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基地“三权分置”助力乡村振兴的作用方向与机制完善——基于三个改革试点典型实践的对比分析

宅基地“三权分置”是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宅基地“三权分置”助力乡村振兴具有特定的作用方向,理论上可通过加速农村产业发展、提升农村居住环境、促进城乡文化交流、优化乡村治理结构、增加农民财产收入等途径发挥推动作用,实践上改革试点地区已探索出诸多特色路径模式。基于对上海松江区、安徽金寨县、广西北流市三地典型实践的对比分析发现,宅基地“三权分置”助力乡村振兴既与制度初衷和目标追求精准匹配,也存在作用发挥不充分的离散困境。为此,建议从联动设计相关配套政策、建立分级联动工作机制、相关职能部门协助好服务保障、搞好宣传咨询与跟进引导服务等方面完善相关机制,从而更好地提升宅基地“三权分置”助力乡村振兴的作用效果。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农民权益的法治保障——以土地征收和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为视角

土地征收和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与农民利益息息相关,加强农民权益保护、提高农民财产利益,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举措。当前,在土地征收和宅基地制度改革过程中,损害农民权益的情形时有发生。土地征收应完善法律制度的保障与供给,以规范和平衡各方利益关系,并畅通司法救济渠道;宅基地制度改革,应严格规范宅基地所有权主体的行为,建立腾退宅基地反悔期制度,构建股权化补偿体系和机制,以保障农民合法权益。

“城乡两栖”视角下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问题研究

“三权分置”改革有助于化解“城乡两栖”背景下宅基地的制度困境。在我国城镇化进程和乡村振兴过程中,城乡人口双向流动以及异地居住的“城乡两栖”现象日益明显。人口迁居带来了宅基地及其地上房屋所承载的居住功能弱化,而它们的财产功能和社会情感功能则逐渐增强。总体来看,现有部分制度抑制了宅基地的产权权能开发和资产价值挖掘,造成了闲置、低效利用与隐性流转共存的困局,需要合理推进“三权分置”改革。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受到乡村治理机制不完善、产权边界不清晰、农民宅基地权属观念模糊等因素掣肘,面临所有权主体虚置、过度“资本化”等诸多问题,阻碍了相关体制机制创新。为此,“三权分置”改革需要清晰界定“三权”边界,明确宅基地的法权属性,在保障农户资格权的基础上适度拓展宅基地使用权,推动实现宅基地的财产价值;引入市场机制多元盘活闲置宅基地,进而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

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探索——兼论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

现行宅基地发放政策,在许多地方并没有严格执行,带来很多难以处理的问题。宅基地免费发放已很难做到,在分配和利用上难以体现公平与效率,其使用价值和价值也都难以发挥。“三权”分置没有形成完善的政策体系,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的含义也不明确。允许流转不一定能解决宅基地低效利用问题。各地应从实际出发,不盲从于理论,也不盲目照搬先行试点区做法,而应在中央精神指导下进行宅基地政策的自主创新。可以从宅基地增量的供给机制、存量的管理和整治机制入手,探索改革措施。

基于S-CAD方法的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试点政策评估——以新疆试点市县为例

采用S-CAD政策评估方法对新疆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试点地区伊宁市和奇台县的政策执行效果进行评价,研究发现伊宁市和奇台县两试点政策整体逻辑一致性较好、政策要素之间具备充分性与必要性,利益相关者支持程度较高,有效实现了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政策目标,但仍存在政策手段与政策目标充要性不足,预期政策效果与实际政策效果有一定偏差等问题。针对此,提出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政策应适应城乡融合发展趋势,加强农户利益保障机制建设;坚持因地制宜,创新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思路;兼顾多方利益与公平,提升综合价值效应的建议。

海南省宅基地“三权”分置试点方案之比较研究

全国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正在推进,海南结合本省情况对宅基地“三权”分置开展试点探索。三亚市试点探索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宅基地退出、收回和整治基础上,为第三方设立宅基地经营权的“两权”分置模式,且允许设立物权性质宅基地经营权,该探索具有一定的创造性与突破性。文昌市试点既探索了农户基于宅基地使用权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基于农户暂时退出的宅基地,将债权性质宅基地利用权流转给第三方的“三权”分置模式,也探索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农户永久退出宅基地的基础上将债权性质宅基地利用权流转给第三方的“两权”分置模式,该探索更具有全面性。三亚市与文昌市的试点方案均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三权分置”下宅基地“使用权”的分置路径及权利构造

“三权分置”是我国宅基地政策改革的既定方向,确定三权中宅基地“使用权”的分置路径和权利构造是当前学界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各种分置路径中,用益物权模式、租赁权模式和权利转化模式均存在缺陷,偏离了宅基地“三权分置”。文章认为,次级用益物权模式既契合“三权分置”的政策目标,有利于物尽其用,又能以地上权理论和缓和的物权法定主义补足缺陷。在次级用益物权模式下,分置后的宅基地“使用权”应称为宅基地利用权,不受权利主体的身份限制,用途仅受到必要限制,在发生权利变动时采纳登记生效主义,其存续期间可参考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规定。

宅基地所有权、使用权与房屋所有权冲突及其解决——以实现宅基地“三权分置”目标为切入点

在“三权分置”目标下,宅基地制度改革应当实现宅基地及地上房屋“动态”式流转,以充分释放宅基地财产权利属性。受限于“静态”式保障功能目标,宅基地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与房屋所有权会因农村房屋的买卖、继承、赠与、租赁、抵押或其他经营行为而发生权利冲突。解决该等冲突的关键在于“宅基地资格权”的创设。宅基地资格权因宅基地资格权人身份改变,或因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流转、退还等发生变化。可在宅基地初始分配保障农民居住利益功能不变的情况下,突破宅基地使用权身份限制并设定宅基地使用期限,以实现宅基地及地上房屋的有序流转。

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权利体系的检视

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源于中央政策推动,与我国长久以来农村土地制度变迁时政策引领、实践先行的路径一脉相承。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均未能有效体现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的成果,需将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政策话语有效转换为法律语言。厘清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的性质,才能从法律规范路径构建宅基地“三权分置”权利体系。集体土地所有权兼具公有权与私权的双重属性,赋予农民集体对宅基地收益和处分权能,才能发挥农民集体在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主体作用。宅基地资格权为农民集体成员权,立足成员权与集体所有权的双重构建,才能实现成员权与集体所有权的良性互动。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中的使用权应是既有物权体系中的宅基地使用权,亟须补足其收益权能。

宅基地“三权分置”的生成逻辑与法律构造

宅基地权利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体现了我国乡村振兴战略下,国家盘活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政策取向。宅基地“三权分置”中创设宅基地资格权的目的在于放活宅基地使用权,盘活宅基地土地资源潜能。宅基地财产权功能的回归、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双重推动,构成宅基地“三权分置”具有独特的生成逻辑。构造宅基地“三权分置”不仅应明确和落实宅基地农村集体所有权,完善其权能,将宅基地资格权表达为宅基地成员权,分类赋权;而且应细分宅基地使用权,拓展宅基地使用权的权能,构建宅基地有限流转制度。

乡村振兴视域下宅基地“三权”分置方案的探索与完善

文章探讨了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宅基地实行“三权”分置的理论与实践方案,分析了其改革路径、示范试点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完善建议。宅基地“三权”分置方案在理论层面可设置为“集体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债权性质第三权”;也可设置为“集体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物权性质第三权”;还可采取广义“三权”分置下的“退出-出让”模式。宅基地“三权”分置方案可以采取债权性质利用与物权性质利用相结合方式,配合收益分配配套措施进行实践。

农村宅基地“三权”权能拓展:主要困惑与优化路径

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核心是拓展“三权”权能,健全宅基地产权结构和利益分配体系,以此解决制约乡村振兴的重要瓶颈问题。通过对部分宅基地改革试点县的调研表明,试点县围绕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权能拓展已进行了大量探索并取得明显成效,但实践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由于所有权主体虚位、治理能力不足等原因导致的农民集体所有权权能拓展不到位;由于对特殊集体成员群体和特种资格权关系处置不当导致的成员资格权拓展不充分;由于法律体系不健全、改革创新力度不大导致的使用权流转不顺畅等情况,以致部分试点县(主要为第一轮试点县)改革效益已出现边际递减现象。面对这些问题,下一步宅基地产权制度改革应当进一步强化法律支撑和市场手段,不断创新体制机制,多措并举深入推进,持续拓展宅基地“三权”权能。

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理论逻辑与深化路径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大量农村人口外迁,导致农村宅基地出现了闲置现象。为有效利用农村土地资源,有必要积极推进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在改革过程中,既要明晰宅基地“三权”分置的具体概念,也要结合当前农村宅基地改革具体情况,通过理论逻辑分析全面了解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完善立法,科学设置宅基地“三权”产权结构,加大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宣传力度,构建宅基地“三权”分置协同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进而为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提供具体路径,进一步提升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成效。

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中的“统”与“放”——安徽金寨、江西余江与湖北宜城三地对比观察

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旨归意蕴在于破解两权分置范畴体系下主体身份限定与客体流转收益间的不兼容和不适配问题,逐步实现由“重身份保障,轻财产流转”向“兼顾身份福利保障与物权价值属性流动双向并重”的功能导向转变。以“三权分置”视角下中部三地传统农区试点实践为观察样本,随着试点改革的不断深入,宅基地权能架构呈现出以下困境:所有权主体虚置弱化、资格权能体系构造及关联运行机制保障缺失、使用权“适度”机制不活与“放活”机制不畅等。应以“三权”内部权属逻辑脉络为始点,在理顺“三权”各自权能属性的基础上,畅通权能交互衔接运行机制,实现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产业兴旺的乡村振兴之路。

自愿有偿退出 农村闲置宅基地“变废为宝”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大量农村劳动力选择前往城镇就业和居住,导致宅基地出现闲置现象。文章从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口规模、家庭人均年收入、家庭收入来源五个维度分析农村闲置宅基地退出意愿,提出多措并举提高宅基地退出满意度、实施“清单化”管理、完善农村基础设施、集中连片建设宅基地等措施。

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实现形式及政策建议

2018年中央在借鉴义乌改革经验基础上提出农村宅基地实行“三权分置”,2020年、2021年和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均提出在“三权分置”格局下,稳妥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宅基地所有权是指所有权人对其宅基地具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农户资格权基于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设定,还应考虑居住保障权。

深入探索宅基地“三权分置” 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农村宅基地及地上房屋既是农民的居住场所,又是农户重要的家庭财产之一,承载着农民生产、生活、生态等各方面职能,具有“安身立命”之本的特殊地位。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旨在进一步保障农民的居住权益,实现户有所居,同时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扩大农民的财产性收入。笔者结合实际工作和多次实地调研,对浙江省农村宅基地改革情况作一梳理,并根据浙江省实际情况提出思考与建议,与同行探讨。

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研究与思考——以洛阳市孟津区为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实践发展要求,促进农村土地资源优化配置,使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始终充满活力,不断为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创造有利条件。随着我国城镇化发展和人口空间布局的深度调整,农村宅基地闲置浪费现象愈发严重。

宅基地“三权分置”的实践困境与对策:以福建省晋江市为例

放活宅基地使用权、增加农民收入、推动乡村振兴是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重要目标。但其改革措施仍存在权属确认不明晰、使用权流转范围受限、宅基地流转保障机制尚未健全等诸多问题。结合福建省晋江市宅基地“三权分置”试点的做法及不足,并与全国各地改革县作比较,得出以下结论:应在立法上逐步建立相对应的法规体系,具体应用上应明确集体所有权权属、扩大使用权流转范围、建立市场交易平台和健全相应制度,改革探索上可推进政府签约指导规范的政策。

杭州市农村宅基地“一张图”建设及应用研究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农村宅基地是农民的基本土地权益,农村宅基地摸清底数情况、夯实农村产权底板、服务农村改革发展,对乡村全面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