认,但深层的内驱力更为重要:明中叶以降,士风转向,由"得君行道"转向开拓社会文化空间,汇编小说是许多士人发挥政治主体性的一种方式;学风转变,由独尊宋学转向博学明道,明道致用,诸子学复兴作为其中重要一脉,为小说的繁盛提供了直接契机;私人藏书观念逐渐开放,从"以秘惜为藏"转变到"以传布为藏",许多藏书家乐于将所藏珍本秘笈寿之枣梨,传布于世,其中包括大量小说作品。更有一些藏书家,开放自己藏书,慷慨支持他人的小说编纂事业。凡此种种,共同造就了明代中后期文言小说汇编繁盛的奇观。

章学诚笔下的戴震形象

戴震是清代朴学的领军人物,他不但精通考据之学,且对义理之学也多有建树,但在当时却少有解人。在崇经好古、贵博贱约的学风之下,有一个人自诩是戴震知音,那就是提出"六经皆史",以"得其所以然"为学问的思想家章学诚。近年已有不少关于章、戴二人交往的研究,这些研究多集中于考订二人交往的过程或思想的差异,但若换一个角度,通过观察章学诚对戴震形象的建构过程,或许更可透视出学风嬗变之际,不同学风相互排斥、相互竞争的特点。

章学诚学术成就析论

章学诚在近世学术史上是一位公认的名家,然则由于其所处时代环境的复杂性,其著述的内容和形式不同于流俗的强烈反差性,以及其价值观的超前性等项,使人难以究其底蕴。本文的撰述宗旨是立足于学术史演进的视角,在深入发掘材料的基础上,作全面、联系的辩证分析,在纵向上力求揭示章学诚对传统学术精华的继承和发展,在横向上考察其学术主张如何反映出社会的需要,以鲜明的批判性思维体现出其使命意识、担当精神。

程廷祚与程晋芳学术交流考论

程廷祚与程晋芳是清代中期著名的经学家,他们同出于徽州程氏,且为同族祖孙。乾隆元年两人初见于淮阴,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从此莫逆相交三十余年。他们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影响意义重大,却未得到学术界关注。通过对程廷祚、程晋芳交往轨迹的爬梳,以及学术心理、学术取向的原因分析,既可展示两人的学术流变,更能让人一窥乾隆前期的学风转变实态——经学皮相下,考据学的地位与日俱高、实学和理学渐趋沉默。

普陀:区人大机关加强学习型机关建设

普陀区人大机关在常委会党组的领导下，注重制度建设、学风转变和成果转化，认真策划、认真落实、认真推进，切实加强学习型机关建设，不断增强凝聚力、向心力和创新力。

“顾祠修禊”与“道咸以降之学新”——十九世纪宣南士风与经世致用学风的兴起

清代道咸以降学风的转变 ,在学术史上已成为一种共识。除了传统的思想史角度外 ,对其具体发生的契机、转变轨迹和流衍空间的考察 ,也还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入手。本文以道咸年间京师宣南的文人交游为切入点 ,论证始于 1 843年 ,延续近三十年的“顾祠修禊”活动和道咸以降学风转变之间的关系 ,认为这一活动可以看作道咸学风转变的代表性事件。

中国公共史学的两次启动

《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5期撰文指出,作为一种史学观念、史学形态和一门新兴学科的中国公共史学,是中国史学传统与现代史学有机整合的产物。四十余年来,中国公共史学有过两次启动。第一次启动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应对“史学危机”的讨论中,学人达成史学应该关注现实、走向大众,以知识为人民大众生活生产服务的主流共识,中国公共史学的理论探索初步展开,公共史学实践取得一定成绩。遗憾的是,由于缺少社会需求、技术条件不足和学风转变,此次启动未能结出硕果。

20世纪后期唐代文学研究述评

20世纪 70年代后期 ,中国大陆的学术研究恢复正常秩序 ,唐代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 ,成为古代文学中众所公认的成绩最显著的一个研究领域。有关唐代文学研究的进展和收获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学会队伍建设。 1 981年唐代文学会在西安成立 ,标志着中国当代的唐代文学研究进入了有组织、有计划的规模研究时期。二是学风的转变。唐代文学研究中的转型 ,表现在历史决定论思维方式的被扬弃 ,在学术观念上体现为由形而上学向历史回归。三是研究思路的拓展。学术观念的变革 ,使唐代文学研究改变了过去单一的价值判断倾向 ,而代之以对文学史现象、过程及意义的关注 ,将以往点的研究扩展到面 ;“文化热”和方法论的讨论则开阔了研究的范围和思路。检阅近 2 0年唐代文学的研究成果 ,可以发现 ,作家研究是收获最丰富的方面。另外 ,在诗歌批评、文章研究、小说研究等方面都有较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