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视角下的波黑和平与安全——从《代顿协议》到波黑妇女、和平与安全国家行动计划

1995年12月《代顿协议》正式签署,开启了波黑地区的和平进程。但这是一种性别盲视的和平进程:在和谈和签署协议的整个进程中都没有看到妇女的身影,协议中也没有关于性别平等的内容。性别问题被排除在外的做法,导致男女在战争中不成比例受伤害的情况在战后重建中无法得到充分考虑,不利于推动地区的可持续安全与稳定。2000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325(2000)号决议,标志着性别议题首次纳入联合国安理会的议事日程并强调女性有效参与武装冲突预防和维和的全过程对于和平的重要性。该决议与其后续决议共同组成了“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欧盟是波黑和平进程的重要参与者。2003年,《欧洲安全战略》正式发布后,欧盟接管波黑民主建设。作为波黑和平进程的重要参与者,欧盟开始在波黑地区强调“性别平等”这一欧盟核心价值观。波黑随之在性别平等问题上实施积极转向,波黑申请加入欧盟的资格要求进一步推助了这一过程。在此背景下,波黑于2010年成为第一个签署“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国家行动计划的中东欧地区国家。在国家行动计划中纳入性别视角为波黑实现国家发展、地区安全和可持续和平进程都带来了积极变化。

总体安全观下“一带一路”的和平与安全问题及其法制构建

总体安全观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被提出。其中,恐怖主义、网络信息安全、环境资源安全以及核能源安全等问题,是我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政策所面临的最关键的和平与安全问题。新《国家安全法》的颁布实施,虽然对当前国家安全领域问题有所规制,但我国尚未在国际和国内层面构建起较为完整的法制体系。对此,不仅应当认识到我国在国内非传统安全法律规范仍然存在漏洞,还应以《联合国宪章》为宗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倡导和谐世界理念,通过国际条约不断加强国际安全合作,构建更为完善的国家安全法制体系。这种法治构建,对于保障"一带一路"建设的和平与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参与几内亚湾地区和平与安全合作:挑战与深化路径

进入21世纪,几内亚湾地区安全形势日趋复杂。中国与几内亚湾地区国家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和平与安全合作:支持地区国家的安保能力建设;参与联合国在该地区的维和行动;参与地区国家战后重建等。目前,双方在和安合作中仍存在一些制约因素。鉴于此,中国参与国际和安合作的理念应有所突破,进一步深化和创新以发展促和平的理念和方式,将预防冲突置于合作的优先位置,并在加强自身能力建设的基础上,适度加大对几内亚湾地区和安事务的参与力度。

新时期中非和平安全合作:创新国际安全公共产品供应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非洲所面临的和平安全挑战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冲突或暴力烈度大幅下降,但安全与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的相互关联日益明显。中国历来重视与非洲的和平安全合作,并尝试通过这一合作创新国际安全公共产品的供应理念与方式,如发展优先、可持续与当地化等理念,平等对待、联动式治理、机制化治理等方式。未来,中非和平安全合作仍需围绕理念塑造、优先排序、机制建设及财政支持等方面持续创新国际安全公共产品的供应。

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维护

随着世界热点地区矛盾的激化和国际恐怖主义的滋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呈现严峻之势,严重威胁着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国际社会必须加强合作,在不断完善反扩散机制的同时,还要化解地区性国家间和种族间的冲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彻底铲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动因。

法国对非军事政策演变对中法非和平安全合作的启示

法国在非洲的军事存在和干预行动历史悠久,是其在非洲重要的传统竞争优势。殖民地时期,法国依靠军事优势维持其宗主国地位和利益;冷战时期,军事是法国推行"新殖民主义"的重要手段。冷战结束后至21世纪第一个十年期间,法国打着"民主"旗号支持非洲亲法政权,军事色彩相对弱化。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法国重新强调军事手段,多次发动大规模军事干预,将西部和北部非洲列为政策重点;尽管较好地把握、引导和利用了非洲结构性和非结构性暴力的变化趋势,但在具体政策调整过程中也屡屡失误,暴露出法国在控制战后乱局方面的能力不足。基于维护在非经济利益、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及强化中非合作等考虑,中国应推动中法非三方和平安全合作,坚持"非洲提出、非洲同意、非洲主导"原则,重点围绕沟通机制、非盟和平安全机制、萨赫勒局势、海盗打击、维和行动、金融合作等方面展开。尽管也有相应需求,但法国传统安全思维中的不合理因素将成为三方合作的主要障碍。

中国对联合国和平安全议程的参与和塑造

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年来,中国持续融入国际体系,对联合国事务的参与和贡献日益提高。冷战结束后,由于一些国家国内冲突加剧及西方国家在国际上处于强势地位,国际社会对安全威胁来源及联合国作用的认识发生显著变化,由此引发联合国国际和平安全议程的重大调整及规范竞争。中国将联合国安理会作为推行国际和平安全理念及方案的重要平台。安理会中的议程设置、方案选择、投票权、联盟结构等四个方面构成了中国参与和塑造联合国和平安全议程的基本制度框架。中国日益重视利用担任轮值主席国的机会塑造安理会议程,但未能充分参与决议草案起草且被排斥在美英法组成的核心磋商圈之外。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对安理会关键性决策具有重大影响力,并在叙利亚等问题上显示了使用否决权的意志。中国在安理会注重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协调,并与俄罗斯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然而美国及西方国家在安理会仍居于主导地位。展望未来,中国在联合国和平安全议程中的角色应随着客观环境和需求的改变而作出调整;提升中国理念和方案的吸引力,通过交流、交锋促进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相互理解与合作,将是中国联合国外交面临的长期任务。

非洲和平与安全建设:南非的区域大国角色及限度

作为区域大国,南非在非洲安全秩序构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94年民主转型后,南非国家身份定位由西方的"白人飞地"转变为"非洲国家","以非洲为中心"成为南非外交政策的战略优先。南非非国大政府秉持新的国家身份认知,不再将非洲国家视为国家安全的威胁,而是命运与共的合作伙伴。南非通过参与解决非洲国家冲突、加强非洲集体安全机制建设、支持非洲冲突后重建与发展进程、推动联合国与非盟加强战略协调与合作、参与多边维和行动等方式参与非洲和平与安全建设,扮演了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供给者的角色。南非虽然在非洲和平与安全建设的某些领域发挥了独特的引领作用,但经济增长乏力和国力相对下降,使其越来越无法有效应对日趋复杂的非洲安全形势。域外大国和国家集团加大对非洲安全事务的干预力度、其他非洲区域大国的竞争,也对南非在非洲和平与安全建设领域发挥引领作用形成了制约。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经济增长陷入衰退和社会矛盾加剧的背景下,南非政府将把更多精力和资源用于解决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直接介入非洲冲突解决的意愿和能力会有所下降。南非在参与非洲安全事务过程中将更加惜用自身国内经济军事资源,进一步提升对外交手段、非洲集体安全机制的依靠。

尼泊尔·联合国·和平与安全

尼泊尔是一个人力和物力资源都十分有限的不结盟国家。自加入联合国以来,尼泊尔坚定地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支持联合国裁军与核不扩散政策,在国际反恐问题上与联合国保持一致,并以此维护其国家安全,这是尼泊尔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

妇女、和平与安全议题的演进与发展——基于联合国秘书长报告(2010—2019)的分析

自联合国安理会第1325(2000)号决议通过以来,联合国秘书长每年会针对这一问题的进展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大会递交年度报告。2010—2019年十年间的联合国秘书长报告主要围绕和平与安全、妇女参与、性别平等、保护及援助等四个层面展开。报告中占比最大的“促进和平和防止冲突”层面的内容显示,武装冲突和暴力极端主义是较常遇到的国际环境,预防和应对性暴力是较常遇到的具体问题。历年秘书长报告显示了在各项任务中继续强化性别平等和妇女参政的重要性,并一直致力于为妇女、和平与安全涉及到的各项任务提供援助。

经济韧性与长三角区域安全发展

经济韧性与区域安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一个具有良好经济韧性的地区通常能够更好地化解外部威胁和风险,从而提升区域安全。经济韧性能够通过多种方式促进区域安全,这是因为具有韧性的经济体能够更好地吸引外部投资和合作,加强地区内部合作和关系,从而增强地区的整体安全性。另外,经济韧性也可以通过提高社会和民众的生活水平和福利,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从而有利于维护区域内部的和平与安全。

NGO与全球和平安全治理

在国际舞台上,非政府组织即NGO,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崭露头角以来愈发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那么,NGO在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中究竟有着怎样的影响?在发挥作用的同时,它又遭遇着哪些不可抗拒的阻碍?本文通过对相关知识和理论的学习与分析,以浅识并解答上述的问题。

性别议题安全化研究——基于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的案例分析

安全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概念。20世纪90年代,哥本哈根学派提出具有建构主义特色的“安全化理论”。女性主义安全研究重视性别与安全的关系,认为安全化理论忽视了性别安全问题。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第1325(2000)号决议为基石的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既是近二十年来形成的新国际安全规范,也是性别议题安全化的集中体现。1325号决议及其后续决议共同形成了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使性别议题进入国际安全日程。对妇女参与、妇女权利和性暴力等性别议题的安全化或去安全化问题,受到多重因素的交叉性影响。在不同行为主体和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以安理会成员国特别是常任理事国围绕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进行的互动与辩论,推动了性别议题安全化的发展进程,既体现出“主体间的和由社会建构的”安全化问题的复杂性,也规范了安理会表决机制下安全化的程度和限度。性别议题安全化的发展前景亦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多重可能性。

海洋命运共同体视域下海上和平与安全的法律保障

我们共同生活在这颗蓝色的星球,海洋将世界各国的命运串联在一起。中国是一个陆海复合型国家,地理位置特殊,在历史上,海上安全问题一直以来是国家安全的软肋。为有效建设世界共同的海上和平与安全共同体系,面对海上安全威胁,我国提出了“海上安全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推动全世界海上文明安全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浅谈我国增设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罪的可行性及具体问题

本文通过对国际刑法和其他有关国家刑法关于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的罪行设置条款的比较,具体阐述了我国刑法体系中增设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罪的可行性,以及对增设该罪后的一些意见,并详尽讨论了将"恐怖主义犯罪"与"毒品犯罪"置于"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罪"之中的原因。

中国参与非洲和平安全建设的思考

参与非洲地区和平安全行动对维护我国日益增长的在非利益、加强中非关系、提高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在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的国际安全局势下,通过回顾非洲和平安全建设的历史、分析现状,得出非洲和平安全建设面临着应对能力不足、维和难度加大、经济发展脆弱、各国行动意愿不一致等困境。参与非洲和平安全建设,中国须在全球安全倡议指引下,采取多元化的合作路径,按照发展式和平的合作方式,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全力维护非洲和平与安全。

非结构性暴力视角下非洲对和平安全建设认知的演变与中国参与

近年来,非洲安全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与此同时,非洲对于和平安全建设的认知经历了从“自我觉醒”到“自我升级”再到“自我主导”的转变,这对中国在前期与非洲安全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非洲和平安全建设提供了契机。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可以按照“两主一辅”的路线加强与非安全合作,推动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

欧盟制度框架下的国际性别规范内化研究——以“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为例

国际性别规范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通过为标志。随着国际性别规范逐渐发展成熟并演化为一个“交叉性”问题,发展、安全、和平、政治权利、公共卫生、劳动等都成为国际性别规范涉及的领域。2000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标志着人权问题正式进入安全领域,形成了国际性别规范中的“性别与安全”分支。欧盟作为国际规范“试验场”,一度影响着国际规范的制定走向。欧盟在内化性别与安全规范的过程中受到了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影响,尤其受到了2003年欧洲安全战略中欧盟对“人的安全”这一定义的充分理解的影响,明确了落实“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的重要性。欧盟通过区域行动计划、设立欧盟对外行动署性别顾问专员等方式,深化了内化性别与安全规范的战略目标。这些行动使得欧盟在政策上和实践上都形成了欧盟特点,不仅使欧盟保持着规范制定上的领先位置,更为“妇女、和平与安全”这一议程代表的国际“性别与安全”规范提供了革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