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里耶秦简中的“守”和守官

里耶秦简中的"守"多为代理官吏。"守官"本义为居官、守职两个方面。当居官无法守职,需要其他官员代行其职时,就会出现"守官"。这种临时代理政务的"守官"模式能够保证真官缺额或离署时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秦迁陵地区守官众多,与秦新占领地区急剧扩大,原有官吏不足以充当"新地吏",以及政务繁苛、徭使繁多有关。

秦汉假官、守官问题考辨

假官为非正规的官员,暂时权代而已,事罢则撤,不可转为真官,属于编制外的官员;守官为试用官,可转为真官,属于编制内的官员。假官战国时已存在,自春秋战国秦汉以来,在名分上的运用十分广泛。到汉末假官作为一种制度已不存在,但其中假佐、假司马、假侯等称谓保留了下来,并转为常官,意义已不同于前。守官在战国时已存在,分为试守和守缺两种,此外,有时守官与本官可以同置。

秦汉“守官”的几个问题辨析

“守”是战国至秦汉常见的一种代理任职方式,部分秦汉代理意义上的守官被长期当作试守,里耶秦简公布后才逐渐辨明。秦汉时期太守之官亦称守官,这与代理制度实无关系,守官概念不应泛化。早期守官任命有很大随意性,并没有立即形成制度,当值说并不成熟。假官也是代理官吏,假官与守官起源不同,但在任用时有很多相似之处。

秦守官、假官制度綜考——以秦漢簡牘資料爲中心

"守官"與"離官"相對而言,是指長官在職但因外出、病休等不在署時指派的臨時居守者,是依據法律規定臨時指派符合某種條件(如秩級達到一定要求)的官吏駐守官署并代爲處理相關事務的一種便宜措施。"假官"與"真官"相對而言,是"真官"離職(職位空缺或無法行使職權)時的代理者,一般由官員自薦或上級(包括"真官")授權,使任"假官"者在約定時間内假借真官的職權行事,也可以離署辦事。

志士不忘在沟壑:儒家的守官思想

《孟子》"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并非舍生取义之意。句中"忘"字应当读作"妄",全句旨在强调重死守节,反对轻生妄死。对社会个体而言,礼制时代的"义"相当于高度分化且高度固定的职守,舍生取义也因此被限定在"守官而死"的范畴内,因僭越职守而死即为"妄死沟壑"。在早期儒家看来,泄冶、史鱼、宗鲁等忠信殉主的行为都是僭越礼制的"侵官"与轻生捐命的妄死,他们的忠信初心与悲惨结局对礼制的破坏更加深入。柳宗元、金履祥等人对守官的质疑源于后世对礼制时代伦理秩序的隔膜。守官是维持周礼运转的重要条件,也是孟子对杨朱"利己"和墨子"利他"两种极端倾向的制衡。守官思想的消亡使人们普遍讳言利己而高倡利他,从而影响了对"志士不忘在沟壑"的释读。

“守道不如守官”辨

论者解读"守道不如守官"分歧的核心在于对"官"与"道"关系的认识,其具体纠结之处在"不如"二字。考察"道"与"官"在先秦文献语境中的词义,梳理"守官"在孔子思想体系中的位置,是进一步明晰杜预以"君招当往,道之常也。非物不进,官之制也"注解"守道不如守官"的可行路径。孔子强调守官,对应事件实为守礼,亦即守制。

论明代镇守内官的设置、地位与作用

镇守内官是明代政治制度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明代"双轨制"中内官体制在地方的集中体现。镇守内官设置范围的普遍性表明其得到国家的认可并加以推广,公署及其附属人员表明镇守内官体制的日益稳定及其权势的扩张,敕书、关防、旗牌是明代官员行使权力的必备之物。明代镇守内官不再仅是皇帝的家奴、亲信,而是逐渐成为参与地方管理的公职人员。明代镇守内官体制在各地的运转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对地方社会产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影响。

守厕待官

小林和老林的老婆都在离乡里十几公里的村小学。今年，小林费了好大劲，花了不少钱，把老婆调到了乡里的中心小学。老林也想把老婆调上来，努力了几年没成功，他很佩服小林有本事，找上门要小林介绍一下经验。

令史与秦及汉初的县乡行政

秦及汉初,县的组织架构已形成曹、官两分格局。县乡行政呈现为县廷与作为诸官之一的乡之间的政务往来。而“廷—官”模式进入实际运作层面时,令史在县乡行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令史居于县廷之内,“直”曹审计乡官事务;另一方面,令史又常被外派至乡,监督县下的物资出入、商品买卖与业务处理。进而,令史还直接参与乡官事务。户籍的编造、使用,副本的呈县保管、再使用,背后都有令史的身影。为维持乡官运转,令史甚至可因故代理乡部啬夫。秦及汉初的县,不仅通过廷内、廷外差遣令史,实现县廷与乡官政务的有效连接,而且赋予了令史审计、监督、参与、代理等自上而下、自外及内的诸多职任,从而强化了县廷对下属诸乡的行政控制。令史在县乡行政中的活跃,又为理解西汉中期“掾”的出现提供了重要启示。

毛泽东为什么不喜杜诗

毛泽东不喜杜诗，这是不争的事实。１９４２年４月，他约见何其芳，严文井等作家时，严文井问：“听说主席喜欢古典诗歌。您喜欢李白，还是杜甫？”毛泽东答：“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①。１９５７年同臧克家等人的谈话中，毛泽东又直捷...

试论杜甫的爱国主义思想

杜甫(712—770)字子美,河南巩县人。他出身于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封建仕宦家庭。他的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文翰显时”,曾写过如“云霞出海曙,杨柳渡江春”(《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这样色彩清丽的“近体”警句。他的父亲杜闲曾是兖州司马,也是一位严谨耿直的“守官”。因此他自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受到了儒家“匡时济世”的思想熏陶。这是杜甫所以能够成长为伟大诗人的先决条件。

天狗与凤凰

杜甫作《天狗赋》序但言“天宝中”，未详其年。《杜文注解》认为是天宝六载杜甫应试不第留京后作；《读杜心解》则附于天宝十四载所作《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之后；仇兆鳌《杜诗详注》存疑，以类相附，编在天宝十三载所作《雕赋》之后。本文在此无意讨论其作年，但细读...

浅论杜甫诗歌中的汉代谣谚

在研究、探讨杜甫诗歌表现其民胞物与情怀的基础上,主要分析杜甫在其诗歌创作中如何引用汉代谣谚表达对百姓的同情,以及为何引用汉代谣谚的原因及意义。

再论杜甫与道教

本文对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杜甫的宗教信仰”章之部分论点提出商榷，就该章涉及的下列五方面问题阐述了作者的见解：一，杜甫求仙访道，是否受李白影响的问题；二，关于《三大礼赋》；三，关于《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四，关于《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紫微仙阁画太乙天尊图文》；五，关于丹砂、葛洪、蓬莱及其他。

意惬关飞动 篇终接混茫——杜甫诗美之于庄子

杜甫诗美受儒学的影响,历来为研究界所公认,这无论从他承传的奉儒守官、立功立言的家风,还是从他的被誉为“诗史”的诗歌表现,其迹都是显明的。然而,杜诗之美有否受庄子的影响以及如何被影响,迄今为止,却很少被探讨。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一抛砖引玉的尝试。

杜甫的政治生活与当时的党派斗争

我国古代诗人对政治最有热情的,除了屈原,恐怕就要数杜甫了。杜甫对政治的高涨热情,是由于他对政治需要的迫切,而这又与杜甫的家世教育、环境和个性等等有着必然的联系。杜甫在天宝九载《进雕赋表》中说:自先君想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吴。

葡萄牙租借和强占澳门经过

澳门在明代开始成为中国和西方贸易的场所,当时属香山县管辖,是专门用来停泊番船的海澳,设有守澳官。早期殖民主义者的商船到来以后,先由守澳官检验无违禁物品,然后代为通报上司,一切买卖章程,须遵中国制度行事。明武宗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葡萄牙殖民者在侵占了满剌加(即马六甲。

杜甫的家世

天宝十三载(754年),43岁的杜甫在长安向唐玄宗进献《雕赋》,他在介绍自家家世时用了八个字:“奉儒守官,未坠素业。”杜甫去世40多年后的唐宪宗时代,宰相李吉甫命林宝修撰了一部书——《元和姓篡》。元和是唐宪宗的年号,姓篡,表明这部书是研究中国谱牒姓氏学的专著。

“君主之官”与“主守之官”考辨

通过对隋代萧吉《五行大义》摘录《素问》"心者主守之官"的文字记述,与现行通识的《素问》"心者君主之官"文本进行分析比较,认为虽"君主之官"对心的脏象功能有着较为形象的比拟,但"主守之官"更符合《素问》文本的初始语境,也更准确描述了心的生理功能状态,应属《素问》的早期版本内容。"君主"用于表述古代国君、帝王或国家统治者的复合词义,约在唐代中后期得到固化和应用。而《五行大义》摘引的《素问》文本,实属《素问》成书的较早通行文本。

杜甫的祖先们

唐天宝十三载(754年),43岁的杜甫在长安向唐玄宗进献《雕赋》,他在介绍自家家世时用了八个字:“奉儒守官,未坠素业。”杜甫去世40多年后的唐宪宗时代,宰相李吉甫命林宝修撰了一部书兮-一一《元和姓纂》。元和是唐宪宗的年号,姓纂,表明这部书是研究中国谱姓氏学的专著。隋唐以降,尽管形成于魏晋、鼎盛于东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已因科举兴起而走向消亡,但唐人同样非常看重门第,讲究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