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入约”伴生结构性安全困境

2024年2月26日,匈牙利国会投票批准关于瑞典加入北约议定书的议案。3月7日,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向北约递交入约文件,瑞典正式成为北约第32个成员国。瑞典加入北约,不仅标志着其200余年中立国地位的终结,还表明除俄罗斯以外的波罗的海国家都已被纳入北约版图。与此同时,俄罗斯“见招拆招”“果断亮剑”,总统普京在同一天签署了设立列宁格勒军区和莫斯科军区的总统令,调整俄西部边境地区的军事部署以应对北约。瑞典“入约”是影响欧洲地缘安全格局的大事件,俄罗斯与西方的结构性安全困境将显著加深。

东盟国家对AUKUS的差异化反应——基于本体安全困境的解释与推演

AUKUS宣布建立之后,东盟国家对此做出了差异化反应。本文在对本体安全困境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选取了“威胁认知”和“身份叙事”两个内生性主要变量,依据这两个变量分析东盟国家对AUKUS的差异化反应。本文基于针对外部层面的“威胁认知”和针对内部层面的“身份叙事”对四种反应分型的结构分析,认为东盟国家对AUKUS的差异化反应与东盟组织整体反应的冲突并不会导致东盟陷入本体安全困境,因为这种差异目前仍在可控范围之内,东盟国家仍然认同东盟共同体这一区域身份。因此,东盟的本体安全困境不在区域层次,而在于作为外部威胁的AUKUS与东盟共同体针对“东盟中心地位”这一全球身份的竞争。目前东盟本体安全困境的实质便是这一身份竞争的“战略相持”。东盟本体安全困境的演进表现为AUKUS与东盟两种形式的身份竞争,即强制性威慑者与软性共识者、国际规则的威胁者与践行者的竞争。东盟本体安全困境也体现出新的发展动向:下沉至区域层次风险、隐蔽伪装性与强对抗性趋势。

社会安全困境概念解释族群冲突现象的应用及批评

保罗·罗伊基于巴里·布赞与奥利·维夫等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研究重构了 “社会安全困境”概念,以求从认同的角度解释某个族群对于自身族群认同的捍卫,如何触发他者的威胁认知,导致安全态势升级,并引发暴力冲突甚至战争的过程。罗伊认为“认同”是族群在社会安全层面受到威胁的核心。他将对于安全需求相容性的错误认知作为分析社会安全困境是否被激活的因素,通过案例研究的方式展示“社会安全困境”的定义、形态以及解释力。

安全全球化的经济逻辑:以全球安全困境为例

当今世界,全球化出现了由经济全球化转向安全全球化的趋势,并存在进一步向“全球安全困境”坍缩的迹象。一些国家的政策开始由倾向于通过经济全球化带动增长,转向更多考虑国家安全因素并宁可为此牺牲经济效率,表现出更不相信开放、更不相信市场、战略竞争加码、供应链及支付网络安全化、军事投入及部署增加等特征。拯救全球化的根本之道在于通过突破性创新驱动的技术进步,将趋于疲弱的世界经济扭转至相对高速的增长轨道,让各国由“存量博弈”回归“增量博弈”。边疆或边缘地区具有打破常规、爆发出制度及科技等方面突破性创新的有利条件,但也存在特有的脆弱性。对一国而言,除应针对边疆地区出台大兴创新之风的鼓励政策外,还应当加强对其所承受的硬权力及软权力影响情况的监测和研判,在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同时,须臾不可放松在软权力上的引致性投资,增强边疆地区的向心力,为其富有活力的突破性创新潜力的发挥创造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

苏丹危机凸显非洲之角安全困境亟待破解

2023年4月15日,多年来政治和安全局势持续动荡不宁的苏丹再次发生严重危机。苏丹军方与民兵武装“快速反应部队”(RSF)爆发严重流血冲突。引发苏丹再陷动荡的原因较为复杂,表面上看是源于布尔汉领导的军方与达加洛领导的快速反应部队之间争权夺利,而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是前总统巴希尔下台后苏丹权力结构被打破且未能得到有效重建,民主过渡进程急于求成。截至4月底,苏丹冲突已造成数千人伤亡、数万人流离失所。

俄罗斯的“帝国性”特征与“安全困境”

安全是任何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俄罗斯也不例外。俄罗斯拥有与美国比肩、足以保障自身安全的核武库,庞大的常规军力和强大的战争能力,从军事实力角度其安全能够得到充分保障。与此同时,俄罗斯对安全的理解,对“绝对安全”的追求,安全优先等不仅体现在思想观念层面,更是构成其内外政策文件的基本内涵和内外政策实践的“绝对命令”,且具有极强连续性。俄罗斯这种一方面拥有足够安全保障,另一方面对安全无止境追求的现象可谓是一种独特的“安全困境”。对于这一现象,可以从俄罗斯国家身份“帝国性”特征与“安全困境”二者之间的关系角度进行解释。俄罗斯国家身份“帝国性”特征与“安全困境”互为前提、相互建构、相互强化。俄罗斯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则需要十分强大的内生性思想资源以及对政治权力与社会的关系的必要调整。因而这也是我们观察俄罗斯未来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视角。

战略不确定性与安全困境的生成机制

在霍布斯文化与洛克文化并存的国际体系中,拨开战争迷雾、缔造和平进程,既要避免反应过度还要防止反应不足,寻求有效路径来应对外部环境的战略不确定性挑战,是大国崛起进程中能否实现化敌为友、降低战略透支风险的重要考验。本文拟解决的核心议题是:揭示战略不确定性影响安全困境的因果机制。这里将战略不确定性作为自变量,主要聚焦于战略对手互动环境的不确定性特征,将威胁预期作为中间变量,安全困境则是因变量。衡量互动环境不确定性程度的三个指标是:权力中心的数量及其地理分布、权力转移、大国战略行动。威胁预期主要是由互动双方战略目标的相容程度、威胁紧迫性和威胁反馈模式构成。威胁预期主要分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取向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取向,通过因果漏斗、回音壁效应和镜像反应三个传导机制可能会产生夸大威胁的效果。实证检验选取近代英国延缓霸权衰落的大战略进程作为过程追踪的案例,分析其在1853—1922年分别与法国、俄国、德国、美国等其他竞争对手的战略互动中,如何应对战略不确定性,彼此如何塑造了威胁预期,进而形成不同效果的安全困境。只要国际体系尚未被康德文化主导,管控安全困境烈度的现实选择就是构建战略稳定机制。

安全困境、战略自主与风险偏好的惯性探究

为什么一个大国会从“风险规避型”偏好向“风险承担型”偏好转移?大国风险规避或风险承担的战略偏好并不总是与实力对比或战略环境相匹配,有时在现状收益递减或相对权力优势最大化时选择克制战略,却在仍处于现状收益递增或权力劣势时选择冒进战略。对于解释风险偏好的这一不确定性特征,可通过对国家战略自主性、战略动机、安全困境和风险偏好惯性等进行关联性考察,采取兼具体系变量与单元变量的综合路径,探究非本意的系统效应结果。通过对近代欧洲多极体系与美苏冷战两极体系的结构性和进程性考察,验证了自利德尔·哈特到保罗·肯尼迪的目标—手段的动态平衡对大国应对战略风险的重要性,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战略自主性与风险偏好的惯性研究。

安全困境与后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兼论台湾问题

安全困境是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特征 ,本文通过分析安全困境发生的原因 ,提出了安全困境的两种模式 :一般性安全困境和结构性对抗安全困境 ,在此基础上对冷战后中美关系中存在的安全困境的性质和特征进行了分析 。

安全困境与后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

安全困境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基本特征。通过分析安全困境发生的原因 ,提出安全困境的两种模式 :一般性安全困境和结构性对抗安全困境 ,在此基础上对冷战后中美关系中存在的安全困境的性质和特征进行了分析 。

中日安全困境的三重解释及中国应对

结构性、进程性和功能性是认识安全困境的三重视角。在西方国际安全理论中,结构性视角关注安全困境的结构状态,是以缓解安全困境的结构性为指向的解决策略;进程性视角强调行为体之间战略协调与合作;功能性视角侧重功能部门的合作、安全困境的外溢性和扩散性,强调低级政治领域层面的合作以促安全。在中日安全困境中,结构性安全困境程度最深,进程性安全困境次之,功能性安全困境最少。但是,西方安全理论有关安全困境的逻辑演绎出现很大漏洞,解决方案不能完全奏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超越了西方安全理论的局限性,对解决中日安全困境具有指导性意义。

安全困境与族群冲突——基于“机制+因素”的分析框架

族群冲突是冷战后数量最多的"热战"形式,目前的大部分研究不重视对这一社会结果的机制性理解,因而未能完整地解释族群冲突发生的因果机制。虽然有少数研究包含了对族群冲突的机制性分析,但这些研究未能厘清机制与因素的互动关系。本文认为,"安全困境/机制+因素"分析框架——将各种调节因素通过驱动力联系到安全困境机制——能够有效填补已有研究的不足,为迈向一个动态和整合式的族群冲突理论奠定基础。本文理论部分首先分析了四个重要的行为驱动力(恐惧、不满、仇恨和精英动员族群的能力)如何调节族群间安全困境机制,然后讨论了七个因素(政治不稳定、族群政党系统、歧视性的族群政策、经济衰退、族群间经济差距的变化趋势、历史冲突、族群人口分布的类型)对这些驱动力的影响。随后的实证部分应用这一分析框架解释了捷克斯洛伐克(1968—1993)和南斯拉夫(1971—1991)两个案例中族群政治的不同走向,显示了这一分析框架的理论潜力。

安全公共产品供求矛盾与东亚安全困境

二战后,美国以建立双边同盟体系的方式向东亚地区供给安全公共产品,以此构筑了美国主导的东亚地区安全体系。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和中国的快速崛起,东亚力量结构加快调整,一方面使东亚国家对安全公共产品的需求不断上升,另一方面美国提供的安全公共产品因日益"私物化"而难以满足地区的安全需求,由此导致该地区安全产品的供求矛盾。安全产品的供求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中国作为地区大国,在满足地区安全需求和避免中美两种安全产品恶性竞争的基础上,应扮演东亚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供应者,既要向东亚提供新的安全观念,也要主导建立集体安全合作机制,以缓解地区安全困境,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安全困境”视角下的朝鲜半岛和平机制

自1953年朝鲜半岛停战机制建成以后,这一机制曾经长期维持了朝鲜半岛局势的基本稳定。不过,冷战结束后朝鲜半岛停战机制的巨大局限性和严重滞后性逐渐暴露出来,建构新的朝鲜半岛和平机制迫在眉睫。由于朝核问题的出现和一再发作,建构朝鲜半岛和平机制问题与解决朝核问题逐渐融合起来,朝核问题的演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建构情况。究其原因,正是朝核问题推动朝鲜半岛陷入到"安全困境",并放大了朝鲜半岛诸多结构性矛盾,导致安全困境出现的根源制约着安全机制的建立,致使朝鲜半岛和平机制迟迟不得建立。这涉及到相关各方的利益分歧、朝鲜半岛的"纯然"无政府状态、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权力及安全理念差异等。如果建构朝鲜半岛和平机制,东北亚各国必须在解决朝核问题的过程当中,努力缓解安全困境所带来的各种阻力,逐渐明确和促进共同利益、发展双边或多边关系,不断通过经济上的共同发展来带动安全对话和政治合作。

“安全困境”概念辨析

“安全困境”是国际安全领域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巴特菲尔德和赫兹共同提出了这一概念。善良的意图、无法决断的不肯定性、自我挫败或矛盾的政策以及“悲剧”含义是判定一种情势是否为“安全困境”的参照标准。国际政治中存在着“体系引导型”和“国家引导型”两类安全困境 ,二者的运行过程是相同的 ,但在缓解和逃逸问题上存在着重要区别。

东北亚安全困境及其战略应对

本文以寻求打破东北亚安全困境之道为主旨。东北亚安全困境主要体现为结构性困境、进程性困境和功能性困境。双边同盟、均势与合作安全并存是当前东北亚安全合作的主要特征,东北亚相关诸国应对安全困境的战略路径以解决进程性困境为着眼点,在功能性领域着力不够,尚未从根本上触动结构性困境。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可能的路径是通过合作安全逐步确立集体安全,通过六方会谈的制度化建设促进各国的对话、协调,以制度化地推进行动议程。东北亚安全困境制约着中国和平发展的总体环境,未来中国将在东北亚和平与繁荣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东亚安全困境及其出路

安全困境是国际安全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它主要界定的是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主权国家行为体间因互信的缺乏和彼此猜疑,出于安全目的而采取的国家行为,最终却导致国际关系中安全普遍缺失的危险境况。后冷战时期,东亚普遍存在着安全困境。东亚安全困境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结构性原因。只有构建综合安全,建立有效的区域安全机制,东亚安全困境才能有真正的出路。

冷战后中国西南边疆的安全困境与安全治理

冷战后,中国西南边疆的安全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安全因素从过去的军事对抗向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综合安全领域转化,安全问题也从过去的单维度向多维度转化,军事安全威胁的因素大大降低,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不断加大。各种跨国犯罪不断冲击着边疆安全,使西南边疆预防跨国犯罪和毒品走私的成本在不断增加,边疆安全的脆弱性不断凸显,西南边疆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安全困境和安全压力。如何应对西南边疆的安全困境和有效治理边疆安全环境已是当务之急,也是该文力图探讨的内容和目的。

导弹试射、六方会谈与多边谈判中的“安全困境”

2006年7月5日朝鲜的导弹试射加剧了朝核问题所引起的安全紧张关系,沉重打击了六方会谈进程。为什么多边会谈启动三年之后朝核问题上的“安全困境”始终得不到实质性缓解?本文认为,在有关国家的安全认同无法得到实质性变更与发展的情况下,单纯依靠对话机制难以消除安全冲突。朝鲜导弹试射所提供的经验是,必须在行为体形成开放系统的前提下发展可以规范的安全认同。

“安全困境”概念、成因及其实践超越

“安全困境”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用以解释国际紧张、对立乃至冲突形成机理的一个基本概念和命题。自20世纪中期该概念提出以来,被各国学者所广泛吸收、借鉴,运用于分析和说明国际安全环境与本国的安全境况。但“安全困境”概念本身存在一定的疏漏和弊病,尤其是国际关系学界对“安全困境”成因的理解和研究分歧较大,缺陷明显。笔者认为,在特定国际体系中,对他国国际战略意图的模糊性认识及对自身国家安全的无止境追求,是导致国家间“安全困境”的真正动因。走出“安全困境”需要对国际社会共有安全观念的构建。建国以来,我国三代领导集体的国际战略和外交实践为“困境超越”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