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英译中的读者意识——以宇文所安英译本为例

读者不是译文的消极消费者,而是译文意义的能动建构者。读者意识是译者以读者视角观照翻译、使翻译行为围绕读者中心逐步向前推进的心理机制。宇文所安的读者意识体现在内容导向、沟通途径、主流诗学和读者接受四个方面,表现为材料选择的贴近意识、思想交流的贴心意识、表达习惯的贴合意识、服务读者的体贴意识。得益于读者意识,宇文所安充分履行了译者的职责,妥善处理了译者、作者和读者的三方关系,促进了《文心雕龙》在英语世界的接受与传播。中国文论要走向世界,译者的翻译能力是前提与基础,而读者意识是确保译者翻译能力得到充分展示的思想保证。读者意识有助于译文走进读者的心灵世界,有利于译文在译入语文化语境的进一步传播。

宇文所安译介《桃花扇》的动机、理念与策略

宇文所安是美国著名汉学家,他的中国古典文学译介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大量关注。但他的中国戏曲译介,尤其是《桃花扇》译介,尚未受到学者的充分关注。因此,研究试图从翻译动机、翻译理念和翻译策略三个方面系统考察宇文所安的《桃花扇》译介,以期全面展现宇文所安《桃花扇》译介的整体面貌。

制造严羽:宇文所安对“严羽形象”的建构

宇文所安《中国文学思想读本》是在海外汉学视阈下对“中国古代文论”课题进行的一次系统性梳理,文章重点关注和厘清此作如何建构汉学家视野中的“严羽形象”等问题。这种“形象建构”在这部读本里已然成为一条线索,几乎染指到所有入选的作者,如欧阳修、曹丕等人。除拈出这条线索并进行分析之外,文章更试图找出这种“症候”的背后意旨所在。文章尝试阐明宇文所安是如何将“新批评”和“读者接受批评”等西方文论的手法带入“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之中,并对宇文所安在《中国文学思想读本》中提出的具有比较诗学视野的一些尝试进行分析,也对其所暴露出的欧美中心视野以及不合理的误读进行廓清。

个性、主题与表演性:宇文所安的晏几道词研究

宇文所安的晏几道词研究大致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晏几道的个性研究,经由现实中的晏几道个性与词艺术世界中的人物个性一同建构晏几道的词人形象。二是晏几道词的回忆主题研究,通过人物的理想化、场景的诗意化和回忆的类型化等方面对晏几道词的回忆主题进行解构。三是晏几道词的表演性研究,对词文本的表演性以及歌女在演唱时情感的真实性予以动态观照。总体来看,宇文所安结合了叙事学和影视戏剧的相关概念赋予晏几道词新的解读视角,对中国本土的晏几道研究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观念与方法。

新诗创作与翻译:重返宇文所安的“世界诗歌”之争

1990年,哈佛大学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在《新共和》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环球影响的焦虑:什么是世界诗歌?》的书评,提出了“世界诗歌”的概念,并以杜博妮(Bonnie S.McDougall)翻译的北岛诗集《八月的梦游者》为批评对象展开讨论。这篇书评在海外汉学界引发了“世界诗歌”之争。

异质同构:宇文所安双向阐释的逻辑与路径

中西文论的思想内核互不隶属,具有异质性,但对情感和想象的共同追求,从一元到多元、从权威到平民思想转变的相似性,使得二者又具有同构性。中西文论对话应异中寻同,同中存异,同中化异,同异全识。宇文所安的双向阐释,走的就是多元文化互动之路,其精髓在于发现东方,尊重“他者”,异质同构,阐释中国。宇文所安将文本中心论贯穿始终,将文论文本和文学作品等量齐观,采用译释并举和语码混杂的方法,再现中国古代文论的异质思想,为中西文论对话与交流搭建了一座“多元共生”的桥梁。双向阐释的启示是,中国文论应借鉴传统文论的资源,吸收西方文论的营养,走特色发展之路,构建一种更合理、更开放、更具中国特色的文论。

文化“走出去”视域下宇文所安唐诗传译之得失分析

宇文所安是精于译诗的著名汉学家。他对唐诗的译介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古典文学在海外的传播和接受。他采用散文体的译诗形式和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翻译唐诗,重构了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形象,并构建了唐诗文学史。然而,其译文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误读误译和过度解读等问题。宇文所安译介唐诗为中国文学典籍英译提供了借鉴,也促进了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相关模式研究。

探索唐诗研究的新路径--评高超新著《宇文所安的唐诗英译及唐诗史书写研究》

作为海外汉学界的翘楚,美国学者宇文所安的唐诗学著作早已风靡中国学界,对这样一位具有高度“方法自觉”的学者,?绎其研究思想,对于重新建构我们的文学史观、更新研究视域均具有重要意义。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高超副教授的新著《宇文所安的唐诗英译及唐诗史书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就是对这一课题多年思考的结晶。

宇文所安《文心雕龙》英译补偿布局

翻译与文化密不可分,两种文化间呈现完全重叠、部分重叠和文化空缺等现象。源语文化的特殊文化因子虽包含目的语读者所追寻的异域性价值,但它们使翻译变得困难重重,处理不当便会阻碍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对特殊文化因子的处理需要译者采取措施实行文化补偿。宇文所安在翻译《文心雕龙》时创新性地采用了整体布局和局部整合相结合的方式对译文进行文化补偿,即在整体上建构“整体概述+译文+文本阐释+文末注释集”的独特布局,局部上使用“杂合化翻译”,创造语言、文化和文学景观,以实现译文的自我补偿。整体与局部协同创新,共同发力,较好地实现了对源语文化的有效补偿。这种独特的翻译模式为中国典籍外译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有利于推动异域文化的交流和传播。

论宇文所安唐诗史书写中的“文化唐朝”

宇文所安在唐诗史书写中的“文化唐朝”既富有历史感地呈现了初唐“宫廷诗”所展示宫廷文化的演进轨迹,肯定了初唐诗在唐诗史的发展历程中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作用,还通过盛唐“京城诗”的视角极具形象地描摹了盛唐诗中所展现的京城文化变迁,客观地揭示出博大宏阔的盛唐气象是由王维为代表的京城诗人群体和以李白、杜甫为代表的京城外部诗人共同创造出来的历史样貌。

接受美学视角下的晚唐古诗英译——以宇文所安《晚唐诗》英译为例

在经历了初唐和盛唐的历史变迁后,晚唐诗的总体特征显示出了相对独立性。著名汉学家、翻译学家宇文所安所著的《晚唐诗》英译本,一方面考虑了西方读者的反应与感受,另一方面也兼顾了晚唐诗中的独特美学因素。本文从接受美学理论出发,分析《晚唐诗》英译本的中英文美学特征,以英语读者的视角辨析宇文所安使用的晚唐古诗英译策略,以期对此类古诗的翻译和传统文化的传播产生积极影响。

从薛爱华到宇文所安:汉学视野下“文化南方”研究的转向与发展

中国“文化南方”的概念,经过从薛爱华的专著《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到宇文所安等的论集《文化南方与汉唐诗歌》的不断建构,汉学研究中的“南方”由确切的地缘概念走向由文本所构建出的文化疆界,形成中古时期中国文学的核心传统之一。通过二书的对比,剖析其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情感和“文化南方”这一概念的变易,观察近几十年海外汉学研究的扬弃、突破与革新,由此聚焦汉学文学研究的转向与变容,联系当下汉学研究视角的精神回归与西方汉学研究者对中国文化理解的深化,讨论汉学研究者的身份迷思,有助于展望汉学研究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视其所读 察其所译——宇文所安译杜镜鉴读杜综论

宇文所安以文献型翻译首次英译杜甫诗歌全集,这一方面得益于他作为汉学家得天独厚的英语学养和古汉语功底,另一方面借力于他的文本细读功夫和敏锐洞察力。宇文所安立足唐代诗歌大语境,多年涵泳于杜诗文本,形成其研读杜诗的独到观照。文章运用文本细读法,提炼出宇文所安观照杜诗的四个视角——自我映照、意象对立、祈愿语气及溢余价值,并与其他著名译者的杜诗英译进行综合比较,论证宇文所安杜诗翻译镜鉴其杜诗研读的内在逻辑,揭示其翻译杜诗的独特思想,以期为杜诗翻译研究提供新视角、新思考。

宇文所安:《皆我所有:北宋时代的快乐、拥有与命名》

在中国和西方哲学价值体系中,由公(public)与私(private)衍生出的论辩传统影响深远,而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学术争鸣在重视打破学科壁垒的学术背景下呈现出不同的面向。延续其著作《中国“中世纪”的终结》(The End of the Chinese ‘Middle Ages’)设定的研究方向和理路,哈佛大学东亚系、比较文学系荣休教授宇文所安(Stephen Owen)2021年岁末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皆我所有:北宋时代的快乐、拥有与命名》(All Mine!:Happiness Ownership and Naming in Eleventh-Century China)以十一世纪的中国为文化背景,引入公与私的概念再度审视北宋独具一格的文化史,以欧阳修、苏轼、司马光、黄庭坚等文化精英讨论“快乐”与“拥有”的问题为主线,通过文本细读来分析北宋文化精英是如何试图通过“命名”来平衡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矛盾与冲突、并为自己的玩好和园林构筑美学空间。

宇文所安与路易·艾黎的李白诗英译译者主体性研究

中国古典诗歌的外译不仅是简单的文字转换,更是音韵、情感和意境的传达。在这一过程中,译者应发挥主体作用,在目的语中重构源语的诗意之美。宇文所安和路易·艾黎的翻译对李白诗在英美世界经典地位的确立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两位译者翻译目的不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的主体性也有所差异,进而导致了不同的翻译效果。文章从受动性、能动性、为我性三个要素入手,分析两位译者不同的主体声音对诗歌翻译策略和翻译效果的影响,以期为汉诗英译乃至中国文学英译提供启示和借鉴。

宇文所安杜诗全译本翻译策略研究

宇文所安杜诗全译本的翻译策略的根据是其翻译思想。该译本收录了几乎所有杜诗,参考了多种不同的杜诗版本,采用了自由体译法,并通过“直译/异化+注释”的方式,从词到句,从章法到修辞,全方位忠实于原文。这对于保证杜诗内容的完整,体现杜诗整体的“多样性”、风格上的“笨拙”感、形式上的匠心,最终展现杜诗的全貌,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发现文学理论——评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

宇文所安的中国文论研究与阐释,具有鲜明的历史化、语境化特征。他主张以文本为中心来阐释中国的文学思想,侧重于文本的生成、传播和效果的横向考察,进而呈现出中国文论话语、范畴、理论和思想的生成机制和实践方式。这种"活的思想"及其阐释方法论,可以称之为"以中国作为方法"。

论“新批评”文学理论对宇文所安唐诗研究的影响

宇文所安的唐诗研究受到"新批评"理论的深刻影响,这一方面体现在他对初—盛唐诗歌史的建构上:初盛唐诗歌的发展史实是诗歌题材和体裁的演变史,其主潮是"宫廷诗—京城诗"的演变;初盛唐诗歌大家的文学成就只有放到"宫廷诗—京城诗"的背景下才能真正得到理解。另一方面体现在他对唐诗进行的语义学分析上:具体表现为他以文本细读方式对唐诗展开的复义语言研究、反讽诗学解读和"三部式"结构分析。

宇文所安:汉学语境下的跨文化中国文学阐释

宇文所安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不是"新批评"的"细读",而是一种跨文化阐释。这种阐释不采用某一种特定的西方理论和方法,而是以自己的文化视角和思维习惯为基础,来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解读。它是一种生命体验和理性思维并重的跨文化阐释模式。生命体验和理性思维的并重一方面使得理性分析有了更多的感性内容和具体针对性,另一方面也使得感性体悟具备了充分展开的空间。宇文所安的跨文化阐释模式是与美国汉学发展的新方向相一致的。它可以突破"区域研究"的限定,使汉学进入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它能够使中国文学产生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普遍价值,并有可能被更广泛的西方读者所理解、所接受。

宇文所安的文学翻译思想

在文化视角的观照下,探讨了宇文所安翻译思想有关中国诗歌的"中国性"和"世界性"协调问题、诗歌的可译性、译者的文学经纪人和文化代言人地位和文学翻译的接受效果等。宇文所安的译文既重视再现中国文学语域和风格的多样性,又倾向于透明性和本土性,有利于中国文学和文化在当代美国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