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何林学术转型的深层动因——以《〈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自评》为中心

本文以李何林1950年发表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自评》为中心,梳理和探究李何林学术转型的原委故实、深层动因,以及转型过程中所折射出的共通性和特殊性。共通性,源于1950年前后大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的推力;特殊性,在于《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本身的学术宗旨和理论取向有许多暗合于《新民主主义论》,李何林个人的文学史观也具备了这种学术转型的思想基础。李何林的学术转型,既有与时俱进的一面,更有自觉皈依的一面。

聚焦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将中国学术转型推向新境界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本土化与中国学术转型”专栏成功入选中共中央宣传部“首批哲学社会科学期刊重点专栏”建设名单,实在可喜可贺。作为最早参与这一栏目的策划并为之提供了文章、尽了绵薄之力的作者,我甚感与有荣焉。如何方能进一步提升该栏目办刊质量,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对此,我个人认为,该栏目今后的建设还要在两个方面有所坚持:一是栏目设置初心,二是理论创新品性。坚持栏目设置初心,才能保持稳定而又具有清晰辨析度的栏目特色;坚持理论创新品性,才能不断将中国学术转型推向新境界,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当代建构作出更大贡献。

从经世到新学:近代学术转型中的晚清掌故学

晚清时期,随着经世学风的盛行和分科治学的兴起,掌故学由以杂史为主的史学旁支,演化为记录制度、人事兼及行政、社会经济知识的独立学科,受到龚自珍、曾国藩、朱次琦、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重视。作为新学的一部分,晚清的掌故学逐渐从史学之中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成为了承载经世实学的一个特殊的学术门类,并进而为维新派所用,以对接古今学术,培养会通古今中西的行政人才。实用掌故学在维新变法时期到清末新政初期一度跻身正式的教学分科,出现在全国书院斋课和京师大学堂等新式学堂的课程中,但随着“癸卯学制”的颁布而很快消失。实用掌故学是晚清学人继承道咸经世学术的一种重要形式,沟通了不同代际和群体的“新学”,促进了新知识、新学科的形成。

中国当代美学的转型:从美的本质探求到艺术的文化阐释

纵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美学演变历程,有一条若隐若现而又内在地存在着的逻辑主线,这就是从美的本质的争论到实践美学的论证再到艺术或审美的文化研究。这一学术转型包含着两个层面的变化:一方面是理论观点的演进,即从美的本质的理论方位论争,到以人的本质为理论定位的实践美学理论建构,再到把艺术或审美的文化阐释;另一方面是研究范式的转换,即从“形而上”的理论推论到“形而下”的事实阐释。从中国当代美学学科发展角度审视,这一变化体现的是学术研究的推进与深化,若将其置于当代世界美学乃至于人文和社会科学发展态势观之,这一变化呈现出了中国美学向国际学术旨趣的趋近或接轨倾向。

创建新范式:五四时期学术转型的特征及意义

随着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碰撞的加剧、新学堂的开办和以思想启蒙为特征的新文化运动的展开，五四时期的中国学术，无论是精神、旨趣，还是方法、语体、文体，都处在扬弃旧范式，创建新范式的转型阶段。五四时期新学术范式的创建，迈开了建设中国现代学术的步伐，其成就，影响了几代学人。

论中国历史分期研究的两次转型

分期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在总体上理解和把握历史的关键。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中国史学界在中国历史分期的研究上经历了两次转型。第一次发生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传统朝代史编纂模式转向线性进步分段论,近代西方的历史三分理论逐渐为中国学术界所接受。其中,日本史学界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的理论和实践对转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西方的分期理论为基础,以民族国家的发展为主要线索,出现了不同的分期理论和实践,也有批判性的反思。第二次转型发端于20世纪20-30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到50年代末正式完成。在这次向马克思主义史观转变的过程中,以社会经济形态为分期依据的社会发展阶段论最终确立,其中苏联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五种生产方式分期体系的确立,研究的重点也由分期理论选择之争转向马克思主义内部如何分期的讨论。历史分期的转型切合了近现代中国发展的需要,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对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和学科建设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提供了一些值得认真反思的经验。

废科举与学术转型——论清末科学教育的发展

近代中国高等教育转型与学术转型存在内在联系。一方面新式高等教育机构的创立促进了西学的传播,另一方面,新的学术分科制度和学术评价标准的确立,为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推广奠定了基础。以废科举为契机,清末学术评价标准发生深刻变革,科学教育在管理体制、规模、程度及专业课程上获得长足发展。这既是近代学术转型的重要标志,也是传统高等教育转向近代高等教育的历史性飞跃,对20世纪中国教育和文化的演进产生深远影响。

论啖助、赵匡和陆淳《春秋》学的学术转型意义

啖助、赵匡和陆淳《春秋》学的学术转型意义,除却人所熟知的尊经排传,而又兼采三传、变专门为通学外,更有着理念层面上的内容:独特的《春秋》宗旨说建立了经文义说的主体性;记实书法原则的运用开启了“汉”、“宋”经学义理依据的转化;重以义例解经极大地加强了经文解说的自主性;重以“讥贬之义”解经暗含着其论说立场的转变;强烈的现实关怀再建了《春秋》经世学统。

“西方法学在中国”及中国法学学术转型

中国文化传统以及学术研究在五四运动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之下学术研究出现了全方位向西方学习的现象。西方的科学、技术、思想、制度、文化以及学术思潮逐步传入中国,来自西方的概念范畴逐步成为主流的学术话语,基本上已经主导了中国学术研究的方向。

宋代孟子升格运动与宋代儒学转型

在中国历史上,孟子在宋代以前的地位一直隐而不显,他的地位甚至不及周公、颜回,至多与荀子比肩齐名,然而到了宋代,一场声势浩大的孟子升格运动从此确定了孟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原因之一,就是孟子为宋代儒学走出困境、完成儒学的转型,不仅提供了思想资源,而且提供了方法的支持。

洪业与二三十年代中国现代学术的转型——以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为中心的考察

国人论学,常常不能分清思想与学术的畛域,而将社会影响与学术贡献等同视之。所谓"学术思想史",究竟哪些是学术,哪些是思想,似乎不易截然分清,但区分思想史和学术史的思路,对于深入梳理20世纪上半叶的学术转型应该很有必要。本文以区分思想史和学术史的思路为前提,纳入高等教育与海外汉学等宏观视角,借助成立于二十年代的哈佛燕京学社这一学术机构,以洪业为中心,把哈佛燕京学社、燕京大学、国学研究、《燕京学报》、中外交流等放在一起加以观照,讨论民国时期不以思想论争名世而以学术积累见长的学者,聚焦于其学术背景和学术贡献,以呈现出民国时期学术转型的另一面。

惠栋“通经致用”思想及其学术转型意义

“通经致用”是传统儒学的基本价值观。惠栋是汉学吴派巨擘,系一代学风之际会,讲求“通经致用”。惠氏之“通经”,追求“明于古今,贯天人之理”,本诸“经之义存乎训”,恪守古训,尊崇汉学,确立了乾嘉汉学的治学典范;惠氏之“致用”,强调“天生之才,盖为时用”,慕汉代取士之法,求汉儒致用之方,带有较重的“以经术饰吏事”色彩。惠氏的“通经致用”思想代表了当时汉学家的普遍观念,反映了他们的学术旨趣与经世关怀。惠栋“通经”尚古文之说“,致用”引今文之法,调和古今的学术倾向是其经学实践的一种写照,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折射出清中后期由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学术转型之端倪。

研究型大学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与学术研究的多元发展机制

在关于研究型大学建设的研究中,人们更多把目光集中在政府的科技政策、经费投入、办学自主权、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这些因素对研究型大学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大学知识生产模式的变化、专业应用学科的生成和学术研究的多元发展机制。研究型大学之所以能够常盛不衰,与其知识生产和学科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总是能在不断变化的社会中捕捉到新的知识增长点,从而把握学术发展前沿,引领社会发展。本文试图从知识生产模式和学术发展机制上探讨研究型大学既能灵活多样又保持自身学术传统的原因。

尤时熙与明代洛阳的学术转型

明代洛阳学术经历了由初期株守程朱学说到中后期崇尚阳明心学及经世实学的转型。这个转型是由尤时熙完成的。尤时熙将阳明心学首传入洛,师承阳明心学又兼融传统理学,且具有一定的实学思想,以此开创了洛阳学术的新局面。

当代中国历史学的学术转型与创新──试论旧课题的改造和新课题的建立

以往中国历史学轰轰烈烈的专题讨论,不仅凝聚了史学界的绝大部分精力,而且形成了一整套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或历史解释系统。它决定着中国史学的研究与编纂,塑造和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当前的史学学术转型无论如何不可能回避这些旧课题。从史学学科体系的角度看,改造旧课题,将其转换成为新课题,应该,而且可以成为史学学术转型的突破口。

顾炎武与中国传统学术的转型

顾炎武素称清代学术之祖,对中国传统学术转型作出了突出贡献。他的学术研究既分门别类,又相互贯通;既专注于对纯粹学术问题的研究,以提升理论思维水平,也力主通经致用,关注社会现实。他的学术研究及其方法论,开启了乾嘉时期朴学的先河,对有清一代的学术发展乃至中国传统学术转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学科重建与学术转型时代的“建档归宗”之作——高淮生教授《红学学案》读后感

2013年2月出版的《红学学案》,以"具有突出学术个性和学术贡献之学人"为入选对象,以"新时期小说批评"为选题角度,不仅为百年红学案卷的"建档归宗"开创出先例,也为学科重建与学术转型时代的红学研究积聚起学术能量,理应得到学界的肯定与褒扬。

徐家麟对民国图书馆学学术转型的贡献

在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学人群体中,徐家麟是为近代中国图书馆学学术转型做出了卓越贡献的杰出代表。他的贡献不仅在于将世界最新的图书馆学理论引入中国,而且还充分体现在他积极尝试将之与中国传统图书馆学理论相结合。他所提出的要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构想,以及对图书馆学是一门什么样科学的思考,是站在世界图书馆学理论发展前沿的突出表现,也反映出近代中国图书馆学学术转型逐渐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