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国家安全刑法观的缘起及立法展开

总体国家安全刑法观源自总体国家安全观。从总体国家安全刑法观展开,立法上,对于传统危害国家安全罪,应增加煽动型犯罪类型,并增设“拒绝提供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证据罪”和“妨害国交罪”;对于涉密犯罪应增设“非法买卖国家秘密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持有国家秘密罪”“非法持有军事秘密罪”和“伪造、变造国家秘密罪”;对于社会管理犯罪应将“非法引进、释放、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完善为“非法传播有害生物物种罪”,并增设“危害文化安全罪”;对于涉核犯罪,应增设“非法制造、买卖、提供、运输、储存核技术设备、物品罪”和“非法持有、使用核材料罪”;对于涉民族团结和少数民族民主权利犯罪应对“出版歧视、侮辱少数民族作品罪”等做出犯罪主体、罪刑阶梯乃至附加刑的重新考量。总体国家安全刑法观不仅有着新型犯罪的特别视野,而且拒斥“刑法象征性立法”。总体国家安全刑法观还要求现行刑法分则的罪章体系重置。在总体国家安全刑法观中,由于总体国家安全的“体系性”,故涉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司法解释应是体系性解释。

我国恐怖主义犯罪立法扩张及其边界——兼议“安全刑法观”之提倡

为保护社会整体安全,刑法的早期化介入成为必然,世界各国相继采取了刑事处罚的前置化立法模式。我国反恐领域采取前置化立法模式具有必要性和现实依据,符合我国现阶段刑事政策的指导方向。《刑法修正案(九)》通过预备犯正犯化、帮助犯正犯化、持有型犯罪类型化等立法方式,表明了我国恐怖主义犯罪前置化立法扩张的趋势,完善了我国应对恐怖主义犯罪的制裁体系。现代风险社会中恐怖主义引发了新型的复杂风险,确立以预防和安全为主导的'安全刑事观',将为刑法提前介入提供正当性依据。然而,为平衡社会秩序和公民权利保护,这种立法扩张也应保持必要的边界,司法应保持必要的谦抑性,并且从正当程序上予以限制。

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的中国刑法学新理念

习近平法治思想内容丰富且有深度,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对于引领中国刑法学的新理念,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面对社会中激增的危机与风险,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树立安全刑法观提供了价值指引。面对秩序与自由、国权与人权之间的抉择,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以人民为中心"根本立场,为树立民权刑法观提供了价值指引。面对我国刑法体系内部科学化、刑事法律之间的协调化等要求,统筹发展与安全、总览全局的系统观念,为树立系统刑法观提供了价值指引。安全刑法观、民权刑法观以及系统刑法观,远远不能代表习近平法治思想对确立刑法新理念的影响。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启示在于:中国刑法学新理念的确立,必须立足于中国国情加以本土化培育,切忌盲目移植国外的刑事法治理念。

社会风险时期“虚假信息”的认定——以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罪为视角

“新冠肺炎”作为社会风险,为虚假信息的传播提供了犯罪的土壤。虚假信息也扩大了各种社会风险。尽管虚假信息有法条规制,但是对“虚假信息”本身缺乏明确的解释,学界对其存在一定的争议。司实务中受安全刑法观影响,司法机关往往会扩大打击范围。尽管身处疫情期间,但司法机关仍应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分步骤地去认定虚假信息,谨慎使用刑法,才能兼顾社会秩序与公民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