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两难”与区域合作:中日韩三国的战略选择

本文从安全两难的角度分析了中日韩三国之间的不稳定和紧张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三个国家走出安全困境的最佳方案,就是循序渐进、由易到难地加强政治与经济的区域合作,并最终建成由中日韩所主导的“东亚共同体”。具体看,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三国应该努力谋求一种多边主义的合作之路;在经济领域,三国应在“10+3”的基础上,逐步构建包含中日韩在内的东亚自由贸易区。

论国际政治中的“安全两难”

当今西方主流国际政治理论对于“安全两难”的成因及其解决争论不一。结构现实主义认为 :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是“安全两难”产生的根源 ,只要国际无政府的性质不变 ,有求生欲望的国家就逃不出“安全两难”。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 :即使在无政府状态下 ,国家间仍可通过国际制度来缓解甚至消除“安全两难”。温和建构主义认为 :“安全两难”是国家间互动的结果 ,所以可以通过国家的实践活动来彻底消除“安全两难”。事实上 ,后两种理论低估了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所面临的威胁。所以 ,在“安全两难”问题上 ,结构现实主义具有更大的解释力。

论“安全两难”:思想渊源、生成机理及理论缺陷

“安全两难”是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著名概念之一 ,它的思想渊源一直能追溯到修昔底德 ,而它的首要成因就在于无政府状态中的个体间普遍存在的相互疑惧 ,由于这种疑惧可以在两种情景下生成 ,因而它据此又可被分为两种类型。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史上 ,围绕着“安全两难”的生成机理及其同无政府状态的关系问题 ,当代西方现实主义理论的两大流派间一直存在严重分歧 ,而导致这种分歧的根源就在于它们对单元偏好的假定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一般来讲 ,“安全两难”的提出虽然对 2 0世纪的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这一概念本身的局限性同样也是我们在具体运用时所必须予以充分警觉的。

“身份认同”与“安全两难”——加入北约和欧盟后波罗的海三国与俄罗斯的关系

波罗的海三国加入北约和欧盟后,与俄罗斯的关系不但没有出现改善,反而更趋恶化,直到 2009 年金融危机后才开始"重启"。本文尝试以"身份认同"和"安全两难"两个角度予以解释,并对波罗的海三国与俄罗斯关系做出前瞻。

北约联盟内困境的形成与演变(1949—1955)

安全两难乃北约联盟困境的主要原因,战后欧洲均势的失衡加剧了这一情势。1949一1955年期间,北约主要面临联盟内困境。北约主要国家间关于"拿分裂了的德国怎么办"与欧洲安全秩序建设的分歧,推动了这种困境的演变。一方面,美苏两极从结构层面上确保了它们的"和而不同"。在致力于重建战后欧洲安全秩序这一根本目标的同时,北约国家也制定了多样化的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另一方面,美欧国家在对待双方分歧时的民主、协商精神,美国对北约盟国执行灵活而有力的政策,也促进了大西洋联盟的整体稳定。

威廉二世时代德国的战略困境及其成因分析

威廉二世时代德国的战略困境主要表现为:在地缘政治上,同英、俄两大洲际强国的战略矛盾难以调和;在经济与社会环境上,工业化时代欧洲社会的转型,使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甚嚣尘上,矛盾与斗争成为主旋律,加剧了协调的困难;在决策层面上,德国政治精英刻板蛮横、一味强硬的思维模式构成了决策层面的战略困境。这种困境的形成,既有国际环境和德国社会发展的原因,也受到德国决策者个人因素的影响。

美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与中国的可有和应有对策

威胁到全球性战略稳定的美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 (NMD)大概难免实施 ,眼下的技术障碍、欧洲盟国的不满以及俄罗斯和中国的反对不足以经久阻滞之。中国应对NMD采取怎样的基本对策 ?针锋相对的对称性战略———大大增加中国远程核导弹的数量和加速确立自己牢固的核报复能力———虽然看来必要和可行 ,但势必促成或加剧中美两国间在核武器领域和总的政治领域的“安全两难”形势 ,带来中美紧张、对立甚或冲突的中长期危险动因 ,从而大不利于中国的安全和发展。另一种可以 ,也应选择的基本对策 ,是在破除核武器神话、明了核大国彼此间使用核武器 (特别是战略核武器 )已极难想象的前提下 ,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 ,只需拥有对外围“核小国”或潜在核国家的有保障的潜在核威慑 /核报复能力 ,任凭美国去搞NMD。中国应当据此不让自己在中美政策—军事关系领域陷入安全两难恶性循环 ,不以关于对付最坏情况的考虑成为国家大战略思维和政策制订的核心或主要出发点。

渴望安全:人类学角度的发现

诸如'9·11'恐怖袭击以及当前仍然发生着的金融危机等事件,都可以称作是当下政治和经济中不安全的案例。这类事件并不鲜见,它们深深地困扰着民众。与之相应的是一种生存意义上对'安全'(Sicherheit)的渴望。这一渴望指向了一个人类学意义上的基本需求,这一需求对人类前理论的自身理解及其在世界中的态度和行为至关重要。首先,本文将在'生活世界'(Lebenswelt)的经验语境中考察'安全需求'(Sicherheitsbedrfnis)和'安全感'(Sicherheitsg-efhl)的意义。接下来,我们将系统深入地探讨霍布斯在'害怕'(Furcht)的角度下对安全概念的理解,以及作为追求'无忧虑'(Sorglosigkeit)和'政治稳定性'(politischer Stabilitqt)的安全。通过考察这一追求中'畏'(Angst)和'怕'(Furcht)扮演的角色,我们将对安全需要和不安全感之间的悖论关系,以及安全概念的哲学蕴涵作出更为丰富的分析。

论苏联发动第二次柏林危机的主要原因

1958-1962年的第二次柏林危机是60年代美苏冷战高潮的一个主要标志,而有关苏联发动这场危机的原因问题则又是研究这场危机的关键所在。本文认为,苏联发动第二次柏林危机的真正目的就是要迫使西方国家正式承认两个德国,而苏联之所以发动这场危机则主要出于三方面的原因,即美国时联邦德国追求重新统一的支持给苏联带来的不安全感,联邦德国的事态发展对苏联造成的现实威胁及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个人影响。本文指出,这场危机生动地表明了在冷战背景下那种由美苏间的相互疑惧而必然造成的“安全两难”局面给世界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而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也正是第二次柏林危机给后人留下的一个深刻教训。

约翰·赫茨：平衡乌托邦与现实的学者

约翰.赫茨的"安全两难"模型在国际关系教科书上广为引用,在国际关系研究者中也已成为一种通行用法。不过他关于国际政治的大量论著鲜有关注。然而,他的著作值得受到实质性的重新评估,理由有如下三项:首先,赫茨对现实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的兴起和发展贡献卓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提出的"现实的自由主义"概念;其次,赫茨的思想发展典型地反映出一位流亡美国的德裔犹太移民的"朝圣之旅",他见证并研究了几乎整个20世纪(甚至更远);第三,赫茨是一个先行者,他认识到新的全球挑战无法单靠古典现实主义的手段来解决,以及接受"非现实主义"见解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