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然宇宙观的深层特质:以唐君毅的论说为中心

自然宇宙观是一种文明形态的世界观基础,中华文明的独特形态首先体现在自然宇宙观上。唐君毅基于中西印比较的视角,以《周易》哲学为主要思想资源,对中国自然宇宙观之特质作出了深刻揭示。在强调人与自然宇宙深刻贯通的“天人合一”观念下,中国自然宇宙观首先认为,自生自化的生生之理是宇宙万物的内在律则,万物遵循自由原则、化生创生原则而非外在必然原则。其次,万物是虚实相涵的关系性存在,而非纯物质性的固定实体。其三,由于万物是具有摄受性与相互感通性的存在,所以物质与时空不相离,形成了独特的位序时空观与以当下为中心的“中和”观念。最后,强调天人合德和“万物一体之仁”,人与自然万物感通有情,价值内在于宇宙万物,从而建构出中国哲学独有的“道德存有”论。只有深刻把握中国自然宇宙观的深层特质及其真理性,并主动涵摄机械论自然宇宙观于自身之中,才能使中华文明形态的自然宇宙观获得现代性和有效性。

永恒还是永续:由王船山的宇宙观说起

宇宙论是儒家哲学的重要内容,而宇宙观是宇宙论的基础部分。王船山对于宇宙观有高度的自觉。他通过反思已有的宇宙观,提出自己的宇宙观。在他看来,老子、《易纬》、邵雍的宇宙观实质是“天地有始说”,而“天地有始说”是错误的,原因在于其认为天地有“始”“终”。通过对天地无“始”“终”的论证,王船山确立了自己的“天地无始说”的宇宙观。对于王船山的宇宙观,若以时、空为视角,可以推知其非“永恒”的宇宙观,乃“永续”的宇宙观,进而可推知儒家的宇宙观亦为“永续”的宇宙观。这样的分析凸显了王船山乃至整个儒家宇宙观的特点,有利于把握王船山哲学乃至整个儒家哲学的特质。

乐观本体论、混沌宇宙观与进步不稳定性——谭嗣同的《仁学》与章太炎的回应

《仁学》在西方学者眼中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以中国古典文献对现代西方哲学和科学框架重新诠释的作品,在中国学者笔下这是近代中国新儒学哲学体系融入现代性全球主义的一次大胆尝试,以求能与当时的国际社会在同一维度上对话。然而《仁学》中谭嗣同以其进化最终带来自由的乐观本体论为导向,援引佛教和道教中对有限性的传统解决方案,提出了超越时间的绝对平等观,这一观念遭到了章太炎的批驳。在章太炎看来,进化最终没有超越混沌,相反,它起源于时间世界,且必须有法律之限制,即基于法之平等与等级,官员和国家试图在此基础上将突发事件和混沌合理化。通过对二人不同哲学观的梳理与对比,清晰反映了那一时期的士人对近代中国传统儒家哲学观念转向的尝试与辩论,这对于归纳传统中国儒家的哲学理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与意义。

天象与宇宙观:新石器晚期墓葬朝向初探——以西坡和清凉寺墓地为例

在新石器时代,许多墓葬会表现出某种朝向。本文尝试从天空景观考古学的角度探讨西坡和清凉寺墓葬方向与景观及天象之间的可能关系,认为墓葬朝向既非死亡时日落的准确方向,也非后世关注的如银河或大火星等天文现象,而是一年中最常见的日落方向。在古人的宇宙观中,太阳的运行很可能与对天地人一体化的认知有关。

中国传统宇宙论价值诠释及其对西方环境哲学方法论的反思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不少哲学家对当代环境哲学的核心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但他们探讨环境哲学问题,并不是为了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而是为了回应近代以来的西学对传统中国人的宇宙观、价值论、人生信仰等造成的冲击,这些探讨也自然地延伸到了当代环境哲学研究的领域。思想家们坚持从传统的天人关系去理解宇宙,因而宇宙被赋予了精神性、伦理性的内在价值;他们还试图重新把宇宙与人生的关联确立起来,提出从直观上体悟宇宙整体之道,在宇宙中培养真正的生态意识,从而达到一种“天人和谐共生”的人生境界。

从苏轼宇宙观窥其哲学价值——兼论“水”在苏轼宇宙观中的内涵

古人一直致力于探求世界的运行规律,苏轼作为宋代极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对其宇宙观的探讨有着重要意义。苏轼在继承老子、《易经》思想的基础之上,建构了由“道”到物的宇宙演变范式:道(太极)–水(而后五行)–天地(乾坤)–万物。其中“水”参与了由“道”到“物”的重要环节,通过水生万物的方式合理化由“道”到“物”的过程。同时苏轼宇宙观对于自然规律的把握使得其哲学侧重点落在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上,为解决个体人生的失意提供了依据。

等离子天体物理学与现代等离子体宇宙观

现代科学表明宇宙中99%以上的可观测物质都处于等离子体状态,从小尺度的微观粒子动力学集体过程与能量转换机制到大尺度的宇宙等离子天体结构状态与爆发活动现象,都是等离子天体物理学的研究课题.从宇宙演化历史、大尺度结构形成以及爆发活动现象等方面,系统地论述了等离子天体物理学在现代天文学发展以及现代等离子体宇宙观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同时,结合空间卫星科学探测研究及其对现代天文学的巨大影响,进一步阐述了地球磁层和日球层等空间等离子体实地探测研究在等离子天体物理学研究中所扮演的“天然实验室”的独特作用.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及其时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并指出中华文化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人合一宇宙观植根于中华农耕文明,有其内在的生成发展逻辑。天人合一宇宙观具有丰富的内涵:在本体论层面将天地人视为一个系统整体,在价值论层面将与天地合一作为生命的最高追求,在认识论层面着眼于用作为认识载体的“名”去把握天地之“道”。效法天地、尊道贵德,知行合一、得到功成,修齐治平、内圣外王,依循这些路径可以通达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宇宙观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论中华传统宇宙观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高度契合性

中华传统宇宙观源远流长,反映了中国人民对世界与存在的认知,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包括仁民爱物的天人关系理论、整体联系的宇宙认知观念、天人合一的生态和谐追求等,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中华传统宇宙观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高度契合性具体表现为人与自然价值关系的契合、人与自然认知方法的契合、人与自然和谐追求的契合三个方面,二者的高度契合性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建设提供了指导,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即以自然万物平等的关系筑牢人类社会发展的和谐基础、以生态文明建设保障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以生态和谐追求引领构建全人类共同价值。

早期创造社的宇宙观与科学隐喻

创造社成员在开始创作前,多在日本留学期间学习自然科学类专业,如医学、地质、军事等,并受到了近代科学观的影响。“创造”概念既是神话宇宙观的产物,同时也是科学宇宙观的产物之一。在创造社成立前,其奠基者郭沫若、田汉与美学家宗白华关系密切,3人在通信中多次谈论宇宙观与中国的现代化问题,这些讨论对创造社后来的创作造成的影响值得引起重视。一般看来,创造社继承了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想,大力倡导张扬个性,强调对内心情感的抒发。这种姿态似乎与科学精神是背道而驰的,然而在早期创造社的文学观念中,包含着与科学精神相适应之处,并且表现在他们作品中频繁出现的科学隐喻中。通过对这些科学隐喻的分析,我们能够进一步理解创造社文学观念如何脱胎于“五四”科学与文学观念的影响,并向革命文学观转变。

论中国人民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

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在历时性上呈现出时代差异,在共时性上表现出民族特色。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从诞生到应用,望远镜改变人类宇宙观

1608年,一个荷兰眼镜商发明了第一架小望远镜。次年,伽利略用自制的望远镜第一次观测星球,从此人类踏上了探索宇宙的新征程。400余年来,从小口径到大口径,从光学望远镜到全电磁波段望远镜,从地面望远镜到空间望远镜,望远镜的发明、应用不仅使天文学发生了革命,而且深刻地影响了其他学科的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改变了人类的宇宙观。

基于自然辩证法宇宙观视域的“元宇宙”问题

“元宇宙”是指人类运用数字技术构建的、由现实世界映射或超越现实世界的、可与现实世界交互的虚拟世界,具有“镜像”与“愿景”的双重实质,以及由此决定的“属人性”与“社会意识性”的两种根本属性。“元宇宙”具有自身所固有的局限性:它不会脱离现实的社会存在而独立存在和抽象发展,不能离开人们的实践活动而丰富深化并产生作用。必须反对“元宇宙”理论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必须坚持以自然辩证法的原理研究“元宇宙”。新时代,人们应当在实现中国梦的奋斗中创造崭新的“元宇宙”形态。

“中国式”文明形成道路的初步思考

探究世界范围内丰富多彩的社会发展道路的异同,乃世界文明研究的主流。中华文明研究,也应以解答中国何以形成绵延发展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为目标,探讨“中国式”文明形成道路。“多元一体”是得到广泛共识的“中国式”文明形成道路的最重要特征。“天极宇宙观”是中国史前时代极具特色的对宇宙秩序的认知,也是“中国式”文明形成道路的又一重要特征。“多元一体”宏大进程和“天极宇宙观”的发展,共同催生了独具特征的“大一统”政治理念,成为“中国式”文明形成道路的重要成果。“中国式”文明形成道路的探索与中国考古学理论建设互为依托、相辅相成,这两方面研究的深入,无疑都需要世界文明的视野。

中国艺术的起源和文明的光耀

中国古老的天文学建构出中华宇宙观及礼仪制度,在文明的光耀中艺术由此起源。在科学认知与把握天地宇宙规律的基础上,远古人类社会的礼仪制度建立,即宇宙观的确立便是文明的产生。这也决定了中国艺术的起源,即艺术起源于中国古老的天文学。中国考古学给出的证据是文明化的物质形态,如岩画、陶器、刻符(文字)、玉器、图纹、陶石人像等,这些是中华文明产生的物质史证。书画同体证明的是绘画与文字是分殊同宗的两条支流,其依然起源于中华远古人类对宇宙规律的把握和运用。此后,中国艺术观依然反映了远古建立的宇宙观或时空观。

“心物相与”视域下的感物诗书写及其诗学质性

感物诗是在“气的宇宙观”下生成的独特文类。在“气的宇宙观”视域下,心、物同根同构又交相感应,成为呼吸相通的有机整体。秦汉以来随着“诗的时间”的发现,感物诗集中抒写时间体验,逐步积淀为体气与时气绾合的“叹逝”主题与四时结构模式;处身于大气场域中,受到阴阳之气浸润,“应物斯感”的抒情主体表现出被动性、身体性特点;时间的空间化、气氛之物的出场及浓郁化、处身于境的氛围体受,营造出感物诗的气氛美学。围绕“心物相与”生成的“叹逝”主题、身体化主体和气氛美学,感物诗鲜明地呈现了气类感应的有情世界这一独特的文学图景,同时又以其主题的固定化、模式的程式化、意象的类型化等质性特点,成为汉魏晋士人群体自觉的文学表征,具有重要的诗学与文化意义。

人本、情本、民本:苏东坡的家国情怀

苏轼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也是伟大的思想家,更是一个活生生的仁人志士,具有鲜活的家国情怀和高尚志趣。他把个人价值寄托在对国家和人民的大爱与奋斗中,以伟岸的人格承接使命担当,以家国情怀托举利民使命,以短暂一生铸就千古英名。从宇宙观考虑,苏轼继承了夏禹以来“敬鬼敬神而远之”的传统,在天地人神之间,他主“人本”说;他承认人生而有欲,感物有情,教化的功能端在于对人情的节制,因此在人性论方面,他主“情本”说;他认为“民可亲而不可疏,可敬而不可愚”,于君臣社稷之间,他主“民本”说。通过这些方面,可以完整地透视出苏轼的宇宙观、社会观和人生观。

《恒先》宇宙观及人间观的构造

新出土道家佚文《恒先》的整体性思想构造尚未得到深入揭示,个别疑点和难点也有待探讨。本文以"恒先"、"域"、"气"、"始"、"往"、"自然"和"名"等概念为中心,从宇宙的"原初"及其"状态"、宇宙的演化和天地的生成、"万物"的生成和存在、以及人间行为的尺度等方面,对《恒先》作了全面讨论;对《恒先》中为何不出现"道",为何不是本体论而是生成论等问题作了论述,并对"域"、"物先"等特殊概念作了阐明。

中国史前玉器反映的宇宙观——兼论中国东部史前复杂社会的上层交流网

凌家滩玉版和负八角星纹双猪首翅鸟与良渚文化玉琮、玉璧,红山文化勾云形器,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牙璧有着内在的统一性,这些中国史前时代最重要的玉器都是当时天圆地方盖天宇宙观的产物。

汉画像宇宙象征主义图式及美学意义

本论文是对汉画像艺术的总体特征进行的研究,论文提出汉画像艺术是一种宇宙象征主义的,进而探讨了汉代中国人对宇宙、天地等的图像表现,分析了汉画像艺术中有关宇宙观、天地观的符号象征的表现图式,如“天圆地方”、“云气画”、“升仙图”等。论文认为,汉画像是汉民族的一个“镜像”,表现了汉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汉画像的宇宙象征主义的美学意义在于建构了一个“天人合一”的审美理想,使人摆脱死亡的威胁,使人生活在一个审美的幻象中,使无常的人生具有了宇宙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