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构建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的中国探索——以安全共同体为视角

东北亚地区是中国周边外交重点,对中国和平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随着东北亚安全局势逐渐复杂,构建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日益凸显。当前东北亚地区大国博弈加剧,安全风险多元化、集聚化,域外力量介入加强等问题愈发凸出。中国可以安全共同体理念为指导,通过多角度发力,推动构建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一是做好顶层设计和规划,持续加强政治往来,深化国家间关系,创造性打造利益共同体;二是借助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夯实域内国家间经济合作基础,进一步加强发展合作;三是积极提供地区公共安全产品,努力维护区域稳定与发展。

网络空间安全共同体构建的源起、逻辑与路径

网络空间安全共同体是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构建既是国家安全需求,也是推动全球信息秩序向公平合理方向发展的重要手段。网络空间安全共同体构建可从内部与外部两条逻辑主线入手,向内提升软硬实力把牢制网权;向外以“四点原则”“五点主张”为核心原则与工作重点,推动达成价值共识、寻求共同利益。路径上以网络强国建设为立足基石、以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价值指引、以网络空间安全中国方案为参考,在物质层、理念层、制度层向国际社会贡献更多全球公共产品,推动网络空间安全共同体构建。

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共同体的构建:成效、挑战与应对

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共同体是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前提,它的提出标志着安全共同体的概念将首次应用于欧亚地区安全合作的实践中。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共同体的构建遵循“信而不同”的模式,成员国相互信任的制度化使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共同体的构建取得初步成效。然而,扩员后新老成员国悬而未决的争端以及成员国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复杂认知,使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共同体难以维持制度化的相互信任,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共同体的构建面临挑战。为应对上述挑战,上海合作组织可以建立争端调解机制,避免争端“冲突化”,使相互信任可持续;深化经济合作,为相互信任赋能;在充分尊重各国主权和独特性的同时,通过人文交流使彼此间的信任内化,促进各国对“上海精神”和“新五观”的认同,进而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共同体的构建走向成熟,并为全球安全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上合经验”。

推进“一带一路”核安全共同体构建的国际法思考

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是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重要内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是核能发展的主要国家,对核安全合作具有浓厚的兴趣。推进“一带一路”核安全共同体构建是中国核安全合作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参与核安全国际合作的关键。而核安全国际合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仅凭某一个国家是很难有效进行的。作为“一带一路”倡议者,中国有责任推进“一带一路”核安全共同体构建。核安全的特殊性,使核能领域的合作关系到政治、经济、文化、大众安全观念和国际区域格局等多方面因素,而要实现核安全一体化的目的,必须通过法治化规范“一带一路”核安全共同体构建的框架体系、框架内容、规则制度体系,确保核安全共同体有序运行。

边疆安全治理现代化与周边安全共同体建设

边疆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构成部分,同时,边疆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主要短板。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必须重点推进边疆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中国边疆地区与周边国家存在天然的地缘关系,边疆安全治理离不开与周边国家的联动协同与互助合作。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旨在增强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安全互信和利益共享,营造一个安全稳定、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周边环境。在推进边疆安全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要主动经略和塑造周边国家的安全环境,把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作为这一进程的重要目标,以双边或多边安全预警预防机制、安全处置机制、安全能力建设机制等的耦合形成为抓手,全面提升跨国跨境安全治理效能。

东盟与亚太安全共同体建设的路径选择

地区安全共同体具有自身的社会学和政治学意涵,体现出地区各国在促进共同体建构的安全意识以及共同安全理念的进化历程和结果,表现为地区国家间对安全议题和环境上的高度认同感,并塑造了相互间友好和平的关系。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是与政治共同体结合在一起的,是以一系列的政策文件为指导,建立了一系列的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对促进地区稳定与安全发挥了相当独特的作用。然而,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的政策措施和原则的局限性影响了东亚和亚太安全共同体建设进程,使之仍停留在相当初级的建构阶段,未能对增进地区发展与繁荣提供足够有效的和平红利。中国要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只有在继承和创新和平外交理念的过程中,在多方面采取理性而积极的外交政策和倡议,与包括东盟在内的其他行为体共同建构起亚太可持续安全共同体,才能塑造总体有利的周边安全环境。

中印安全共同体构建:可行条件、现实挑战与路径探索

中印两国携手共建共享中印安全共同体,对于缓和两国关系、维护区域安全稳定乃至共创“亚洲世纪”与“世界未来”都具有重要意义。传统安全共同体理论和国际共生思想、中印文明互鉴的价值基础及互惠互利的现实需求和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实践经验等,为新形势下中印安全共同体构建提供了思想指导与可行条件。但是,由于印度对中国存有信任缺失与认同危机,并从海陆双向对中国采取了诸多制衡举措,给中印安全共同体构建带来诸多现实挑战。未来,中印两国需要通过文化交流凝聚价值共识,以战略互信促进互利共赢,以制度规范制订优化框架设计,以非传统安全合作为突破口,并逐渐拓展中印安全合作的领域和范围,丰富中印安全共同体构建的内容,才能为增进中印关系和破解中印安全困境、维护区域安全稳定贡献中印两国的思想智慧与实践方案。

国家安全认知与人类安全共同体的建设路径探析

国家对安全的认知对人类安全共同体的构建有着重要影响。从决策的一般程序上讲,国家对安全的认知分为议题性质、威胁程度和合作前景三个层次。以集体安全理论、多元安全共同体理论和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为代表的西方共同体理论无法就国家对安全的三个层面认知提供完整的建设方案。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应该从类主体构建、规范性约束和功能性框架三种路径全面推进。

东北亚安全与发展环境的再塑造——以人类安全共同体为视角

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需要处理几对关系即聚焦安全与发展的“可持续安全观”、统筹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合作安全观”、树立相对安全与绝对安全的“辩证安全观”、提倡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综合安全观”。但目前东北亚的安全形势存在着四个短板,即东北亚安全结构的不对称性——安全短板与经济长板的失衡;安全形势的不稳定性——绝对安全与相对安全的错位;东北亚安全的脆弱性——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综合安全的缺乏;东北亚安全意识的竞争性——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对立。为此,针对短板,以合作安全为引领解决东北亚安全结构的不平衡性、以共同安全为核心解决东北亚安全的脆弱性、以持续安全为动力化解矛盾消除不安全不稳定的土壤,以综合安全为保障综合施策协调推动东北亚的安全治理。通过打造人类安全命运共同体,塑造有利于东北亚和平与发展的战略安全环境。

中国全球安全治理观引领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总体国家安全观、全球安全倡议等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倡议,形成了系统完备、内涵丰富的新时代全球安全治理观,为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机制、破解全球安全困境提供了中国智慧。新时代全球安全治理观强调以人为本、公平正义、合作共赢、持久安全,将为维护世界和平安宁、促进全球共同繁荣、增进国际包容互鉴作出重要贡献,必将引领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

非传统安全共同体：一种跨国安全治理的新探索

随着大量复杂多变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出现,以"非军事性"为特征的"资源性"安全困境日益凸显,冲击着各国政府及跨国组织的现有安全政策和安全合作机制,传统安全共同体难以应对新的挑战。文章通过对安全共同体理论的反思,提出了建构"非传统安全共同体"的设想,对其特征、类型、动力、建构路径等进行探讨,并对多边主义进行了新的理论扩展。非传统安全共同体强调国家间面对共有威胁时的共同命运,提倡"类安全"意义上的联合与共享,是消解"资源性"安全困境的有效途径。"和合主义"以"优态共存""共享安全""安全共治"为核心范畴,是非传统安全共同体的价值前提,"多元多边合作"是建构非传统安全共同体的最佳方案。同时,积极参与全球、区域、次区域等各层次的非传统安全共同体建构,也是中国践行"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路径。

主体间性视角下的“一带一路”能源安全共同体研究

文章从主体间性视角综合了能源供应国、通道国、消费国的能源需求安全、运输安全、供应安全进行了研究,阐述了以下四个观点:能源安全具有主体间属性;能源安全关系是主体间互动过程中形成的;能源安全驱动机制是一个主体间性过程;主体间性视角为建构"一带一路"能源安全共同体提供了一种思维。在主体间性视角下"一带一路"能源安全共同体成长机制由三个递进的层级构成:主体间的功能性相互依赖和主体间造成的能源安全威胁是"一带一路"能源安全共同体建构的两个重要促发条件;结构因素和进程因素有利于能源安全共同体的形成;基于相互信任和集体身份而形成的对和平变革的可靠预期是能源安全共同体进入成熟阶段的标志。

建构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可能性分析

共同外部威胁是建构安全共同体的必要条件,威胁的来源可能是国家,也可能是非国家。就目前的东亚地区来说,东南亚走向安全共同体是可能的,但在东北亚则不可能,整个东亚也缺乏这种可能性。金融危机、恐怖主义等非国家威胁的出现为东亚安全合作提供了契机,但仍然不足以为安全共同体的建设提供足够动力。因此,目前维护东亚安全的主要路径选择应该是建立相关安全机制而非安全共同体,只有通过这种机制缓解甚至消除东亚国家内部互视为主要威胁的情况,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建立才有可能。

主导性国家与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建构——兼谈美国重返东南亚对建构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影响

当下,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建构正面临着重重阻碍,主要表现为规范难以建立、制度难以生成和国家间集体认同的单薄。与此同时,2009年后美国开始执行的重返东南亚的外交策略对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建构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以上两方面的因素都影响着东盟安全共同体的最终形成。基于此,本文认为,东盟安全共同体建构的关键性问题在于主导性国家的缺失;而美国对东盟安全共同体建构的强势介入在短期内有利于安全共同体的推进,但长期来看却会阻碍主导性国家的确立从而不利于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建构。

“安全共同体”理论探微

本文从探求“安全共同体”理论的渊源出发 ,依据多伊奇等人和奥特勒等建构主义者的核心研究成果 ,对其概念内涵、主要类型及其特征、实现条件及生成过程、衰落原因及如何稳定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解析 ,力求客观地展示一个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视野中系统而独立的“安全共同体”。最后 ,结合学术界的不同看法 ,对“安全共同体”的这些核心理论做出几点评价。

新区域主义视角下的东亚安全共同体建设

新区域主义已经成为东亚地区一种重要的理论与社会建构。新区域主义的开放性等特点适应东亚地区的安全现状,同时东亚的安全形势也为新区域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在新区域主义理念的指导下,有助于将带有冲突性质的国家间关系的“安全复合体”转变为具有合作性质的“安全共同体”。本文试图从新区域主义的视角探讨建构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可行性。

人的解放与"安全共同体"——威尔士学派的"批判安全研究"探析

本文探讨的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葛兰西思想为学术渊源的"威尔士学派"的"批判安全研究"。该学派通过对传统安全研究本体论上的"国家主义"、认识论上的客观主义和方法论上的实证主义的"理论批判",进行了包括"深化安全"、"拓宽安全"、"延伸安全"、"人的解放"和建设超越民族国家的"综合安全共同体"的"理论建设"。其理论意义在于:弥补了原有"批判理论"注重解释性理论批判而轻视实践的研究规划的不足;拓宽了安全研究的新视野和区域安全合作的新途径。其现实意义在于:注重对发展中国家安全形势的研究和知识分子的作用,增加了安全理论与实践的更紧密的相关性等。

无边界安全共同体——探智慧城市公共安全维护新路向

随着我国城镇化、信息化程度愈加深化,城市治理中的各种问题与难题日益综合复杂,城市愈发追求更加低碳、环保、高效、智能、幸福的善好目标,智慧城市随即被提出,其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2.0为核心要素,是城市建设、发展与治理的新构态。然从安全与发展辩证统一的关系看,智慧城市的安全内嵌着结构性脆弱,这一新挑战提出了智慧城市安全维护需要新思维、新手法。本文建构了"无边界安全共同体"并将其作为智慧城市安全维护的新路向,从价值归属、发展层次、组织形态、运行过程、系统属性与治理方式六方面阐述了具体实现路径。无边界安全共同体紧扣智慧城市的核心要素与本质要求,是智慧城市建设中公共安全维护的新的有益探索。

论能源安全的公共产品属性与能源安全共同体构建

能源资源是大自然对人类社会的馈赠,本质上是各国和人民都有权享受的公共资源,对这种权利的安全保障是能源安全的应有之义。能源安全本质上是一项公共产品,突出能源安全的公共属性有助于能源安全的不断完善,有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福祉的提高。从国家能源安全、区域能源安全到全球能源安全,国际能源安全的公共属性不断加强。国际能源安全公共属性特征的变化为“能源安全共同体”的形成创造了客观条件,国际社会各行为体有必要在主观认识上朝构建“能源安全共同体”的方向努力。“能源安全共同体”建构可从区域经济一体化开始,强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成员对共同体的认识,把能源安全作为实现区域一体化的又一重要抓手,改革、完善和创新有关国际组织和机制,通过“政府间主义”—“跨国家主义”—“超国家主义”的路径演变逻辑,通过功能主义的纵向整合,构建层次递进的国际能源安全共同体。

构建校园安全共同体:从疫情防控的角度思考高校校园安全机制的健全和完善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高校治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本文从疫情防控的成效出发,思考当前高校在面临疫情等突发事件时可能存在的隐患,以及校园安全治理方面存在的危机意识不够、宣传演练不够、科技支撑不够、长效机制不够等问题,从而提出构建"校园安全共同体"的理念,并从加强高校师生校园安全教育、建立高校安全监测预警机制、构建校园突发事件防控机制、完善校园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等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健全和完善高校校园安全机制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