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GIS及FTA的安全旅游可视化研究

本文将GIS技术与FTA方法结合起来,对旅游事故进行分类处理及定性定量分析,揭示原因并进行科学预测,利用OpenGL技术建立旅游事故可视化模型并进行矩阵变换,采用Dijkstra算法实现最佳脱险路径计算及Delaunay算法实现三角剖分。在VB平台上开发了安全旅游可视化系统,包括旅游事故树自动生成、事故定性定量分析、最佳脱险路径仿真及安全旅游评价等模块,并将系统进行测试、完善及推广。

海南自贸港旅游行业安全分析

随着海南自贸港的深入推进,旅游行业作为海南省的支柱产业之一,其安全形势备受关注,并将面临旅游设施安全隐患、旅游交通安全风险、旅游活动管理对安全的影响、旅游者自身安全意识淡漠、食品卫生安全风险、社会文化冲突风险、生态环境安全风险等七个方面的风险。为了保障海南全面开放后旅游行业安全运行,需要采取加强旅游安全预警机制、完善旅游应急救援体系、加强旅游从业人员培训、加强旅游安全监管、推动旅游保险业务发展并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等一系列防范措施,让海南自贸港的旅游业在更加安全、有序的环境中蓬勃发展,为海南省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旅游产业集聚与旅游生态安全的互动关系研究——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

系统审视旅游产业集聚与旅游生态安全的互动关系对促进旅游高质量发展与生态可持续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长江中游城市群的26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区位熵和模糊物元模型分别测度2010—2021年各城市旅游产业集聚水平和旅游生态安全,并运用PVAR模型探讨旅游产业集聚与旅游生态安全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时间序列上,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产业集聚水平和旅游生态安全整体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旅游产业集聚水平的区域差异随时间变化不断提升,而旅游生态安全的区域差异则不断下降。空间分布上,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产业集聚中高水平区占据主导地位,呈现出“环鄱阳湖城市群>环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城市圈”的格局;旅游生态安全呈现出以武汉市、南昌市与长沙市为主的“三足鼎立”的分布格局。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产业集聚和旅游生态安全存在显著的互促关系,方差分解结果表明,旅游产业集聚和旅游生态安全受自身影响最大,且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生态安全的影响远大于旅游生态安全对旅游产业集聚的影响。

基于熵权TOPSIS方法与模糊物元模型的河西走廊地区旅游生态安全评估

旅游地生态安全评估事关旅游可持续发展,择优选取评价方法对降低旅游生态安全评估结果不确定性意义重大。基于此,以河西走廊地区5个地级市2011—2020年旅游生态安全状况为研究对象,构建旅游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对熵权-优劣解距离法(熵权TOPSIS法)与模糊物元模型量化结果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2种方法评价结果表明,河西走廊地区旅游生态安全总体呈上升趋势。(2)河西走廊地区驱动力指数与压力指数变化趋势相对协调,影响指数与状态指数变化趋势相似,响应指数较好地反映了区域政府的举措成果。(3)模糊物元模型方法获得的评价结果可信度更高。研究结果可为评估旅游生态安全体系选取模型时提供一定参考。

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安全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目的]科学评价旅游生态安全对长江经济带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和低碳化转型具有重要现实和理论意义。[方法]以长江经济带为案例地,从效率视角采用“DPSIR-DEA”指标框架构建区域旅游生态安全评估体系,通过探索性空间分析、GTWR模型分析了2008—2019年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安全的时空演化过程和影响因素。[结果](1) 2008—2019年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安全呈现波动变化特征,表现为“W”型螺旋上升的趋势;(2) 2008—2019年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安全时空演化存在较强的空间差异性,具有“整体稳定,局部波动”的特征,在空间上,中部区域旅游生态安全时空变化较小,长三角地区、成渝地区旅游生态安全波动性较大;(3)影响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安全的主要因素有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各个方面存在显著空间差异,此外,旅游生态安全影响因素存在较强的时空非平稳性。[结论]从效率视角切入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安全的测算和评估,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和区域旅游协调发展提供新的视角,有助于发挥好旅游业对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战略的重要贡献价值。

基于DPSIRM与障碍度模型的南山国家公园旅游生态安全评价及其障碍因子研究

【目的】为实现南山国家公园旅游高质量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方法】利用DPSIRM(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管理)模型构建旅游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权重进行确定,利用线性加权法计算旅游生态安全评价值和综合值,并使用障碍度模型分析南山国家公园旅游生态安全的障碍因子。【结果】南山国家公园的旅游生态安全处于Ⅳ级的比较安全的层次和状态,其综合值为6.3552;综合值、权重和评价值分数较高(0.5~0.6)的主要集中在人口、景观质量、旅游发展水平和自然环境等方面,分数较低(0~0.2)的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景观性质等方面;人口自然增长率、旅游地在全部的面积中的占比、地区生产总值、旅游收入、环境治理占GDP比重和人均耕地面积等指标(他们的累积障碍度大于50%)是障碍度较大的影响因素,对南山国家公园的旅游生态安全影响较大。【结论】南山国家公园旅游生态安全水平呈整体比较安全态势,需要更多关注长时间序列的旅游生态安全发展,助力构建南山国家公园旅游生态安全屏障。

青海湖旅游安全管理现状与建议

旅游安全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青海湖的旅游安全管理不仅关系到旅游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更关系到青海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因此,青海湖旅游业安全有序的管理体系对青海旅游业的发展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基于青海湖景区的风险防范、安全监管和应急机制三个方面,聚集目前景区的安全管理存在的不足,据此提出对青海湖旅游安全管理的建议,以期提高旅游安全事故防范和处置能力,减少旅游安全事故的发生。

长江中游城市群环境规制对旅游生态安全的影响效应研究

科学审视环境规制对旅游生态安全的影响效应是实现区域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案例区域,基于DPSIR模型框架构建旅游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继而采用熵值法、地理空间分析方法和面板回归模型,对环境规制与旅游生态安全时空演变特征及其作用关系进行刻画分析,研究发现:(1)在时间维度上,长江中游城市群环境规制整体呈“振荡起伏”式上升态势,且阶段分异特征鲜明,旅游生态安全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综合水平偏低,大致呈“稳定增长”到“陡坡式增长”的演替特征;(2)在空间维度上,长江中游城市群环境规制与旅游生态安全水平空间非平衡性特征突出,前者呈“核心成片状,局部成点状”空间发展态势,后者则表现为由中心城市不断向周边区域辐射,逐步形成中、高水平连片分布的空间格局。(3)长江中游城市群环境规制对旅游生态安全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但空间异质性特征突出,且形成“环鄱阳湖城市群高于环长株潭城市群,高于武汉都市圈”的分异格局。(4)除环境规制外,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生态安全时空变迁与其他控制变量均呈正相关关系,所有研究变量的影响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产业结构高级化、环境规制、城镇化水平、科技创新和人口素质。

贵州省旅游生态安全时空格局测度及障碍因子诊断——以贵州省6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

目的: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生态环境面临一定程度的冲击和考验,且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生态安全发挥着重要作用。保护生态环境安全对于防止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发挥着关键作用。为防止生态系统受到过度开发、极端污染或其他破坏性活动的威胁,重视生态安全保护对于维持生态平衡、保护物种多样性以及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至关重要。方法:文章从生态安全角度出发,选取贵州省的六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熵权-TOPSIS法对旅游生态安全进行评估,并应用障碍度模型来分析其限制因素。结果:大多数地级市的旅游生态安全级别从敏感级别转变为临界安全级别,甚至提升至一般安全级别,呈现良好发展态势。2011年至2019年,贵州省的旅游生态安全状况有所改善,距实现均衡发展仅有一小段距离;各地级市旅游生态安全维护面临的障碍因素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不同。相似之处体现在地区障碍因素主要为在校大学生人数(R4),而不同地区间障碍因素又受到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影响。结论:贵州省应加强政府统筹管理,并增强居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文章结合贵州省的实际情况,提出相应的针对性建议,以缩短地区之间的差距,确保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协同发展。

北部湾滨海城市旅游生态安全评价与优化研究

基于DPSIR模型,构建了包括5个准则层指标和22个基础指标共同构成的北部湾滨海城市旅游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综合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2019年北部湾滨海城市旅游生态安全进行定量评价。评价结果表明:北部湾7个滨海城市旅游生态安全指数均处于0.6~0.8,属于“较安全”等级,其中阳江市和钦州市旅游生态安全程度相对较高,海口市、茂名市和北海市紧随其后,防城港市及湛江市相对较低;旅游生态安全5个子系统均属于“安全”以上等级,影响和压力子系统表现相对较优,驱动力和状态子系统表现中等,响应子系统相对较差,各城市5个子系统之间得分存在显著。最后,基于评价结果,对北部湾区域7个滨海城市分别提出旅游生态安全优化对策。

基于DPSIR框架的黄山市旅游生态安全综合评价分析

论文以DPSIR模型建立起黄山市旅游生态安全评价体系,并以障碍度模型、灰色GM(1,1)模型对其障碍因子和未来动态演变趋势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在2013-2021年间,黄山市旅游生态安全水平整体上小幅上升,其旅游生态安全等级均隶属于敏感级和临界安全级。具体来看,黄山市旅游生态安全驱动力和压力子系统综合指数整体呈下降趋势,状态、影响和响应子系统综合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压力和状态障碍度呈上升趋势,影响和响应障碍度呈现下降趋势,驱动力障碍度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按当前发展态势,黄山市未来9年旅游生态安全贴近度将逐年提升。

边境旅游生态安全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

边境旅游促进边境地区发展的同时也影响了边境生态安全。论文通过DPSIR模型构建指标体系,用熵值法、TOPSIS法和障碍度模型对2009—2019年边境9省区旅游生态安全时空格局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从时间上,边境旅游生态安全总体上呈“U”型特征,各省区安全差异有扩大趋势,2016年是安全转变的重要节点;(2)从空间上,边境旅游生态安全存在边境线“纬度分异”特征,整体形势严峻;东北、西部、西南边境地区安全变化情况分别为复杂型、恶化型和改善型;(3)影响因素方面,各系统层障碍度均呈现上升趋势,影响系统上升速度最快,主要障碍因子为社会类型指标和经济类型指标,三大边境地区主要障碍因子由驱动、状态系统指标向影响系统指标转变。

边境旅游对国家安全影响的解构与重构

鉴于边境地区的特殊性,安全问题是边境旅游发展需要重点关注的话题。文章通过分析全球边境旅游发展实践,解构了边境旅游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并结合国家主权让渡理论、组织边界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等相关理论,重构了边境旅游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机理。结果发现:从跨境角度来看,边境旅游包含跨境旅游中转合作、跨境旅游资源合作和跨境旅游市场合作3种跨境旅游合作类型;从欧洲申根区、维龙加跨界保护区和罗伯茨角3个典型案例来看,跨境旅游合作均存在威胁国家核心利益的可能性;边境旅游对国家安全的影响遵循着“跨境旅游合作→国家权力让渡→国家界线模糊→国家安全风险”的路径;边境旅游产生的国家安全风险包括扩散型安全风险、集聚型安全风险和挤出型安全风险。

目的地旅游安全事件集群:概念框架与测度体系研究

在风险社会背景下,集群化旅游安全事件是旅游目的地安全管理面临的巨大挑战,但目前学界对聚合化、群落化形态的旅游安全事件集群尚缺乏基本的概念界定和测度指标。文章对集群的相关概念进行了辨析,并从本体论视角建立了旅游安全事件集群的概念框架,同时基于多学科基础建构了目的地旅游安全事件集群的测度体系。研究发现:(1)安全领域“事件集群”的产生依托主体对象集聚的二元结构效应;(2)本体论的“实体-结构-属性-功能/作用”的理论结构为认知旅游安全事件集群的概念框架提供了逻辑基础,外部形态、内部结构、时空尺度和压力强度是构成事件集群概念框架的重要结构维度;(3)密度、重心、轮廓、多样性、集中性、演化性、压力、烈度和强度等多维指标构成了事件集群的综合测度系统。该研究为科学认知旅游安全事件集群的本质内涵以及测度事件集群的内部结构特征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工具支撑。

黄土高原旅游生态安全的时空动态演进及驱动机制

全面揭示黄土高原旅游生态安全状况可为当地生态保护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参考。基于DPSIR模型构建了黄土高原旅游生态安全的评价体系,结合熵权TOPSIS法、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趋势面分析和地理探测器深入剖析了黄土高原2004—2019年旅游生态安全的时空动态演进规律和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时序演化上,旅游生态安全总体水平呈上升趋势,其均值由0.093增长至0.225,但城市间发展差距逐步拉大;从等级变化来看,“恶化级”城市数量大幅收缩,“临近安全”及以上等级城市的比重自2014年以来逐渐扩大,但“风险级”和“敏感级”城市仍占据七成以上。2)在空间层面,旅游生态安全“低水平均衡”被长期锁定,但自2013年以来有所改观,西安、郑州、太原等省会城市已成长为相对高值区,且高低水平各自集聚的“马太效应”逐步彰显,冷点区由“零星散落”向宁夏和甘肃东部“连片扩张”,热点区则于2016年后向山西大部铺展。此外,黄土高原的东西向空间趋势面大体呈“倒U型”特征,南北方向的趋势面则相对和缓,但“中部塌陷”的倾向需十分警惕。3)驱动机制方面,旅游经济的相关要素驱动力最为显著,与生态环境相关联的因子解释力普遍呈上升态势。总体来看,旅游生态安全系统是由驱动力(D)、压力(P)、状态(S)、影响(I)和响应(R)各个子维度持续互馈的结果,它们均为系统的良性循环起到了关键作用。

出境旅游安全救援中华侨华人作用研究——以赴泰旅游为例

面对日益频发的出境旅游突发事件,如何借助华侨华人力量实现有效的应急治理已成为理论研究和现实发展的迫切需要。文章以泰国普吉岛游船倾覆事故为例,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事故救援参与主体的网络结构特征,研究发现:(1)在应急响应、救援处置和善后恢复阶段,以中国驻宋卡总领事馆为代表的驻地领事馆是救援的核心力量发挥主导作用,华侨华人志愿者、泰国华侨华人社团作为积极响应者和参与者,发挥重要协助作用;(2)通过核心-边缘模型分析显示,在应急响应、救援处置和善后恢复阶段,泰国华侨华人社团、华侨华人志愿者等组织均处于核心位置,作为积极协助者和参与者,尽最大能力争取资源参与救援,在维护中国游客在泰国的旅游安全利益中发挥重要作用。研究建议,继续增强驻地领事馆在突发事件的信息预警、应急响应、紧急救援和善后处置能力,倡导建立境外旅游安全救援联盟,促进华侨华人自愿维护境外同胞安全利益。

基于PSR模型的西藏旅游生态安全分析

旅游业是拉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西藏生态环境脆弱,旅游业发展过程中更应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本文结合实际构建了西藏旅游生态安全评价PSR模型,然后利用熵权法计算指标权重,并通过收集2006-202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计算,作出总结与安全等级判断。结果显示,西藏旅游生态安全综合指数在轻微波动中呈整体上升态势,表明其旅游生态安全情况有向好趋势,同时压力层、状态层以及响应层各自数值总体增减量不大,但期间存在起伏较多;2006-2010年期间,旅游生态安全的状态指标指数和响应指标指数在压力指标下反应更加迅速。鉴于此,西藏应采取提高旅游产品开发质量、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居民及游客环保意识等措施来提升旅游生态安全,以促进区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旅游生态安全研究进展

高速发展的旅游业带来巨大经济收益的同时,也引发了生态环境问题,环境和资源消耗属性决定了旅游与生态的对立统一关系。在研读了大量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旅游生态安全概念伦理、作用机制、评价预警、提升策略进行了梳理分析。旅游生态安全概念在旅游环境学、旅游可持续发展、旅游环境容量等概念的基础上建立,Meta分析证明了旅游与生态关联是双向因果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两者非简单的线性关联,随时空或政策推移而发生变化。旅游生态安全评价多通过问题解构或评价模型结合辅助方法进行,将结果反映到特定的阈值加以判断,针对薄弱环节建立的监测预警体系有助于提高污染脆弱和疲软的消化能力。旅游生态安全水平可以通过建立层级管理体制、改变旅游消费模式、建立生态创新体制三项策略加以提升,国内外研究仍然存在三方面问题:1)国内概念僵化、作用机制识别不清;2)指标联系断裂,缺乏质量和动态评价;3)预警单一化、尺度小。未来旅游生态安全研究可能由旅游可持续走向旅游生态韧性和旅游生态效率。

基于DPSIR-SBM框架的旅游生态安全时空动态及影响路径——以云南省为例

该文基于跨时期的DPSIR-SBM理论框架遴选评价指标,利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探查2007—2019年云南省旅游生态安全系统的时空动态特征,并借助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剖析关键因素的复杂交互影响路径。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云南省旅游生态安全水平呈波动上升发展态势,各市州发展差距逐渐缩小,极化发展的“马太效应”有所减弱;②各市州旅游生态安全等级的跃升态势明显,旅游生态安全水平经历了极化布局至均衡化布局的演变过程,并在期末总体表现为“核心—边缘”式空间结构;③影响旅游生态安全水平的原因具有非对称性及多重并发性,实现高旅游生态安全水平的影响路径包括多元要素聚合型、政府投入弥补型,导致非高旅游生态安全水平的影响路径包括产业基础薄弱型、核心要素抑制型。

汾河流域旅游生态安全时空格局演变与影响因素

基于PSR模型构建旅游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Max-DEA软件、空间自相关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2010—2020年汾河流域35个县域旅游生态安全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及主导因子进行探析。结果表明:(1)时序演化上,2010—2020年汾河流域旅游生态安全水平整体呈“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W”型演变态势,多集中于“敏感级”且缓慢趋向“临界安全级”。(2)空间格局上,汾河流域旅游生态安全水平空间分异特征显著,呈现出整体和区域两种空间演变格局。(3)空间相关性上,汾河流域旅游生态安全存在较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全局空间关联经历了由弱相关向强相关的演变。(4)影响汾河流域旅游生态安全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发展强度、旅游资源禀赋吸引度和生态环境保护力度。