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君所在与汉唐道教宇宙论的凝结过程

汉唐之间是道教宇宙论发展演化的重要时期。彼时道教徒试图将太上老君等重要神灵恰当地安置在新创造出的某个天界位面之中。在具体安置老君的过程里,不同的道教信仰者作出多种尝试,其间又经历借鉴和调适的复杂过程,最晚于初唐时期达成“老君居太清”的共识。对这一调适过程的考察,呈现出道教宇宙论发展的多种可能。而对“多种可能”的思想条理的发掘,则有助于勾勒更完整的道教思想史脉络和框架。

中国传统宇宙论价值诠释及其对西方环境哲学方法论的反思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不少哲学家对当代环境哲学的核心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但他们探讨环境哲学问题,并不是为了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而是为了回应近代以来的西学对传统中国人的宇宙观、价值论、人生信仰等造成的冲击,这些探讨也自然地延伸到了当代环境哲学研究的领域。思想家们坚持从传统的天人关系去理解宇宙,因而宇宙被赋予了精神性、伦理性的内在价值;他们还试图重新把宇宙与人生的关联确立起来,提出从直观上体悟宇宙整体之道,在宇宙中培养真正的生态意识,从而达到一种“天人和谐共生”的人生境界。

狐仙故事与北京城的宇宙论意义

“京师多狐”的记载历来多见,狐仙故事盛行不衰,但以往研究主要从文学和宗教的角度入手,忽略了北京城市景观与中国传统宇宙论的同构性。从田野调查、笔记小说和报纸新闻来看,19世纪以后的北京内城各处城楼,常被认为是狐仙居处而香火鼎盛,这一方面因为城墙是野生动物的乐园,另一方面也因为时人相信动物与人类共享同样的宇宙秩序。经由狐仙故事,角楼成为撑天的山岳,城楼标记出空间等级与界限。动物与人类共享的北京城,是中国神话中“天倾西北”式宇宙观的缩影。“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因为有动物信仰及其故事的存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北京城不是仅有人类建筑与文化的城市,更是万物共生共享、山水皆有其灵的神话世界。

从宇宙论体验到超越性体验——沃格林论“天下时代”生存真理的分化

在轴心时代或天下时代的精神突破中,最为核心的一点是突破宇宙论体验,而发现作为生存张力性结构的超越性体验。超越性体验的时间意识是永恒与时间的交叉点或居间点,它将人的生存界定为在有死的时间与不死的永恒之间的张力性结构,从而区别于宇宙论体验的时间意识只是将时间等同于宇宙节律,而人只是终有一死者,与不朽者的神分属不同的界域。宇宙论体验中神是宇宙内的最高事物,是宇宙整体的构成部分,而超越性体验中,神从宇宙内的神转变为世界与万物的神性根据,人则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朝向神而展开的在神人之际的生存。宇宙论体验由于其实质性与类比性,而采用了神话的符号形式;但随着天下时代的精神突破,超越性敞开的位点变成了人的心性,这就导致了在天下时代与轴心时代心性论的兴起;而如果以智性意识承受超越性的敞开,就有了哲学的符号形式,如以灵性意识承受超越性的敞开,就有了启示的符号形式。基于启示而有救赎论的生存真理样式,它在神性与人性两极中更加侧重神性极点对人性的上拉或牵引;基于哲学而有人学的生存真理样式,它更加侧重人性极点朝向神性极点的探寻。

从“五行”英译看西方对中国古代宇宙生成论的认知及中国传统哲学“走出去”

“五行说”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最具广泛影响力的学说之一,也是中国古代宇宙生成论的重要学说。对“五行”概念的翻译体现出西方对中国古代宇宙论的认知。“五行”译名虽然多样,但从宇宙生成论意义上可分为“构成”观、“力量”观和“功能”观。“构成”观以“five elements”译名为代表,主张五行是宇宙基本物质的构成;“力量”观主张从动态力量或过程而不是静态要素意义上去认识五行在宇宙生成论上的作用;“功能”观以“five phases”为代表,认为五行是元气的不同相状,是一种功能,而不是物质的构成。“五行说”的演变历史证明,先秦没有以五行言生化过程,《淮南子》中虽然渗入了五行观念,但还没有作为阴阳之气的次级观念参与宇宙生化。“phases”指同一实体的不同相状或形态,运用到“五行”中,使木、火、土、金、水成为性质简单、均匀同一的东西,因而失去了其实体性,与“阴阳和五行大体上被看作抽象的实体”这一普遍认识相矛盾。无论如何,西方关于“五行”翻译的争论,为中国传统哲学“走出去”提供了重要参考。

朱熹思想早期英译考略——麦格基《儒家宇宙论》英译研究

朱熹思想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思想学说,很早就被译成各种文字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及其他亚洲国家,但其英译相对滞后。直到1847年经英国传教士麦格基翻译才出版了历史上第一部朱子学英文译著《儒家宇宙论》。为了回应“译名之争”,也为了达到基督教化朱熹思想的目的,麦格基在该书正文本的翻译中有意选取带有神性的词汇,或是通过改写核心概念的含义,在副文本的撰写中努力建构一个符合其传教士立场的朱子理气论,最终将朱子学说塑造成与基督教相呼应的至神学说。

古希腊宇宙论中“神”的内涵的嬗变

古希腊时期的宇宙论经历了许多变化,从早期完全以神话的方式解释宇宙,到公元前六世纪左右开始的自然的解释方式,发展到原子论的宇宙体系时完全消除了“神”这一概念,以机械论的方式构建宇宙论。而爱利亚派和毕达哥拉斯派承袭了早期宗教的形而上学的宇宙论,最后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中,走向了目的论的宇宙论。在宇宙论的发展中,“神”或显或隐,始终保有一定地位,但其内涵却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本文通过对古希腊文献的考察,说明“神”的内涵变化的过程,以及在各个哲学家体系中的结果。

怀特海的和谐范畴及其宇宙论根据

怀特海的和谐范畴是辩证的和动态的,它包含不和谐的方面,并纳入冒险的因素。其根据在于宇宙的创造性原理,即多生成一的过程。和谐观念为各种文化传统所共有,源于古希腊哲学的西方和谐观念具有科学的底蕴和自由的精神,若与东方古典的人文和谐观念相结合将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美好前景。怀特海和谐范畴具有的东西方意蕴为这种结合提供了可能。

《道德经》与关联性的宇宙论——一种诠释性的语脉

文章在一个中西比较、儒道比较的视域中 ,结合郭店新出土的文献材料 ,对《道德经》中所蕴涵的一种关联性的宇宙论进行了深入的哲学探讨。首先 ,文章揭示了《道德经》中所体现的关联性宇宙论的四个预设 :(1)道家肯定构成我们经验世界的各种事件本身的实在性 ,认为并不存在“多”背后的“一” ,且事件与时间不相分离 ;(2 )各种事物都是过程性的事件 ,一方面各有其特性 ,一方面又内在地彼此相关。每一事物都处在其它事物所构成的不断变化的脉络之中 ,并在这种动态的脉络中以共同创造的方式成就自身 ;(3 )生活是具体的经验场域 ,同时每一种具体的经验场域又总是具有整个宇宙的全息性 ;(4)世界的创生性转化来自于构成世界的各种事物的回应性参与 ,在创生转化的不断过程中 ,事物不是被动的参与者 ,而是主动的共同创造者。在此基础上 ,指出了焦点意识与场域意识构成道家关联性宇宙论与世界观彼此依赖的两个基本方面。通过这两种意识的有机互动 ,人们能够自发而非随意地参赞宇宙大化的流行发育 。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拓扑学宇宙论

德籍犹太人心理学家库.勒温的拓扑心理学认知理论认为,物理的空间〔宇宙〕是单数的,心理的空间〔宇宙〕是复数的;物理的空间在动力上是封闭的,心理的空间在动力上是开放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构成的空间,是多维的、开放的、动态的、隐喻的,体现为多种原型,具体化为多种描绘概念的隐喻性认知图形,同时,在一定范围内,这些图形是等效的,它们共同说明、阐述和描绘一个种概念,从不同的角度,表达同一个意义。这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美学效应产生的过程,也是这个组诗的艺术魅力所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体现出来的西方传统宇宙论,如果用勒温的拓扑心理学来解释,是认知的、心理的,最终是隐喻的和文化的。

论牛顿的宇宙论思想

本文旨在解析牛顿的宇宙论思想及其形成过程。牛顿没有像一个纯粹的机械论者那样基于纯机械论或仅凭力学原理思考宇宙论问题 ,而是以自然神学的方式 ,将其上帝信念、物理学研究与炼金术哲学洞见结合在一起 ,形成了他对宇宙论的总体看法。尽管牛顿引力定律可以给出一幅无限宇宙图景 ,但他本人认为 :人所在的世界起源于上帝的意志 ,这个世界是有限的、活的。

牟宗三“本体—宇宙论”解读——儒家视域中自然与道德关系的再检讨

在20世纪的中国哲学界,"本体—宇宙论"一词几乎是牟宗三的一个特有而又专用的概念,不过这一用法并不仅仅是一个概念组合的问题,而是牟宗三全部探索的结晶。早年他通过对康德批判哲学的借鉴形成了本体—宇宙论的总体思路,进而通过对自身生命的内向澄澈与传统文化中自然秩序和道德价值的再反思,形成了对整个中国文化的纵贯意识;最后在返归儒道思想之源的同时,又形成了对中国当代文化现象的一种超越的观照。这就是牟宗三本体—宇宙论思想的形成。而以德性润泽生命、以道德理想统摄自然秩序,则始终是牟宗三本体—宇宙论思想的基本内涵。

女娲补天神话的本相及其宇宙论意义

神话中的女娲补天之举往往被一般地理解为是用石块填补天空，而事实上并不存在以石为天的信仰来支持这种理解。女娲补天神话是以天网、天维、天衣神话观为背景的。它的本相是女娲用五色石针、用绳索或麻丝来缝补曾被共工破坏的天维。这是一种与苗、彝、阿昌等族类同的补天神话。女娲补天以共工触山为前因不仅有条件而且是必然的，并借这种二元对值表达深刻的宇宙论意义。在丝绸之乡的中国，补天神话又为现实的自然和社会诸层次的秩序化提供了范型。

中国古代宇宙论的身体性

发端于《易经》的原本意义上的中国古代的宇宙论,既与西方传统的“意识性”哲学不同,也与那些业已“对根的遗忘”的晚出的中国哲学(如“理学”、“心学”)相异,其实质上是一种旗帜鲜明的根于身体的宇宙论理论。这种宇宙论的身体性不仅表现在中国古人以一种借用显体的方式把整个宇宙视作是人身体的化身,不仅表现在中国古人通过一种身体的发生学把男女交感视作是宇宙的“原发生命机制”,而且还表现在其对作为宇宙之道的“时”的概念的一种不无独特的机体主义的理解上。显然,这一中国古代宇宙论哲学中的身体性思想的揭示,对于我们来说具有不容低估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为它可被目为是对人类“生活世界”的更为彻底的还原,并且同时也代表了对以“以身为殉”为取向的现代主义的一种最早的批判。

“气是自生”:《恒先》独特的宇宙论

本文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恒先》篇首强调的“气是自生”的宇宙论出发,将同一时期的宇宙论归纳为“有生于无”的宇宙生成论、数术类的宇宙论和综合形态的宇宙论,指出它们与《恒先》的异同,揭示《恒先》的综合性和独特性。并依照所发现的与“气是自生”相近的理论,说明《恒先》的某些思想在后世尚有流传,由此推测战国时期可能还存在专门强调“气是自生”或“有自生”的宇宙论,遂认为《恒先》的年代、学派属性,还有待再探讨。

宇宙本体论与本体宇宙论——兼论朱子对《太极图说》的诠释

在中国哲学中,宇宙论与本体论代表着人们对生存世界两种不同的把握方式。一般说来,宇宙论是以实然存在及其时空形式的角度指谓生存世界;本体论则以超越时空、超越聚散存亡的角度来概括这个生存世界。至于宇宙本体论与本体宇宙论,则指宇宙论与本体论两种不同的结合方式,所谓宇宙本体论是指沿宇宙论进路所形成的本体,但却必然包含着一定的由已知推及未知的弊端;而所谓本体宇宙论,则是通过先确立本体,从而形成在本体之观照、统摄下的宇宙论。在从汉唐到宋明的思想演变中,有无本体论视角构成了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而朱子关于理气关系的规定,则既上承孔子对仁礼关系的思考,从而使其哲学成为一种标准的本体宇宙论;同时,他又通过对周敦颐《太极图说》之本体宇宙论的定性与诠释,从而又使其哲学带上了宇宙本体论的特色,朱子由此成为汉宋学术之集大成者。但朱子本体宇宙论与宇宙本体论的矛盾,又为人们提出了一个本体论究竟应当如何确立的重大问题。

“推阴阳”而动天地:董仲舒宇宙图式新探——如何实现对先秦儒家宇宙论的改造与超越

战国至秦汉时期,宇宙观建构是各派思想家的共同追求。先秦儒家人格化、性情化、伦理化的天道,其内在机理并未获得有效展开,显得凝固呆板,极大降低了人们对宇宙的好奇心和探究欲。董仲舒对天道信仰作了实证化、体系化、定律化的处理,进而完成了天之哲学建构。天虽至大至尊,却又被纳入“十端”之内,这种涵摄与共生的复杂交互关系导致天道充满内驱力而运行不殆。阴与阳所处地位、所发挥作用并不对等。“阴阳合别”,二气交替,共同促成岁月四时的运转变化,先秦儒家宇宙观到汉初被注入了动能。董学首次为五行确定了基本秩序,五行与四时、五方合理搭配。五行生胜,相互统一,创造动能,导致四时变化和世界运动。阴阳配五行的非对称性组合,则能够引发天道运行的永续不竭,带来无限生机。

道教宇宙演化观与大爆炸宇宙论之比较

分析比较中国古代道家和道教学者提出的宇宙演化理论与现代大爆炸宇宙论,认为这两种理论在基本思想认识上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同时也有本质的区别,由此从一个侧面展示了道家和道教学说的思想内涵.

王阳明心学及其宇宙论审美境界

王阳明心学以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为基本范畴,提倡体用不二,在自觉行为中肯定人生价值,认为人性需求即伦理规范。王学推崇的心无间隔体验实际上是一种宇宙论审美境界,表现为:远俗之美,不远辞章的审美实践;苦乐之美,采薪瓮水的审美至境;良知之美,主客一体的审美历程。

多重宇宙论并接的交互主体性阐释——兼论“做”民族志

阐释法曾被用以应对科学民族志方法论危机。它取得了部分成功,但也给激进后现代主义留下了认识论上解构的后门,使民族志变为"写"文化甚至走向不可知论。完善它,须明确人类学家与田野对象为交互主体,语言为介质,其本体则是并接的多重宇宙论。当代人类学"本体论转向"强调多重宇宙论比较,但不能武断"异文合并"以求纯化。阐释实为同一世界多元文化主体的话语权实践,仅从认识论上强调"裸呈"田野对象叙事或不同主体视角,并不能消除权力不对等。在此意义上,民族志并非"写"而是"做"出来的,"做"得好坏,不仅与不同主体的认识角度、水平有关,更与阐释的权力实践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