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与东亚多边安全合作及其理论分析——以东亚多边安全对话机制为例

冷战后,东亚地区兴起了以各种多边安全对话机制为代表的多边安全合作模式。中国在10多年的参与过程中坚持东盟主导,遵循"不干涉他国内政、协商一致和灵活非正式"的东盟原则,重点加强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务实合作和防务对话,主张以建立信任措施为主要目的并探讨符合东亚特征的预防性外交。文章认为,中国应以主人翁姿态参与东亚安全合作,并以"10+1"和"10+3"机制为基础,广泛推进地区安全合作议程的创设,为东亚多边安全机制提供足够的物力、财力和智力支持。

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机制的发展走向及其对中国—东盟合作的影响

中国和东盟作为亚太地区的重要力量,其双边合作是亚太区域合作中最为成功和最具活力的典范。2021年,中国与东盟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发展迈进新阶段,双边合作翻开新篇章。然而,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机制(QUAD)于2017年重启,2021年升级以来,其呈现了不断加强军事安全合作、拓展合作范围、以“QUAD+”扩容增员的发展走向,对中国—东盟合作的地区秩序、安全形势、战略互信和相互依赖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影响中国—东盟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和升级。因此,中国需要予以关注,多措并举,推动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网络空间安全合作及其影响

自2017年美国、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四国重启安全对话以来,"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参与国出于共同利益和各自利益的考量,注重加强在外交、军事和经济等多领域的互动。作为海、陆、空及外太空之后的"第五空间",网络空间所蕴含的战略重要性日渐突出,正在成为"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参与国探索安全合作的新领域。"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中的网络空间安全合作形式受到互动基础、战略需求和地区环境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双边递进四边"和"多边直接参与"两种类型,其内容涉及提升军事系统与数据情报合作、共建先进通信网络系统和协同禁用中国应用软件等方面。从发展趋势看,"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中的网络空间安全合作将对中国及印太地区安全局势产生复杂的影响。与此同时,战略互信程度和技术发展水平等因素也将增大"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内部网络安全合作成效的不确定性。

澳大利亚情报体系改革的特征、动因及影响

[研究目的]在大国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身为“五眼联盟”之一的澳大利亚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因此,针对澳大利亚情报体系改革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方法]通过对澳大利亚情报部门的官方信息、媒体报道等资料进行文本分析,梳理澳大利亚情报体系改革的概况,可将其特征概括为:情报机构的职能权限持续扩大、情报机构的政治化倾向愈发明显、情报安全机制的合作不断加深。结合层次分析法,可将澳情报体系改革的动因分为三个层面:国内层面,争夺有限的政治资源;国家层面,“中等强国”的国家安全观驱动;国际层面,巩固美澳情报联盟的战略需求。[研究结论]澳大利亚情报体系的改革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就社会层面来看,持续强化威胁认知导致民粹主义升温;就国家层面来看,过度干预政府决策挤压外交空间韧性;就国际层面来看,情报联盟日趋紧密加剧地缘政治冲突风险。当前,中美竞争进入长期化与常态化阶段,美国加紧构筑“盟伴体系”围堵中国,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及“五眼联盟”是其情报联盟战略的核心部分。因此,中国需要密切关注澳大利亚情报体系改革的战略动向及影响。

东亚区域合作的现状、问题和前景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日益加快，东亚各国从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考虑，以务实的态度，积极开展政治、经济、安全等诸领域的多边对话与合作，区域合作呈现出方兴未艾的态势。东亚区域合作的不断加强和日益深化，不仅有利于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而且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美国“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及中国的应对——兼论东盟国家的立场与选择

2022年5月24日,美国总统拜登正式提出了“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IPMDA)这一海上安全新倡议。其根本目的是,在战略上,填补美国在海上“灰色地带”的空缺,重塑美国海洋大国的影响力;在战术上,包括利用与其他参与国的合作,形成多方异地联动的互动格局,让其他国家在分担美国压力的同时,形成共同在海上应对中国的合力。为此,拜登政府尤其看重并拉拢一些东盟的南海“声索国”。在实施过程中,IPMDA打着“打击非法捕捞”“人道主义援助”“联合救灾”等具有极强欺骗性的幌子,在全球海域构建海域情报信息共享网络,不断强化对中国渔民作业船只的跟踪监视,并公开阻扰和干预中国渔民正常且合法的海上捕捞作业。美国还先后派出多艘海洋测量船和海洋监视船在南海海域秘密展开水文调查,探测海底地形,对中国和相关地区内国家构成严重的侵权,破坏地区安全和稳定,影响“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IPMDA是在大国博弈的时代背景下推出的,蕴含着明显的冷战思维和服务于美国自身利益的战略动机,它不仅大大挤压了东盟自身的战略选择空间,还破坏了东盟的“中心地位”,东盟国家对其表现出3种并不完全一致的立场,但更多的是疑虑和观望。多数东盟国家在未来并不会选择参与IPMDA,美国一心希望的由此构建一个针对中国的“涉海统一战线”的愿望更不会实现。

印度参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动力、阻力及前景

自2009年成立以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整体发展顺利,在和衷共济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以合作发展共同应对风险和挑战、以开拓创新激发合作潜能和活力等方面作用显著。其中,印度既是金砖机制创始成员国,又积极参加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机制,其对于金砖机制的政策取向事关金砖国家合作未来。从整体上看,印度政府对于金砖机制态度积极,重视程度持续提升,故而努力参与引领和塑造金砖机制合作议程,同意金砖机制扩员,推动从金砖五国升级为金砖十一国。印度上述政策源于多重利益诉求:推动国际秩序多极化,提升印度的全球话语权;维持大国战略平衡,确保印度始终能够多方得利;确保印度的能源资源供应安全等。但也要看到,金砖国家未来深入开展合作始终面临印度方面的制约与掣肘,若处理不好将对该机制未来发展产生较严重负面影响。例如,印度坚持狭隘的国家安全观、担心影响对美关系等始终制约着金砖国家合作。因此,印度未来对金砖机制的态度存在变数。

地区强国缘何配合美国地缘战略构想?——以印度、日本为例

本文将地区强国分为地区最强国、地区次强国和非典型地区强国三种,尝试从战略配合方的地区强国和战略发起方的美国寻找自变量,搭建一个地区强国配合美国地缘战略构想的分析框架。本文发现,地区强国的地区主导地位焦虑和美国对待小多边主义的态度,对地区强国配合美国地缘战略构想造成影响。地区力量对比变化在国内认知的作用下,刺激地区强国产生地区主导地位焦虑,促使地区强国产生配合美国遏制共同“挑战国”的地缘战略构想的冲动;小多边主义作为美国拉拢地区强国的重要合作方式,对地区强国配合美国的地缘战略构想具有吸引力。当这两个因素兼具时,地区强国便会积极配合美国的地缘战略构想。本文选取地区最强国印度加入四国安全对话机制(QUAD)的进程,以及由非典型地区强国变为地区次强国的日本推进和参与QUAD的过程为检验案例,验证了本文解释框架的合理性。

预防性外交规范的本土化及其困境——以东盟地区论坛(ARF)为例

成立于1994年的东盟地区论坛是亚太地区最早引入预防性外交规范并成功实现本土化改造的政府间多边安全对话机制。论坛对预防性外交规范的内化受国际、地区安全环境的影响,但更多的是东盟策略选择和主动塑造的结果。根据以上两大因素,可将预防性外交规范在论坛的本土化进程划分为规范探索、蓬勃发展、曲折前行三大时期。经过30余年的发展,论坛已逐步构建了独具东盟特色的预防性外交规范,该规范以合作安全观为内核,以追求东盟中心地位为战略目标,奉行不干涉主义和最小制度化的原则。规范在培育信任合作文化、防止暴力冲突等方面发挥了建设性作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受大国战略竞争与东盟内部分化两大因素的挑战,预防性外交规范未来的发展仍面临困境。东盟地区论坛的实践探索也为我国在引领预防性外交发展、维护亚太地区安全稳定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留下更大空间。

“印太战略”框架下美日基础设施合作

2016年以来,美日基础设施合作在战略协调、机制建设、基建融资以及项目推进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美日基础设施合作以对冲“一带一路”为核心目标,以构建“非对称优势”为基本思路,以政府催化私营部门为开发模式,以基础设施合作撬动关系治理为战略逻辑,以差序化形式构建基础设施伙伴关系,既是其“印太战略”的经济实践,也是对“印太战略”的功能性补充。由于拜登政府执政后美日等国在合作领域、合作原则上的分歧有所缩小,美日基础设施合作短期内在“软性”基建领域将有一定推进。然而,与“印太战略”高度捆绑的关系决定了美日基础设施合作难以获得亚太国家广泛认可。同时,美国国内阻力、中国“软性”基建能力快速提升以及“高质量”叙事与现实逐步脱节也阻碍着合作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