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计划科学”:1955～1956年中国科学院两个长期规划的制订与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以科学为国家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服务为导向,推行"计划科学",并掀起向苏联学习的热潮。在此背景下,中国科学院于1955年制订其15年发展远景计划。此年12月,结合国家制订1956~1967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安排,中国科学院转向制订其12年科学研究事业规划。本文对中国科学院这两个长期规划的制订与影响进行深入探讨。研究表明,这两个长期规划在规划方式上经历由按照学科门类规划到按照科研项目规划的转变;15年发展远景计划在内容上为12年科学研究事业规划奠定了基础;12年科学研究事业规划的制订属于国家制订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第一阶段工作,在内容上对后者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三个长期规划的相继制订构成20世纪50年代中国力图通过"计划科学",使科学为国家建设服务与使科技事业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三个紧密相扣的环节。

1953年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对苏联的访问

1953年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对苏联进行了历时近3个月的访问,中苏双方对这次访问都高度重视。中国科学院召开了院务常务会议和院长会议讨论代表团的筹备工作。苏联科学院事先对这次访问做了周密的计划和安排。访问活动严格按照苏方的计划,主要以座谈和分科访问各研究机构的形式进行。访问期间,代表团与苏联科学界有广泛的接触。这次访问使代表团成员大开眼界,为中苏两国科学院进行密切交流与合作架起了桥梁,对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技事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推动了中国科技事业和中苏科学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但这次访问对中国学习苏联科学亦有误导,并对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评50年代全面学习苏联的运动

如何正确评价50年代“全面学习苏联”的运动,既要看到我国建国初期缺乏搞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缺乏建设的资金、技术和设备以及当时两极对立的国际政治格局,而不得不倒向苏联一边并全面学习苏联;同时,也要实事求是指出存在着盲目迷信苏联、不能从我国的实际出发以及一概排斥资本主义先进经验的错误倾向.

建国初期高等教育的理论分析

采用系统论与唯物观相结合的评价对象的理论和评价标准,对院系调整和学习苏联这两个重大事件进行分析,可知院系调整基本适应了当时的经济建设需求,培养了大批人才;提高了高等教育的办学效益;加强了内地高校建设,有力地支援了西部经济建设。而学习苏联模式从体制上保证了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但在人才培养口径的宽窄与专业划分粗细上,应该辩证地看问题,不能简单地将专业划分比较细与人才培养口径较窄等同起来,即要从专业划分的学科发展功能和人才培养功能两个方面作全面考察。

20世纪50年代中国高等工程教育改革特点

与洋务运动及民国时期的高等工程教育发展与改革不同,20世纪50年代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的改革是国家政治、经济变革背景下的一次全面、深刻的技术教育转移活动,表现出技术教育学习的取向单一,而且具有专门化、大众化、政治化等特征,符合后发外生型国家技术转移的主要特点。

以苏联为蓝本:建国初期北京大学地理专业之设置

新中国成立时,地理学理论基础薄弱,地理教育是全国高等教育中最薄弱的一环。1952年北京大学创建的地质地理系,促进了地理学和地理教育的发展。该系建立之初以苏联高等地理教育为蓝本进行专业设置,并结合该系师资力量及苏联专家意见,由始建时唯一的自然地理专业发展到1956年的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和地貌学三个专业,奠定了北大地理专业设置的雏形。本文基于北京大学的档案文献等史料,结合口述访谈,探讨了"学习苏联"对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地理专业设置的影响,以及对地理学科发展的影响。

试述20世纪50年代初期新中国全面学习苏联的途径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开展了对苏联的全面学习,既有政治理论上的学习,也有科学技术、生产经验和管理模式上的学习。学习的途径是各式各样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一是采取各种方式对苏联建设成就和经验进行宣传。二是实行"请进来"的策略,聘请苏联顾问和专家来华,在项目建设中直接传授苏联的制度、先进经验、方法和技术,为新中国培养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三是实行"走出去"策略,新中国大量派遣各行各业人员赴苏,直接到苏联考察和取经,实地考察和学习。总之,当时对苏联的学习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等各个方面,新中国各行各业都按照苏联的模式进行建设。

勒柏辛斯卡娅“新细胞学说”在中国

20世纪50年代"学习苏联运动"期间,苏联民间科学爱好者勒柏辛斯卡娅的"新细胞学说"曾在我国得到广泛传播。该学说对缺乏科学依据的"新细胞学说"进行了广泛传播,中国科学院和许多高校开展了不少相关研究工作。武兆发等科学家冒着风险用严密的实验对其予以否证,终令其在中国的传播走向衰亡。

新中国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的历史考察

近年来,部分学者利用第一手资料,梳理20世纪50年代各行业学习苏联的情况,展现了人们对苏联经验的崇拜、追寻及反思,揭示了苏联经验对中国社会的重要影响。报纸、广播、通讯社既是宣传苏联经验的重要平台,也是学习苏联经验的重要领域。有关中国新闻界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的研究有少量著述~①,略叙中苏双方代表团来往,重在反思新闻业务界的经验教训,但未见有对同期历史学新材料及研究成果的借鉴。

20世纪50年代学习苏联先进医学研究

20世纪50年代学习苏联先进医学的主要内容包括:学习苏联医疗技术、医学理论、医疗体制、医学教育体制以及医疗作风等。学习既取得了一定成绩也出现过一些偏差,有些偏差反映了我国在学习外国先进科技时常犯的一些错误。考察学习的得失并分析原因,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可以为当前更好地学习外国先进科技提供借鉴和启示。

《布尔什维克报刊文集》与苏联宣传观的导入

1954年出版的中译本《布尔什维克报刊文集》,是在新中国新闻界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的高潮中译介发行的。它译自俄文原版的下卷,按联共(布)的历史顺序编排为八个时期,收录了列宁、斯大林、莫洛托夫、加里宁等俄共(布)或联共(布)重要领导人的文章和指令,它们与具体时期的政党任务相互契合,体现出强烈的目标性、政策性,以及执政党新闻宣传思想的演变。《布尔什维克报刊文集》主要聚焦于新闻报刊的性质、作用,以及报刊与人民群众关系的论述,基本沿袭了列宁的新闻观的精髓,又在不同时期的政治社会语境中有所拓展。它的目的在于"教育与凝聚党政干部知识分子",但报纸在党内的批评监督实践中存在较大局限性。《布尔什维克报刊文集》成为新中国引进的经典苏联新闻学教材,对中国宣传思想实践产生了双重影响。它既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新闻理论与事业全面学习苏联的成果,也是具体历史语境中照搬苏联新闻工作经验的历史见证。

试析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新中国对苏联政治的学习和创新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向苏联政治的全面学习,首先开展理论上的学习,其次新中国也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及国家机构,苏联的经验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但是在对苏联政治学习的过程中,并没有简单照搬苏联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中国的实际,表现出与苏联不同的特点。

20世纪50年代巴甫洛夫学说学习会的活动、影响、经验与启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医学领域掀起了一场学习苏联运动,巴甫洛夫学说因为其在医学领域的重要地位而成为学习的重点。从中央到地方纷纷建立起巴甫洛夫学说学习会并开展了学习活动。这些活动在包括医学在内的诸多领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考察这些活动及其影响,总结其经验教训,可以为当代传播科学思想提供启示。

1950年代苏联图书馆事业对中国的影响

文章通过对学习苏联的时代背景的简述,阐述了中国图书馆界从译介苏联图书馆论著的主要人物与成果到图书馆服务精神与图书宣传、分类编目理论与目录体系的引进与指导、图书馆学教学体系的引入和教改、馆际互借以及国际交换等工作的开展各个方面,学习苏联图书馆界理论与实践活动的史实。

从学美到学苏——曹孚教育学术道路转向的典型意义

1949年后,中国教育学史由学习美国转向学习苏联。曹孚本以杜威研究获得博士学位,却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批判杜威的学者,又在反思杜威思想的前提下提出了"教育学中国化"。曹孚教授的学术经历,在教育学史上具有典型意义,他的学术道路转向折射出这一时期教育学科知识体系建构的某些侧面。

党对新中国钢铁工业发展的早期探索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钢铁工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这归根结底在于坚持党的领导。新中国成立前夕到1966年之前,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国情,实事求是,对新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进行了一系列的宏观思考和战略指导,对新中国钢铁工业的奠基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宏观、中观、微观3个层面,全方位立体展现党对新中国钢铁工业发展的早期探索,希望为钢铁工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国外学习理论述评

本文介绍了本世纪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外国教育心理学的发展,通过相互之间比较分析,给予客观的评价,以期为科学的学习理论建设提供借鉴.

学习苏联：中共宣传与民间回应

抗战结束之後，中共基於内外在形势的考虑，逐渐形成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然而，在中共夺取政权前後，中国除了少数亲苏人士之外，许多知识分子因爲种种历史情结或教育背景的关系而有反苏情绪。至於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则对苏联毫无认识与了解。如何改变这种情势，成爲中共执政之後的重要工作。1949年秋天成立的全国性中苏友好协会就是中共在全国开展「宣传苏联、学习苏联」的关键组织，透过琳琅满目的宣传活动，改变人民对苏联无知或不满的情绪，从而树立对苏友好、以俄爲师的观念，将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到中共所制订的亲苏政策，并且在这样的过程中，型塑出社会主义新人。 中共的宣传带有明显的强制灌输单一思想的特色。当中共需要全面倒向苏联之时，农民大众对苏联一无所知，许多知识分子则又有很大的反苏情绪；而当民间逐渐对苏产生好感之後，中共领导人却开始考虑与苏抗衡。因此，中共的宣传既不能须臾放松，也往往与民众情绪相对立，这便造成了官方宣传与民间情绪错位的现象。虽然中共宣传亲苏或反苏会产生错位现象，却也说明中共的宣传具有相当成效。不过，我们也不能忽略在这成效的背後，占全国人口少数的知识分子，他们所发出异於官方观点的「杂音」。从他们对宣传苏联回应的多样性，可以清楚地说明即使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民也不是像极权主义理论者所言，只能被动承受当权者的意识形态灌输，沦爲国家政策下的棋子，完全被原子化(atomized)，毫无自己的看法。由本文之举证在在显示极权理论者诠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局限。

中国人民大学与高校中国革命史课程的创设与停开(1950-1957)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革命史在高等教育界全面学习苏联过程中,依托中国人民大学,纳入高校政治理论课程体系,成为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地建构意识形态教育体制的一项重要举措。教研机构的设立、教学体系的确立和理论师资的培养,标志着中国革命史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但经1956年以后的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中国革命史课程的开设几经起伏。中国革命史从创设到停开的变动,集中折射出中国高校移植苏联政治理论课程体系后"水土不服"的问题,深刻揭示了中共党史源于联共党史并与之共同遵循的革命史观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