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课程话语的诞生——论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课程改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的课程改革,创造性地建构了承载着红色文化的革命课程话语,其形成经历了全民族抗战的国防课程、提高质量的正规化课程、联系实际的本土化课程、转向文化知识的新型正规化课程四个历史阶段。革命课程话语的知识谱系与内涵集中地反映在政治、国文、历史三科之中,表现出贯穿唯物主义精神,促进语言文字大众化,以人民为社会历史的创造者等价值取向。革命课程话语的文化实践与价值意蕴体现在充分发挥育人价值,发扬人的主体自觉性;推动民族解放与独立,形成民族认同;造就民族国家共同体,并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承载红色文化,形成革命的优良传统,探索出了一条本土化的中国课程道路。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制度的调整(1940—1942)

从1940年酝酿到1941年11月召开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制度在法律上完成第一次重大调整,边区、县参议会大幅度扩增权力,确实承担起立法、议政、监督同级政府的职能。同时,边区实行“三三制”,吸收大量党外人士进入各级参议会,扩大民主的基础。但因受多种因素影响,边区参议会扩权自有限度,实践中也呈现复杂而矛盾的样态。1942年底,边区参议会制度开启新一轮调整乃至重构。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草荒”问题研究

皖南事变之后,陕甘宁边区陷入草料短缺的困境。将草料问题放置于战争和革命的视域之下,探析陕甘宁边区的草料短缺原因、表现及政府应对措施。草料问题的解决有益于边区的农业、畜牧业以及运盐业的稳步发展,间接使抗战摆脱了“生存之难”的困境,展现了边区政府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成功的必然性。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党员教育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持续开展党员教育,以提高农民党员的思想认识与政治水平,引导广大乡村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和政治方向,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和中心工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在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党委、边区中央局)领导下,边区乡村党员教育以西北局高干会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乡村党员教育中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比较严重,教学方式以照本宣科为主,教育形式主要是流动训练班,教材内容艰深、枯燥无味。后一阶段,结合全党整风,较好地纠正了党员教育中存在的偏差,面向乡村党员干部的扫盲教育与政治教育取得显著效果,基本实现了巩固和发展党员的目标。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政策及其当代启示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在延安不但指挥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而且对经济建设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由中共中央提出并由陕甘宁边区付诸实践的农业政策、工业政策、商业政策、财税政策、屯田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有效解决了边区军民的生活之需,积累的实践经验也给我们做好新时代经济工作以启示。

陕甘宁边区审计工作经验及启示

纵观我国审计发展漫漫历程,陕甘宁边区占有重要地位。本文通过回顾边区审计机构长达13年不断分立和合并的发展过程,从审计机构、方法和人员等角度挖掘和总结边区审计工作的历史经验,以期为新时代审计机构的设置、建立健全审计体制、加强党对审计工作的领导等提出可行性建议。

陕甘宁边区烈士褒扬工作的历史考察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通过制定烈士褒扬政策、建立褒扬机构和举办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等方式,维护烈士权益、保障烈属生活,并通过宣扬烈士的光荣事迹和英烈精神,教育革命群众和革命队伍。这些工作不仅凝聚了人心,动员了社会力量,也激发了人们的爱国情感和革命意识,弘扬了民族道义,不仅是党和政府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更是民族道义的彰显,在革命战争时期具有重要意义。

陕甘宁边区“下南路”移民运动的三维探赜

清末民初,由于战乱、灾荒以及由此导致的人口分布差异,一条从陕北北部向南部迁移的路线即“下南路”逐渐形成,这种自发而又零散的移民活动一直延续到抗战时期。在陕甘宁边区应对财政危机开展大生产运动的背景下,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下的边区政府因应时势,逐步完善移民政策,将自发、零散的“下南路”移民活动变为有组织、有计划的政府行为,并同群众密切结合而发展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就此而言,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下南路”移民运动的兴起是历史传统、现实矛盾及政策支持等多方面因素叠加的结果,在合理调配劳动力、提高农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食盐缉私制度的变迁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食盐缉私制度的制定及有效实施对于遏制走私行为的泛滥、缓解战争带来的经济压力和加强边区的政治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通过对陕甘宁边区食盐缉私制度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建设上的逐渐成熟和一个政党面对困境时的成长与壮大。回顾这一历史,更有利于加强我们党对打击走私犯罪行为的重视,不断完善缉私体制机制,为新时代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消减农民贫困的政策路线探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恶劣自然条件、封建势力残酷剥削、愚昧落后思想、严重社会问题及战争等综合因素作用下,陕甘宁地区农民愈发贫困,由此造成了农民生存危机、增加了政府治理难度、影响了抗战。为了改善民众生活,最大程度减少农民贫困,党中央及边区政府主要通过制定支撑性的农业政策和建立兜底性的社会救济政策,从而提高了陕甘宁边区农民的生活水平。延安时期独具特色的贫困治理政策路线,对当前防止返贫与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具有现实意义。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公营商业发展情况调查与因应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公营商业是边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打破敌人经济封锁、发展壮大边区财政金融、支援边区经济建设的重要手段,但因过度强调分散经营,陕甘宁边区公营商业一度呈现盲目自流发展状态。经过强化统一领导、提升员工素质、减少投资、健全管理制度等改革后,边区公营商业实现了由盲目到自觉、被动到主动、自流到集中的转变,呈现出统一领导、有序发展的良好状态。边区公营商业的有序发展,使其有效承担起保障供给、调剂有无、组织工业原料、推销工业产品、积累财政资金等职责,在经济上打破了敌人的封锁,有效保障了物资供给。边区公营商业在平抑边区物价、稳定商贸市场等方面亦发挥了关键作用,为抗战时期边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陕甘宁边区农业统一累进税的试行与成效

为应对皖南事变后愈加严峻的财政问题,陕甘宁边区创造性地提出了救国公粮的概念,但在实际征收中存在诸多问题,不同地区之间负担不平衡、不合理的现象时有出现。所以在1943年之后,陕甘宁边区学习晋察冀根据地的经验,逐渐以统一累进税代替救国公粮,实行更加完备的土地清丈、确定税负和民主评议,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基础上,使人民负担更加公平合理。另外,大规模的土地调查也促使中国共产党的行政力量深入到乡村基层,为实施大规模的民众动员打下了坚实基础。

复归与改造:陕甘宁边区小学教育中的轮学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小学教育方针经历了从走向“正规化”到“去正规化”的转变。正是在以“去正规化”为主旨的边区新教育改革的过程中,一度消失的轮学因其适应农村分散环境的优点重新得到重视。但“旧式轮学”有着显著缺点,中国共产党遂在群众路线的指引下将其改造为“新式轮学”。这种“新式轮学”依靠群众集体力量办学,不误群众生产,且学生来源多样化。由于适应农村分散环境,又与群众实际需要密切结合,“新式轮学”得到了群众的广泛拥护,并有力推动了边区小学教育的普及与提高。

陕甘宁边区模范治理实践路径探究--以黄克功案、肖玉璧案为例

陕甘宁边区被誉为“模范区”,全面体现在边区政治、经济、文化、廉政等方面。今以模范治理为路径,以轰动全国的黄克功和肖玉璧两案为例,从其蕴含的价值映照边区治理理念和主张,为中国式现代化治理提供一些启示。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对“二流子”的改造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存在为数颇多的“二流子”群体,他们败坏社会风气、影响经济建设,不利于边区的政权稳定与发展。边区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对“二流子”展开全面改造,使其从游离于社会主流的“旧人”转变为参与边区建设的革命性力量。深入研究边区政府改造“二流子”的成功举措及经验,对于当今推动乡村建设和加强乡村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陕甘宁边区师范教育的发展、历史价值和启示

1936年以前,陕甘宁地区师资匮乏,教育文化落后。边区政府成立后,大力兴办师范教育,成立、接收六所师范学校,明确教育方针,制定教育制度,健全机构、课程设置,加强领导和管理,极大地促进了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边区师范教育的历史价值在于:培养师资力量,改变了当地落后的教育状况;培养了大批革命骨干,为革命战争和边区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注重实践探索,为我国师范教育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其对当前教育事业发展的启示是:要始终重视教师质量的提高,健全教师专业发展机制,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育人生态,创设高质量的教育环境;将学校教育与社会结合起来,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基于大生产运动的陕甘宁边区盐业发展研究

在内有自然灾害和人口大量增加、外有日寇进攻和国民党经济封锁的压力下,陕甘宁边区定边县、盐池县等产盐区响应党中央号召,开展盐业大生产运动。陕甘宁边区政府采取军民联合生产、全民集体运盐、对外统销对内自由贸易的政策来发展盐业。盐业的兴旺带动了陕甘宁边区经济的发展,食盐贸易有力地反击了国民党对边区的经济封锁,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为边区的经济振兴做出了突出贡献。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法制教育的特征及启示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广大乡村在实施法制教育过程中呈现出主体、方式、目的以及内容方面的多维特征。基层党组作为法制教育的主体,发挥动员群众受教的功能,将多种法制教育实施方式贯通于一体,既多维覆盖边区法制的内容,又重点宣讲乡村群众抗战紧迫需要了解的法律法规,构建了坚实的抗战基层秩序,成功实现新民主主义法律法规“从纸面到民众”。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依法治国的新阶段,乡村法制教育作为法治乡村建设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对化解乡村社会中各种矛盾以及处理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具有重大现实意义。陕甘宁边区乡村法制教育的实践精华与历史经验,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进一步深化对乡村基层法制教育活动的认识,为当下乡村法制教育实践提供有益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的历史实践与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改善生态环境、解决生存问题、赢得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通过制定植树造林计划、开展植树造林活动、探索科学护林办法、颁发植树造林政策法规、宣传树木保护方法等方式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的实践,在思想教育、发展理念、人才培养、法治思维、资源开发方面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现实借鉴。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法治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启示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深度提炼革命根据地时期的红色法治基因并加以传承弘扬,是构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延安时期,党的领导人、边区老一辈法学家探索建立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的法治文明,在批判地继承工农民主政权时期法治经验的基础上,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将巩固革命政权与根据地治理统一纳入法治的轨道,构建了以宪法性法律文件为核心的法律法令制度体系,从理论和实践中探索建立一个人民满意的民主法治政府,创新实践非诉纠纷解决方式,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高效便捷的司法资源,由此开创了陕甘宁边区安定团结、和谐有序的社会局面。系统总结梳理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法治建设的经验,对于当下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参考和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