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中的概念移植及英译本的守旧与创新

我国《民法典》是在继受和借鉴德国、日本等域外民法的基础上,整合中华民族优秀法律文化和法治建设实践所取得的里程碑式成果。《民法典》外译是我国对外宣传中国法律文化的重大举措,而概念移植和词汇缺项给英译工作带来了挑战。英译本中既有传承法律文本准确性、庄重性和凝练性特点的守旧,又有我国特有法律文化词汇翻译的创新。《民法典》英译本是法治中国面向世界的名片,一定要故加强翻译系统工程的质量管控。

试论晚清守旧官僚群体的历史特征——以部分中央官僚群体为例

晚清守旧官僚群体的演化经历了"反洋务"、"反维新"、"灭洋排外"三个阶段,"反洋务"阶段的主要代表是倭仁及李鸿藻等人,他们主要反对洋务派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反对经济变革;"反维新"阶段以刚毅、徐桐等为代表,他们坚决反对维新派变革"祖宗之法";"灭洋排外"阶段则以载漪、刚毅、徐桐等为代表,他们在自身统治受到内外威胁的情况下,仍痴迷"天朝上国"观念,妄图与洋人最后一博,把其赶出中国。晚清守旧官僚群体的代表成员有因有革,其守旧思想则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同时其群体表现出独特的时代特征、结构特征和思维特征。

略论刘锡鸿守旧思想的成因及特点

受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刘锡鸿和倭仁、李鸿藻等晚清守旧派守旧的历史根源和共性原因,个人性格气质等心理特征、所受教育以及攀援守旧派等因素的影响是刘锡鸿成为典型的守旧派的自身原因,以中国国情的特殊论为理论基础,以清议为手段,以恪守传统文化为宗旨,善变,虚实兼备,构成了刘锡鸿守旧思想的基本特点。

论刘锡鸿的守旧思想

刘锡鸿的思想主要表现为:在思想文化上固守程朱理学和“夷夏之防”,在政治上固守“为政以德”和君主专制制度,在经济上固守以农为本、重农抑商。受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刘锡鸿和倭仁、李鸿藻等晚清守旧派守旧的共性原因;个人性格气质等心理特征、所受教育以及所处的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是刘锡鸿成为典型守旧派的自身原因。

徐桐:中国近代务虚的守旧官僚典型

体仁阁大学士徐桐是晚清著名的理学家,而且以守旧著称。在维新变法中,他声称"宁可亡国,不可变法",还曾斥责光绪帝的变法诏书为"多行不义必自毙";在义和团运动中,他极力称颂义和团,盲目排外,最终以身殉道。徐桐的守旧主要是受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影响。

教育:在守旧主义与反抗行为之间

教育中的反抗行为越来越多。反抗行为似乎与人的天性有关,心理学与社会学也可以为教育中的反抗行为提供一些分析的视角,但从最根本处来说,教育中的反抗行为与教育实践具有的"守旧"性格有紧密的关系。教育的本质决定了教育是一种具有"传承性"的行为,这是教育的"先天"特点,正是这个导致了教育的"守旧"取向。因为"守旧",所以反对"偏离",然而教育又要启迪智慧,促进人成长,所以"鼓励创新"。在新的环境下,这一矛盾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

汉语亲属称谓系统的“五位”与“四原则”——喜新守旧的竞争与妥协在亲属称谓系统中的实现

汉语亲属称谓是一个严密而复杂的系统,由历史传承而形成现在的固位、共位、同位、异位、缺位五种情况,这是古代称谓系统遵循经济、占位、和谐与类推原则发展的结果。随社会发展汉语亲属称谓系统也又在喜新与守旧的竞争与妥协中发展。

晚清守旧派对儒家纲常思想的维护——以《明夷待访录纠缪》为中心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在晚清得到士人们的高度关注,或借之阐扬民权等新思想,或批判其离经叛道。黄宗羲从祀文庙的圣谕颁布之后,李滋然经过"五夜思维",指出《明夷待访录》存在"废弃君臣大伦"、"反圣王"、"背六经"、"诬毁恩深之故主"等违反儒家纲常思想的谬误,并逐条批驳,撰成《明夷待访录纠谬》一书。此书既体现了李滋然维护儒家纲常思想的特质,又折射出了晚清新思想对儒家纲常思想的突破程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明夷待访录纠谬》既是守旧派反对新思想传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其为维护儒家纲常思想而谱写的一首挽歌。

守旧与开放并存:国民党战时民族主义之特性

外求中国民族之独立自由,内求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是国民党战时民族主义之基本内涵。它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强调继承中国固有的传统道德,弘扬民族文化及民族精神,带有明显的守旧倾向;二是强调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及反法西斯战争之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开放的国际视野和开阔的世界眼光,因而它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成为理性的民族主义。它既有恢复中国固有道德之守旧性,又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开放的世界眼光,故其守旧性与开放性并存,体现了回归传统与融入世界之两种趋向。

论清末守旧派的“夷夏观”

清末守旧派的"夷夏观"以"人禽之辨"为基点,要求人严名教之大防,克己省心祛除功利之心,反对学习西方,避免邪说诬民以致廉耻沦亡而"以夷变夏",试图借助先进的交通工具促进中华文明的输出,最终达到"以夏变夷"、将圣道远播海外的结局。从本质上来说,守旧派的"夷夏观"是一种文化的自我认同意识,目的在于固守封建的纲常伦理、卫护封建统治。

昔日顽童亦守旧——先锋小说故事层的通俗化特征及思想意蕴再认识

作为“一段业已消逝的历史”，上世纪末由马原、余华等人引领的那场小说创作革命已经逐渐远离我们的视线，也就是在先锋派声名大噪之时，理论界的批评话语经过几番争鸣以后便逐渐登堂人室，几乎具有了一种再无持续开掘可能的“终结性”。

晚清守旧官僚群体谈兵刍议——以中央官员为例

晚清时期,谈兵的守旧官僚人数众多,现仅以目前所见的中央官员如刘锡鸿、李鸿藻、徐桐、刚毅、张佩纶和孙诒经等人的言论为例,总结其谈兵的主张,大体上可归纳如下两类:一是恪守传统的军备和战法,即反对用西法加强海防和操练中国军队,反对修筑铁路;二是对外盲目主张强硬,放言好战,提倡"以攻为守"等。这两类主张从根本上说与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有密切关系;主要是由于天朝上国观念、清廷闭关锁国政策以及这些文臣各自的出身和社会阅历等造成的。

神话背后的真相:清政府守旧派对待义和团的态度透视

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话在当时四处疯传,清政府守旧官僚也跟着鼓吹,但通过挖掘相关资料,可以发现,其实他们未必都真正深信义和团的神术,其目的在于依靠团民的抵御外侮之心鼓动起国内民众的抗敌热情。归根结底,神话、传说与迷信只是他们用以蛊惑人心、敦促朝廷早下抗战决心的工具。

清廷守旧派对义和团迷信的认可与利用

庚子年,以慈禧为首的清廷守旧派因在"废立"等问题上与西方列强产生积怨,欲借助义和团仇洋排外,在八国联军入侵的形势下,对义和团"神道灭洋"不仅表示认可,且欲加以利用。清廷守旧派认可、利用义和团迷信,引起其他官绅阶层的坚决反对,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政府统治危机因"庚子事变"而加剧的状况。

论义和团运动时期清政府守旧派的对外态度

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清政府守旧派是落后、守旧与极端排外的,他们的极端排外行为归根结底是受列强步步紧逼的侵略行为所激发的,他们的外交观中也存在一定的合理因素。

维新派和守旧派关于女子教育的论争

中国封建社会没有女子教育，到近代，女子教育问题才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教会女学的影响，女子教育问题在维新变法运动时期被提上日程．维新派同守旧派围绕是否开女禁、对贤妻良母的看法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维新派和守旧派关于女子教育的论争是近代女子教育史上一件意义重大的事件，为女子教育思想的广泛传播和女子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晚清清流派与守旧派关系研究

晚清清流派在思想观念、政争方式等多方面与守旧派相似,其以保守的政治态度和传统的价值观念活跃在清朝政府统治机构中,牵制着其他开新的政治派别。随着局势的发展,清流派实现了派系分流,其中一部分守旧分子最终成为了顽固守旧派。

清末守旧派的外交思想刍议

清末守旧派的外交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固守“夷夏之防”观念,拘泥于传统外交礼仪;仇视洋人洋教,对外交涉坚持强硬态度;妄自尊大,反对派遣驻外公使。它严重阻碍了中国外交由传统向近代化的转型,对清政府的内政也产生了不利影响。

美国英语的守旧性和创新性

美国英语是英语的一种变体 ,它有创新、灵活的一面 ,也有守旧和继承传统的一面。本文通过对“美国英语”这一名称的起源、语音、词义、语法上的守旧性、大量吸收外来语。

湖南守旧士绅的翼教与维新运动的转向

在近代维新运动史上,湖南无疑是维新变法的主要阵地。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皮锡瑞、樊锥等为代表的湘学人物向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宣战,掀起了全面学习西方的高潮。与此同时,湖南守旧士绅也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对变法进行了联合扼杀,导致了维新变法的失败,也促成了中国历史由维新向革命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